第一章：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这种说法，好像是笑话，实际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如不去认识它，乍一听好像是说海话，但如仔细结合中国的语言文字特征，传统思维方法特征，历史制度特征等方面认真地思考一下，便会感到这不是说笑话、海话，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只有从实际上才能回顾历史上的种种客观事物，用今天的眼光认识它的本质，包括其产生、发展和作用，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语言、文字是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从远古汉族就形成的。中国汉族语言的特征，是单音词组合的词语，如“我吃饭”、“你走路”，纵然南北各地方言语音有种种不同，差异很大，但语词分子、组合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音调也是单独的、而且都有音调上阴阳上去入五音的变化，而且口音的不同，并不影响阴阳上去人的音调的变化。如诗韵中山西读平声的字，广东人也照样读平声；山西读入声的字，广东照样念入声，尽管声音差异很大，而调子却一样。现在一般说普通话中没有入声，但严格讲：中原音韵还是有入声的。北京音也有入声，京剧演员在韵白及唱腔中都要把入声读出来。这里先不专门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因为这是题外话。但先明确这点，却是和八股文的产生大有关系的。
单音词语特征，又有阴阳上去入五音构成抑扬顿挫的音节，这样就使语言在读音上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节奏的和谐、回荡，听起来好听、读起来有劲，这种语言特征，是产生中国各种诗歌韵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产生八股文的主要因素之一。八股文是要读出声的，学习八股文，首先在于读书、背书，读八股、背八股，所谓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越读越有劲，像唱歌一样，直接从声音上得感受。这是八股文在声音上的特征之一，也是产生的因素之一。
文字是语言词语的符号，单音词语，就是单音字，在形体上整齐画一。抑扬顿挫的单音词和整齐画一的形体字，这就给语言上、文字上整齐和谐的对仗、对偶准备了自然产生的条件，也给后来的八股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从无到有的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了。而这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说：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易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俪辞，卒然成对。”
刘勰所举例子，都是《书经》中《大禹谟》篇中的例子，所谓“所营俪辞，卒然成对”，就是说所写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写骈体文，而是自然成对。为什么自然成对呢？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具备了成对的特征。其实不但刘勰所举“罪疑惟轻”两句成对，其上下文也是对仗的句子。现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这段话中，“临下”、“御众”、“罚弗”、“赏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对”的吗？这种能够“卒然成对”的语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献《书经》，而在现代人读来，如“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的对仗句子，不但好读好记，而且也并不难以理解。这种语言文字特征，是产生发展为四六骈文的基础，也是发展成八股文的基础。因为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对的，等于长对联。但又不是纯粹的对子，而是加入许多虚词，包括连接、转折、语气“且夫”、“夫然后”、“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词语的对子。但对仗的语言文字，却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础，没有对仗，便没有八股文。清人汪随山《松烟小录》说：
“柳宗元《故国子监祭酒兼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骈体小句，大类后世制艺中之二比。”
这段文字形式如何，现分两小段引在后面，可以参看：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安定，首先在于经济政治的安定，在于人材的和平涌现，国家行政人材的不断接替。汉代人材的涌现是乡举里选，有如乡里逐层推荐。魏晋六朝国家动乱之际，讲求门第氏族，寒门子弟无进身之阶，人材涌现不平衡，也是动乱根源之一。唐初采用了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以迄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自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开始，国家利用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任命官吏的办法，延续了一千二三百年，以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制度，是相对合理的。关系到文化的长期绵延，人材的不断涌现，各朝政治在各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各种权力能在和平情况下交接。这对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试制度遴选人材，给每个人以相等的竞争机会，相对说来是比较公平的。对参加考试的竞争者来说，不管其将来考试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先学习文化，学会考试的内容，学会竞争的本领。从个人讲，固然有考中与考不中得失之忧，而从整个国家民族讲，则不但能在各个历史时期，遴选人材为国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学子读书苦学，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绵延、发展、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光辉历史文化，这和历代的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
考试制度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考试内容和范围，以及表现形式的制定，是为了便于考试评定程度，分别成绩优劣来制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难度，但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纵然表现方式不同，实际也还只是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因为这种凭文章考试的办法，首在考试其在共同知识基础上的思路条理、见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总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试，而是一种包括高级智力测验、政治见解观察、作人处世观考察的综合考试。“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比较能达到这种考试测验客观要求的有效工具，是为了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文体，而其难度所显现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点。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过来观察历史事物，我们应该对这一历史事物有一较客观的理解和认识，不然，对这一延续了五六百年、涌现了数不清的历史优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训练学子，进行考试遴选人材的制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云亦云、莫名其妙地乱骂。受了现代教育，有一点现代科学观点的人，对历史事物，不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实际的客观科学认识吗？
“八股文”是因了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条件、对仗思维特征，传统文化儒家的五经、《四书》等文献理论教育内容，以及遴选人材、考试目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条件限制十分严格，写作难度很高的文体。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引清人焦循《时文说》，江国霖为梁章钜《制义丛话》写的“序”，论“八股文”之体制道：
“至其体制，焦循〈时文说〉曰：‘御宽平而有舆思，处恒虑而生危论。于诸子为近；然诸子之说根于己，时文之意根于题，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江国霖〈制义丛话〉序曰：‘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辞赋，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曰代圣贤立言。圣贤而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题目非圣贤语，而为阳货、孺子、齐人妻妾，与夫权臣、幸臣、狂士、隐士之流，亦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则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
这段文章说“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
“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０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０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０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清代学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发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这里只引未考中的钱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进士的李慈铭、进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后作了两江总督的所谓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三人的话作为代表，以见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八股文的议论，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只此亦可见其一斑了。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
“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
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到清代末年，废除八股之前，关于八股的争论，仍囿于清代前、中期的论点。《清经世文编》卷一二０载李长源《考试论》云：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外此则不遑涉猎，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非所素习，措置无从，皆因仕学两途，以致言行不逮。”


第五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八股文与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而说到科举考试，除前文所说一些考试程序，及府、乡、会试这三级考试制度而外，尚有三点，必须注意到：即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的衡估；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艰苦性；考试弊端及科场狱。在大体介绍完考试程序、制度，照现在说法：地区级、省级、国家级考试情况之后，再大体介绍一下这三方的概况，在全面理解清代八股文和考试制度上是有帮助的。
先说第一点：我国历史上国家遴选人材，任用官吏，在汉代用的是乡举里选，九品中正的办法；六朝时南朝因南渡偏安，家族势力影响政权，遴选人材，一时讲求士族门第，所谓王谢门第，高不可攀。到了唐代立国，国势强盛，政治稳定，便以诗、赋开科取士，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样给年青才俊之士，以一个公平合理的进身竞争机会。其后宋、元、明、清一直采用这一科举考试制度，尽管考试文体不一样，公平竞争的机会还是一致的。清代继承明代办法和考试内容，后来在乾隆时除八股文而外，又加了试帖诗。作通八股文、试帖诗，已经是很难了；作好那自然就更难。正因为其有相当难度，所以对各级考试说来，才能有所区分，有所遴选。从国家的角度讲，才能真正遴选出聪明才智、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从个人的角度讲，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奔竞的目标。纵使寒家子弟，一旦金榜题名，便能致身高贵。不然，纵使富贵之家，子弟不肖，便也日渐没落。在客观上，也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但是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机会也不是平等的。有竞争，便有胜利者、失败者、幸运者、倒霉者……而竞争者本身，条件也各不相同，有聪明、有平庸、有愚鲁、有努力、有懒惰、有健康、有疾病、有遇到名师的、有求教无门的、有富贵的、有贫穷的……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戏剧、小说中这样的角色太多了，且不说，就是真实历史人物，这样的情况也很多。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
清初大诗人王渔洋：顺治七年十七岁，童子试进学成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连登中第六名举人；顺治九年十九岁，会试报罢落第归。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中试，因故未殿试。顺治十五年，补殿试，二甲成进士。
清中叶林则徐：嘉庆三年（即一七九八年）十四岁进学成秀才，嘉庆九年，二十岁，中二十九名举人，嘉庆十年、十四年两次会试落第，嘉庆十六年二十七岁，会试、殿试二甲第五名成进士。
再如清代后期的近代人：张之洞二十六岁一甲二名进士及第。著名的洪状元洪钧，同治七年二十九岁时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再晚一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光绪十五年二十二岁时中举人，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时成进士。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在八股文科举考试中比较顺利的，所谓少年科第。清代二十岁以前会试中进士者，也很多。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记载了许多人，大多十八九岁就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些同现在名牌大学的少年班一样，大都是早慧的。而一般每三年一届的会试、殿试，取中均在三百人左右，用现在的话说，也还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特别年青、特别年老的在少数，大多是二十五到卅五之间的年龄。这是正常的科举年龄，但是也有八股科举考试不十分顺利的。如清代后期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道光三十年二十一岁时入学成秀才，考了十一次举人，都未考中，直到第十二次经过二十年，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又经过五次会试，至光绪六年，即又过了十年才成进士，前后经过三十年，成进士时已经六十一足岁了。他有一枚藏书章，上刻朱文：


因而考中考不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文章的好坏。这在文风发达的省份更是如此。有时好文章多，阅卷官的标准自然相对提高了。
清代乡、会试卷子，中与不中，在放榜后自己可以领回卷子，得中可以刻出来刷印分送亲友；落第的也可以研究文路，未得中的原因。梁章钜《制艺丛话》记祟祯末有艾南英是八股名家，会试却落第，领回落卷，知卷子落在当时较有名的项水心房中，第一篇八股文，只圈点了四句就丢掉了。艾很生气，把他几篇文章都刻印出来，前面加了序大量分送。序中说士子三年用功，不远数千里到北京会试，而试卷房考官只看四行，就弃置不顾，这难道是有人心的人的行为吗？刊书到处散发后，项水心声誉大受影响。不久明朝就亡了。这个故事就今天来说，也还有现实意义。在今天高考中，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最好把卷子也能还给参试者，那怕收一些复印费，也是好的。清代墨卷由抄手改抄朱卷，防止从笔迹中认识熟人，考官作弊。
清代另一点八股文府、乡、会试特征，就是不限年龄与次数。《儒林外史》小说中的例子先不去说他。就说真实的，这种情况也很多。最有名的是广东顺德人黄章，康熙三十八年已百岁，长途跋涉数千里到北京参加顺天府北闱乡试考举人，入场时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字，曾孙打着为之前导。这样故事还有，如写科场考试专书，可以多介绍，在此重在讲八股文，书中不赘述了。
二是八股文科举考试，不论府、乡、会试在考试的时候，都是十分艰苦的。故事很多，具体环境、考试情况等等，在此也不细说。这里只引一篇《制艺丛话》中所录，说到八股文写作经验的《应试文自叙》，以见一斑。作者即崇祯时八股名家艾南英，宇千子，东乡人。《明史·文苑传》有传。文云：
“余以童试受知于李养白先生，其明年为万历庚子，始籍东乡县学，迄万历己未，为诸生者二十年，试于乡闱者七年，饩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学使者凡六人，于是先后应试之文，积若干卷……乃取而寿之梓，而序所以梓之之意曰：
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旧制，诸生于郡县有司按季课程，各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为观风，二者既非诸生黜陟之所系，而予又以懒慢成癖，辄不与试。独督学试者，于诸生为职掌，其岁考，则诸生之黜陟系焉。非患病，及内外艰，无不与试者。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达于乡闱。不及是者，又于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长。故予先后试卷，尽出是二者。
试之日，衙鼓三通，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绯坐堂上，灯烛闱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露立，左手执笔砚，右手持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捡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果腹赤踝，至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悚僳，以下大都寒冱，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萐自如，诸生什伯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放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熏腥杂，汗流浃背，勺浆不入口。虽设有供茶吏，然卒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就席命题，一以教官宣读，便短视者，一书牌上，吏执而下巡，便重听者。近废宣读，独以牌书某学某题，一日数学，则数吏执牌而下，而予目短视，不能咫尺。必屏气询旁舍生，问所目。而督学又望视台上，东西立了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四顾、离立倚语者。有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絷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
所置坐席，取给工吏，吏大半取渔所费。仓卒取办，临时规制，狭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缝，据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坐诸生，常十余人，虑有更号，卒十余坐，以竹联之，手足稍动，则诸坐皆动。竟日无安境。且自闽中一二督学，重怀挟之禁，诸生并不得执砚。砚又取给工吏，率皆青创顽石，滑不受墨。虽一事，足以困其手足力。不幸坐漏痕泳檐所在，霖雨倾注，以衣覆卷，疾书而毕。其受困于胥吏之不谨者又如此。


第六章：八股与私塾教育
八股文同明、清以来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认真严格、踏实持久的长期教育，是教不会写八股文，更培养不出科举人材的。所以要理解八股文的历史本质，也必须把我国长期的教育制度作一个深刻的回顾，大体了解一下它的具体情况，并以现代的观点分析一下它的历史本质。这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重视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体系、有一整套符合实际的理论。《礼记》中《学记》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论文献，一上来就对学习教育的政治作用、社会作用，给以十分充分的肯定。而且把传统习惯形成的教育制度纪录下最早的完备系列程序。如：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为什么说“各种私塾”呢？因为所谓“家有塾”，这个塾到后来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份在内。以此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如初读二三十个短句，学生很快读熟，背诵时，速度很快，如流水一样。老师便在下次教读新书时，多读二三十句，至五十句上下，如仍旧能很快读熟，背诵，便再加一些。据我幼年小学挂名，在家读私塾的记忆，老师虽是师范毕业生，但教读老书，还用老办法。读《论语》时，我一般每天读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诵如流。而有的小同学，读三十句书，背诵时还结结巴巴。而另外一名聪明记忆力特好的同学，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在四五个读同样书的学生中，就有三四种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进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别更大。而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的多。因为留级生制度不能保证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学学生的积极性，往往因此而丧失学习的信心。小学尚可，中学更是如此，大多留级生因丧失信心而不能完成学业。现代学校当然不可能再用私塾的办法，但我们必须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认识历史上私塾教育的科学性。而不能人云亦云，毫不费力地重复本世纪初、本世纪前期维新时期、五四时期的片面看法。
私熟中读书教育，首重识字和背诵，教师教读句逗，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如教读“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句时，必在第二个风字、雨字右上角画个圈，作为标识，教读作去声，即“春风风（读如奋）人”、“夏雨雨（读如育）人”，这样使学生在读书时，通过拉长声音的大声诵读，自然而清晰地区分四声，记牢读音，这也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为把《四书》、“五经”读熟，背诵如流，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要学会写字，不但要会写毛笔字大楷、小楷，而且为了追求更高级的科举考试功名，还要把字写的更好，写成馆阁体高级书法艺术水平的字，达到翰林院的标准。虽然从纯书法艺术讲求，翰林馆阁体字不是最高水准，但从端庄整丽角度来看，这种字体是有代表性的。能写这种字的人，其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态度，一般都会影响到他从事任何工作。这样私塾教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为学会作八股文所下的基本功，初级阶段，就是读书背书、写字写大小楷、对对子三样。如从时间来分配，如每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写字二小时，对对子一般只半小时或一小时，带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学时进行。以上是前期初级阶段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就要开讲，讲《四书》朱熹的注解，再读八股文选，再开始学写八股文。


第七章：八股文教育特征
八股文是在严格的长期传统教育之下学会的。其本身是限制很严，很难写而更难写好的一种文体。为此要明确八股文难写之程度及种种难点，必需先明确八股文教育之特点，然后才能进一步讲述其难点。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如前文所述，首先是熟读背诵大量古书。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这个熟读不是一般的熟，而是要能作到提到那里背到那里，真正所谓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这不要说一般记忆力差的小孩难以作到，即使是聪明小孩，记性很好，要把这一大堆古书背熟，也要利用和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强，而理解力较差、尚未成熟的特征。也强调读熟背诵。而且反复强调一个“熟”字，根据不同智力，宁可少些，但要第一次时就读熟，决不能让其夹生。使其记忆库中，第一次即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个要求是符合儿童生理实际的，所以做得到，有效果。第二是利用语言声音节奏与习惯的自然合拍，会产生记忆效果的经验。传统习惯就是高声或低声诵读，总之是要读出声音来，这与汉语的声节特征有关，纵使重复几十遍、上百遍，也不会疲劳，而且易于记忆。这种方法，从很古就已形成，而且读的很节奏，有腔有调，即所谓“弦歌之音”。《史记·儒林列传》记伏生弟子欧阳生云：“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所谓“诵习”花不少时间和很大气力。而且读熟的书，要保证不遗忘，这就要随时复习，不然，虽然一时背熟，很快便要回生，遗忘，前功尽弃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思考历史，会发现这种教育手段是肇自先民，起码从周代就开始了，或者更早。《论语·学而》第一，开宗明义便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突出“学”，再强调“时习”，这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得以绵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也是符合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因为说到底，民族文化的保存流传不是在图书馆、博物馆、名胜古迹……而是在一代一代部分活人的脑海里、记忆中、思维中。舍此而外，那就谈不上什么民族文化了。这种教育手段之有效性，在于强调了符合人类生理智力特征的三个环节。第一即充分，就是高声朗读。这同佛教和尚念经的方式不同，旧时俗谚说：“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和尚念经的方式是从印度佛教传来的。只是重复着念同样的经文，目的只是念。而不是为的记忆、理解、接受文化知识，以及学会作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最后作官等等。再有高声诵读，熟悉文字声音节奏，对于学会写文章、写出流畅的文字，大有关系。过去说学作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哼。”其实不但作诗，作文同样如此。尤其是文言文，只要读熟背诵若干篇名文，你自然理解语言节奏，虚实字的位置，自己执笔为文时，自然不会弄错，写的十分流畅。其实写白话文同样如此，只要一读出声音来，马上会发现文字中的毛病，或多字，或少字，或有不衔接处、重复处，这就是中国文字诵读的重要性。第三用大量时间的温习，即第一次读熟的书、已经背诵十分流畅的书，为了防止遗忘，有步骤、有计划地再复习诵读，一遍两遍，这是保证永久记忆、扎实基本功的有效手段。因为一般人读书第一次记熟背诵，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常常记得快，忘得也快。所以必须花更多的时间用于复习，才能巩固记忆，这在孔子时代就特别强调“温故而知新”。两千多年来一直强调这点，直到明清八股文教育时代仍然如此。由于这三项有效的措施，保证了熟读背诵大量古书的可能性，同时也强化锻炼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记忆力。所以老一辈长期读过私塾教育的人，大多博闻强记，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并非完全出于天生，更多的是读书时期的强化锻炼。其中天份好的，能表现出惊人的效果。也像现在智力突出的儿童一样，历史上也不乏记忆力惊人的例子。《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闺四月十五日就记有“孝感李生维埙……年甫十三，此次默《十一经》入学，日前招来面试，聪颖异常。”（按汉立《易》、《诗》、《书》、《礼》、《春秋》于学宫，谓之“五经”。唐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唐开成年刻石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加《孟子》为十三经。白文总字数为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按林日记所说“十一经”，一般是少《孝经》、《尔雅》。）不过林则徐《日记》所记的李维埙后来似乎并未成为大名人、大学者，或者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式的人物。而清代大学者中也不乏，如乾、嘉时著名史学家邵晋涵，字二云。据《年谱》记载：十二岁时，参加县试，知县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经》一字不失。这都是真人真事。


学作八股文，开始只学着作“破题”，谓之“开笔”。等写了若干个破题之后，教师看写的有点意思了，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然后再学写中间的长对子“排比”，或四、或六、或八，然后再学写结束语“大结”。这样由学写破题开始，直至学会写中间各股以至大结。就叫作“完篇”或叫“成篇”，这就算学会写八股文了。《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写马二先生问匡超人道：“你当时读过几年书？文章可曾成过篇？”匡超人道：“成过篇的。”这就是说匡超人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了。所以马二先生出题目让他作一篇试试看，后来匡超人也考上秀才。综上所述，是八股文教育第二个特征。即先读完经书，再开讲、再开笔作文。一般前六七年甚至八九年中，都只是熟读背诵，不讲解，也不作文的。
八股文教育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学习写八股文，是惟一的作文。除此而外，教师再不教、也不让学生写其他文章。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还是科举未废、八股未废的时候，因而也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在周遐寿老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附有戊戌年（一八九八年）旧日记，记有鲁讯当时所作八股文、试帖诗题目。文题：
《义然后取》
《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左右皆曰贤》
《人告之以过则喜》
作者在摘引日记中八股文、试帖诗题后再加按语道：
“这些八股文、试帖诗，现在说起来，有些人差不多已经不大明白是怎么样的东西了。但在那时候是读书人惟一的功课，谁都非做不可的。”
这正说明八股文教育时代，就是所谓学写文章惟一的就是学写八股文。舍此之外，更无其他作文。每个读书人，不管你后来各级科举考试中考得中还是考不中，不管你后来是诗人、古文家、或各种大学者，或是大小官吏……总之，不管你后来如何，而在书房中学写文章时，都是学写八股文的。再有这种先读熟大量古书后才开笔作文的教育方法，一直到清末废除八股文之后，在各地乡间私塾中还延续着。据《胡适自传》，适之先生虚龄十四岁由家乡绩溪到上海读书，先上梅溪学堂，在家乡已经读完《孝经》、《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已经能看《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书，且时有心得，这样的水平，但却没有开笔作过文章。老师问了之后，给他出个“孝弟说”的题目，他勉强写了一百多字，这是他生平第一篇作文，就是这篇作文，使他一下子由第五班调到第二班，一天之中升了四级。亦可见当时传统八股文教育，首重读书，次及写文的特征。
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四，是在读书同时，重视同时培养写文、写诗的“文字小学”基础，即俗话说的“对对子”。因为八股文、试帖诗都讲求严格的对仗，而讲求对仗先必须对每个字的字义、读音四声，各种变化有确切的掌握，这是文字上的扎实基础，必须从小时锻炼起。这种教学手段起到三种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启发儿童运用文字、组合文字积极思维的兴趣；二是打下辨别字音、四声、字义、词性，进一步活用典故的基础；三是逐步引向学会组织长对子，为写八股文、试帖诗，自然而然打下组织句子的基础。
由于汉语、汉字的特征，对对子是我国语言文字的特殊形式，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明它在八股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对对子在旧时书房中是开笔作文之前的必修课，每天于下午放学前进行之，花时间不多，而效果却很大。一般读一两年书的学生即能参加这一学习活动，由二字、三字到五言、七言，视学生程度，由教师出上联，学生对下联。一般学生对读书不感兴趣，高声朗读总是在教师的严格要求之下完成，因为重在记忆，读时不容思考，先以熟为主。对对子则不然，要让学生思考，这中间就显现了学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才情，不同的想像，因而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写秃先生教学生对对子道：
“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题曰‘红花’，予对曰‘青桐’。则挥手日平仄弗调，令退。予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久之、久之始曰来！予渐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


这段文言小说把旧时私塾教师教儿童对对子写的极为简洁传神，写儿童已能辨字义，理解红、青、花、桐等字词性，自然这种理解是从生活和读书中自然形成的。而平仄声尚不理解，教师亦不能从理论上向儿童讲明，而用直接教育法启发、教育。如说写作教学，这便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启蒙写作教学。字音、字义、词性、词组、结构，在天天对对子的教学中，便日积月累，记熟了，能熟练掌握了。这中间，有两种工具书，必须记熟、用熟，一是《声律启蒙》、二是《诗韵》。第一种是儿童启蒙读物，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等，不读或也可以。而《诗韵》则是一生都要查阅的、非熟不可。把诗韵记熟了，自然各个韵部平仄四声的字也记熟了。
八股教育特征之五是书写教育，从小自教师把笔描红、写仿影、直到自己临摩、写碑写帖，每天一般大楷一张，小楷四行到半页，在书房中读多少年书，也就写多少年字，纵然进了学、考上秀才、中了举，写字的功夫，还要天天进行，真可以说是雷打不动。到京会试、放榜之后殿试，除去看文而外，还要看字，字好才能进入一甲、二甲，即中状元、点翰林，这是清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誉，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希望。殿试试卷是白折子，写半寸见方的恭楷，要有欧阳询字体的刚劲骨架，又要有赵盂頫字体的妩媚外形，俗谓“欧体赵面”，也叫“馆阁体”，一般叫“折字”。把这种字写好，才有点翰林的希望，所以这种字也叫“翰林字”。这是当时最规距好看，符合标准的字体。
清代自童生考秀才开始，到考举人的乡试、考进士的会试……总之不论大小考试，试卷都要恭楷抄写，不得涂改。卷子如字迹潦草，或有涂改超过规定之二三字时，便叫作“污卷”，就丢到大字纸篓中不去看了。考试官根本不看，再好也没有用，自然没有取中的希望了。因而当时读书人，由小到老，对于写字十分重视，正式文稿、公事等，一律要用恭楷誊录，这不只是书法好坏的问题，而是从小养成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好习惯，这是更为重要的。
清代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六，是把读书与看书分的很清楚，把看正式书与看闲书分的又很清楚。私塾中读书，俗名念书，是指高声诵读，一遍两遍，能够背诵。看书则是指阅读。如现在的阅读课外书籍。私塾儿童，一般读熟一部《四书》之后，就具备了阅读一般文言古书的能力了。《胡适自传》记载他在乡间读私塾时，十一岁读《纲鉴易知录》，后又看《御批通鉴辑览》，后又看《资治通鉴》。而且只有《纲鉴易知录》有句逗（即书上印有句点，不过不是今天的标点符号）。其他两部书，都要自己用朱笔一边点句子、一边阅读。叫作“点书”，开始似乎较难，但很快便提高阅读能力，可以阅读各种文言古书了。以上这种阅读也是在教师的指导安排下进行的。
旧式私塾是不提倡学生看小说的，俗名“闲书”。但一般有了阅读能力的学生，课外总要阅读些小说、戏剧，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西厢记》、《红楼梦》之类的书，就看所处环境及读书条件了。如生长在城市中或藏书之家，得书较易，便可多看到。如生长在穷乡僻壤的穷困家庭，自己无书，也无借处，有钱也无买处，更何况寒素无钱等等，这就除去所读经书外，很难再看到其他书了。
以上六点，可以说是八股文时代私塾教育的特征，如果简单归纳成几句话，那就是：经史典籍，学生自读。温习背诵，直接领会。思维训练，高速有效。扎实细致，自然学好。也就是：教师不大说话，最大限度发挥学生学习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是自己学习。现在教育中本国语文教育最大的缺点，就是内容肤浅，教师废话过多，浪费学生时间过多，学生没有时间自己读、自己思考，学不学，一个样，小学、中学，十二年学下来，没有旧时三四年学习的效果好。可惜现在已很少人注意这点、明白这点了。因而现状也难以改变。
说明清代八股文，先必须把八股文时代的教育说透，为此在介绍八股文教育之后，又写了此文，突出地分析了六点特征，我想对于认识历史上八股文时代的教育情况是有必要的。再有以上所讲，还只是初步教会学写八股文的步骤，但如何写的更好，如何不断提高，各人的天分不同，用功程度不同，指导教师又不同，所处环境也不同，那成就也就多种多样了。清人王巳山字步青，编有《塾课分编》八集及续集，是很著名的八股文教材，其《自序》略云：
“余老于砚田，与生徒口讲指画，后先五十年，其所课读，必相其材，视其候，不敢以意漫尝，庶几其有成就。今且屏迹课孙。爱汇集诸选小题之文，分为八集。初一日启蒙，导其源也。次二日式法，正其趋也。次三日行机，畅其支也。次四日参变，博其趣也。自是按之愈深，则为精诣。恢之弥广，则为大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为老境。谨严之余，溢为奇怪，是为别情，凡兹八集，等级分明，而指归自一。”
梁章矩《制义丛话》卷一引此序，并说“八集例最为简明，便于举业。”而且引翁方纲的话说：“凡初入塾者，读文以王巳山《塾课八集》为最善，学字以欧阳信本（询）《醴泉铭》为最善。凡我学侣，当谨记之。”按这部课本，也很像清末俞樾《曲园课孙草》一样，是专为教其孙男编的。但内容从目录及序言上看，较《典园课孙草》完备的多。从序言中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教学八股文，由浅入深，由根到支，由源及流，区分多么细致，层次多么分明，这位通经老儒，头脑多么清楚，衡文多么有尺度，不必看他所选的文章，就从其所列八种不同境界的标题看，就知他衡文、选文的水平多么高明，正如老吏断狱，精明到极点，庖丁解牛，以无厚人有间，即在今天，也令人叹服不已。在讲完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后，特地引了这段序言，使读者参考，从中或可看到当时的教学水平，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

八股文题目限制从《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出，但在字数上、形式上又没有限制，因此这种题目的出法很多，范围很广，形式也不断变化。比如这个题目是完整的一章书，内容完整，对孔子说这话的意思，即使现代人，也还容易思维、理解。但并无规定一定要出整章题，出题人完全可以拆开来出，如单出“用之则行”、单出“舍之则藏”，也都可以。这也还是普通的题目，但分析起来，就较全章题困难一些了。八股文的各项要求都很严格，因为题目的句子，都出自《四书》，如只出一句作题目，必有上下文。因而规定既不能犯上，也不能犯下，比如以上两句，如单出“用之则行”，你思维破题时，不能想到“舍之则藏”，想到就是犯下，不合格，不可以。反之，单出“舍之则藏”，自也能想到二句，不然就犯上了。两句连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破”起来就容易些，单出一句，分析就困难的多。因为所谓“破”，就是要一下子说出题目的两个方面，这就大有难易之分了。
如题目出以上两个单句，那还有实际内容，还比较好思维、好“破”。假如出“子谓颜渊曰”或“惟我与尔有是夫”，这就比前面两个单句更难思考了，而在八股文时代，出这种题目完全是可以的。即只出“惟我与尔”、“子谓颜渊”也可以。只要是《四书》能找到的，不管一句半句，都能出作题目。既然能出作题目，便要能写出“破”题。固然很难，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任何题目，只要写出文字来，总表现着某种或某个概念，不管它是具体的或抽象的，可理解的或不可理解的，是文字总代表着某个或某种感念，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只要是概念，就可联系思维，就可展开思维，使之多角化，就能再加以剖析，就能“破”之，就能写出破题。匠心独具，就能显现作者的聪明才智。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中间“破”得开破不开、破得好或破不好，就因难易而分高下，大不相同了。据传有出每章题上面的“Ｏ”为题者，虽不可理喻，却有人照样能写出很巧妙的破题。如何理解呢？在此先不说，留待后面谈八股文趣味时再谈。
八股文题目，可出整章书，也可出单句、半句，只要是《四书》中找得到的都可以，这还容易理解。另外还有出所谓“截搭题”者，就是把两句不连贯的连在一起当题目，有时是上一章书最后一句连下一章前一句，有时是一章中前一句连下一句前半句，或前一句后半句连下一句前半句，总之是把不能连贯的截一段硬连在一起。如这章书，可以截作“子谓颜渊曰：用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等等，看来是毫无理由的组合，莫明其妙的句子，照样可以出作题目，照样可以写出破题，写成文章，这就叫“截搭题”，当时还有人专门会写这种截搭题。自然也有不少笑话，容后再说。
另外韩菼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一章书，不长不短。而《四书》中有时一章书很长，《论语》中有上百字一章的，如《季氏篇》“陈元问于伯鱼”章、《微子篇》“长沮、桀溺耦而耕”篇，这都上百字的章句，至于《孟子》中，长的章句就更多。这样出一章书作章目，句子很多，内容很复杂。而且可以把两章书、甚或三章书连在一起出，这叫作“连章题”，这样题目的字数更多，内容就更复杂了。但仍旧先要写出两句话的破题，这从思维逻辑上讲，就是综合概括之后，再剖析之，一分为二，成为论证的各种对立面。这就是破题。这是写八股文首要的思维锻炼。写破题是手段，锻炼思维是效果。经过不断的写破题，其思维方法也不断受到严格锻炼，进一步提高，其先天才智在后天锻炼中得到充分发展和提高，提高其准确性和敏锐性，以及剖析性。
因为破题是每篇八股文针对题目展开思维立意的关键，必须准确、提纲掣领，一下子抓住题目中心并破之，使之一分为二形成对立面，然后正反、虚实、轻重、得失……相对排比论述之。清道光时学人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一开始就说：“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作八股文先要学会这点本事。所以先从破题开始，而这纵使是读书十分聪明的学生，只凭自然思维，也难领会。必须在教师指导之下，反复练习、领悟、模拟范文，启发自我思维，严格锻炼，才能作到。所以当时学作八股文，必须先学会作破题，这是一个严格训练思维的过程。


题目长短、复杂简单、可理喻不可理喻变化多端，掌握不易，这样写破题的技巧就特别讲究，据明末上海李延星《南吴话旧录》所引“八股程式”云：“破有明暗分合之殊，学者所宜深究也。夫有破即有承，承者所以承乎破也。”此文前面所释“破题”云：“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也就是这个原则。
“破题”是八股文针对题目所作的提纲，是后面议论的中心，一切议论都围着中心发挥，所以当时写八股文的人常说：“未作破题，文章由我；已作破题，我由文章。”可见“破题”之重要。
承题是承接破题要点，再加以补充说明。使论点更加明暸、圆满。如题目《不以规矩》，破题云：“规矩而不以也，惟持此明与巧矣。”其承题则云：“夫规也、距也，不可不以者也。不可不以而不以焉，殆深持此明与巧矣。”《孟子·离娄》原文：“孟子曰：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这里只出一句“不以规距”为题，正面破题，便从“不以”入手，既不要规矩，便只持“明”与“巧”。承题便深入一层说，其实并无新义。韩菼一文承题，用“正不易规”一句，说明只有颜子够这个水平。这便是把破题的一要点，又推进一步作了说明。
清道光时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中对于八股文的题的重要性，作了反复的论述。他说：
“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
又说：“文莫贵于尊题。尊题自破题，起讲始。承题及分化，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
又说：“破题是个小全篇。人皆知破题有题面，有题意，以及分合明暗，反正倒顺，探本推开、代说断做，照下缴上诸法……”
所说都是破题、承题的重要性和变化。但必须扼定主脑，尤必审乎章首、节旨、句首，就是一部《四书》不但要滚瓜烂熟，而且每章、每节、每句都要能融汇贯通，充分发挥，变化无穷，却不能参杂己意，歪曲题首。
“起讲”是八股文第三步，据李延昰所引《八股程式》说：
“起讲居其先，何言乎？起讲以题义自此而讲也。贵圆浑而忌浅露，贵高朗而忌浮游。其间有承上留下之互异，起收反正之不同，作之者当使爽心而快目，不然起不动人，后虽可观，无足尚矣。”
“八股文”叫作代圣人立言，就是主要文字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破题”、“承题”是作者为所写文章拟定的总纲，“起讲”则要摹拟圣人的口吻说话，当时叫作“入口气”，这就所谓“代圣人立言”了。八股文有特用的语气词，也可以叫发语词。即在说这一小节话之前用一语气词语领之，亦如现代白话文在论述开始加“这个”、“要说”、“按说”、“总之”、“其实”……等等口头语一样。一般承题用“夫”、“盖”，“夫”有“要说”、“按说”的意思，“盖”有“原因是”的意思。承题之后起讲，由作者语气过渡到圣人口气，发言词就复杂的多，前举如“若曰”、“意谓”、“且夫”……等词，均有加重语气之意。
韩文起讲据前引第三点所释，进一步说明，就是孔子自信对行、藏的认识是阅历得来，同此观点的人很少，虽然自信其正确性，而缺少有共同认识的人，只能独处无言，寤歌自适，不免有寂寞之感，遇到颜回，接近这种修养水平，因感“幸有以语乐”，即对颜回说的机会了。
起讲下接“起比”，亦曰“提比”，《八股程式》说“宜领上文，间提本题要字。”又说“贵乎能留也……贵乎能继也”等等。意思是提比承接起讲，为八股之首二股，实际只文章发挥议论的开始，所谓“留”，就是要给后面留有余地，所谓“继”，就是使后文便于衔接，继续发挥。此股前面“回乎”二字，前引解释，已有说明，不必再赘。今看“回乎”二字以下，“人有积生平之得力”、“人有积一心之静观”二句为首领，是一付长对子，其重要词语“力”、“观”、“终不”、“初无”、“明”、“试”、“至广”、“诚深”、“不孤”、“终秘”等字，平仄对仗，都十分功稳。作者要《佩文韵府》等韵书，读的很熟，用的很自然。但又不同于作诗，不能用四六骈文语，也不能用风花雪月等诗词典故。词语出典，都要经书中、正史中，如“不孤”、《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吾道不孤”等就曾多次提到，所以都是圣人口吻。就读者来讲，虽然是散行文字，但抑扬顿挫，两两对照，而且平仄又很功稳，有音乐感，所以很好读，读起来也很好听，自然会受到它的感染。背诵也很容易。因此学写八股文，要读熟大量别人的名文，行文口气，自然就学会了。高声诵读，对八股文说来，写者、读者、学习者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两股文字在内容上只是模拟孔子口吻，说明自己在“行藏观”上的心得，找个能理解、能接受的人谈谈。两股要两相对照。前股说“生平之得力……”是从时间上表现，后股“一心之静观……”是从自我上表现。前是从“动”上思维，后是从“静”上思维。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认识的两种形成方式了。


中比之后是后比，关于后比，在《八股程式》中说：
“后比者，欲其足乎后也，有承中比而起者，有逗下文而收者，有作题之下截者，要以深入一层，另生余议为佳。所最忌者，淡然无味，索然无辞，君子将于此观后福焉。其亦特出精神以应之哉？
抑欲其余乎后也，有咏叹而异其说者，有旁证而实其义者，有反收而见奇者，要以别有一境，畅发题情为贵。所尤忌者，与中合掌处末曳尾，有司将于此观后劲焉。其亦更抒藻思以成之哉？”
这也是“两股”文章，论八股后比之要点。简单说就是在后股要生发新义，所说“足乎后”及“余乎后”，“足”是发挥充足，“余”是留有余味，好的后比要“另生余议”，“畅发题情”，韩菼这篇文章，结尾后比两股，是专作“我尔”二字，在前面中比之中，把“用舍之交”、“行藏之疑”已作了充分的论述，在此则专从我、尔修养着笔，虽人事之变迁，我尔自能各行其素；虽积道德而不争气数，均是理想的修养境界，又以极达观的语气抒发之，这就是《八股程式》中所说的“另生余议”、“抒发题情”，虽是八股文章，但摹拟孔子语气，和颜渊说话，有深厚的感情成分。
而这种感情成分，不是突然而起的。在中比与后比之间，又有两句“过接”，这里两句“过接”，均用“念夫”，高声诵读时，便使人有回肠荡气之感。情感从语音中自然表现出来。
文章最后，在明人谓之“束股”。不同于“大结”，简单说，就是结束语。《八股程式》论“束股”云：
“束股以筋节为主，当使言简而意赅，以余波见长，勿令一往而易尽其束与结也。或散行一段，或与起相应，或更作一势……呜呼，文无定法，岂斯言之所能赅然。规模略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八股文由破题至大结，在章法起、承、转合，讲究的非常细，每一部分如何思维，如何表现，讲究各种手法，非常细致。但又都是抽象的，各种题目不同，各个作者的思路、聪明才智又不一样，纵然同时读书，程度、基础近似，而各人想法各不相同，正亦如古语所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文章的表现，也自是各不相同。所以《八股程式》作者最后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韩菼此文结尾，十分简洁，只是灵空的四句话，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不作具体结束语，正是传神处，把孔子说话的语气形象地表现出来了。所以这种八股文并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有感慨、有情致、能引起人共鸣的意思深长的文章，所以被视为名文。
叶公好龙，不能看到真龙就害怕，要知道麻雀，就要解剖一个麻雀看看。要知道桃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吃一个桃子尝尝。如果空说“八股文”，而不举一篇八股文，将其实地分析一下，看看究竟什么是八股文，那只是人云亦云，只是姑妄言之姑听之，并不能真对八股文有所认识。因而我在讲了前面几个题目之后，在此先举一篇文章，以我们现在仅有的水平，对之分析认识一下，这样举例认识之后，说到“八股文”，便有了具体感性的知识，就不是人云亦云地盲目空谈了。

《不亦说乎有朋》
说以学而深，即可决其朋之有矣。
夫说生于时习，即生于学也。以学及人，而朋之有也。不可必乎？
且夫人果能说诸心而研诸虑，则亦何至朋从尔思哉？虽然津津有味，固足征闭户之功，而落落无徒，奚以集出门之益。勿云：适我愿兮；遂不必云：与子偕臧也。
如学之贵乎时习也，昔吾门有参也。尝以传之不习，与为人谋之不忠，交朋友之不信，一日之间，三致意焉。习之不可已如是夫。而今既习矣，且时习矣。
斯其情不觉其可厌，而觉其可欣矣。孜孜于学问之途，而优焉游焉，自有无形之判渔，虽锡以朋贝，未若此衷情之愉快也。
斯其意不觉其甚苦，而觉其甚甘矣，勤勤于行习之地，而怡然涣然，常多不尽之低徊，虽飨以朋酒，末若此意味之深长也。
顾吾思周易六十四卦，而说之象独见于兑，故曰兑说也。又曰说言乎兑，盖一阴进平二阳之上，有说之象焉。
而吾为象传则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然则说之生也，固由于习；而习之讲也，又赖乎朋。惟然而朋之有也，可进念矣。
以朋而浅言之，则缟紵之襍投，可以悦吾目焉。笙簧之并鼓，可以说吾耳焉。苟非有朋，将处里巷而寂寥谁语。未免抱凉凉踽踽之悲。
以朋而深言之，则感发吾善，心所谓动而说焉。纠绳吾过，举所谓止而说焉。苟非有朋，将入修途而孤陋自伤，何以收切切偲偲之效。
以云有朋，非说之后所不可少者哉？
夫说非可幸致，宜先勤尔宝之修，而朋必以类招，乃可集他山之助。
吾学成朋之来也，无远弗届矣。又岂止悦焉而已哉！
《国人皆以夫子》
有皆以为然者，齐人之望大贤切矣。
夫孟子所为，非齐国人之所知也。然因饥而有望于孟子，国人不皆有然哉？
陈臻述之以为，大则以王，小则以霸，此吾党所期于夫子者也。乃吾党所期于夫子者，未能如愿以偿；而外人所期于夫子者，又且相逼而至，窃叹夫，子一身几为人左之而右之也。
臻今者有以见国人之意矣。
夫聊摄姑尤之众，实繁有徒，在平日久乏抚循之司牧，故于夫子也，如孩提之赖慈母，常切瞻依。
而旱干水溢之余，饥馑洊至，在今日，更觉启处之不遑。故其于夫子也，如疾病之求良医，倍形迫切。
甚矣，通国之人有待于夫子也，不且皆有所以哉？
就国而言，近之则在国中，远之则在郊外，其为地不一矣。乃近者素所亲炙曰：吾见夫子有忧民之容也；远者得自传闻曰：吾知夫子有就时之论也。盖无论远近，而当此饔飧不给之时，人人心目中有一夫子，或挽之于前，或推之于后，则远近同也。
就人而论，贤者则为君子，愚者则为小人，其为类不齐矣。乃贤者之意婉曰：夫子能如是，是吾大愿也；愚者之词戆曰：夫子不如是，是不为大贤也。盖无论贤愚而当此年谷不登之日，人人梦寐中有一夫子，或挈之于右，或提之于左，则贤愚等也。
夫国人之议论，亦多端矣，衅钟之废牛，皆以为爱也；郊关之有囿，皆以为大也。侃侃而谈，几若成为风气，而兹则夫子固已自开其端也，岂得诿咎于国人。
即国人之于夫子，拟议非一朝矣。伐燕之役，皆以为夫子劝之也。蚳蛙之去，皆以为夫子使之也。悠悠之论，可以置若罔闻，而兹则国人固非无因而至也，能不情质之夫子。
噫！
好货好色之君，久无大略。齐之君无可以矣。正惟齐之君无可以，而人至无可如何，其责夫子也倍切。
庄暴陈贾之辈，岂有良谋。齐之臣无可以矣。正惟齐之臣无可以，而势且坐以待毙，其望夫子也更深。
盖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也，可乎、不可乎？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于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丁酉浙闱题）袁昶《于湖小集》卷二载《沤移拟墨》
匡鲁政以王道，因自述为学之次第焉。
夫政必出于学，德礼其本，政刑抑末耳。而学为成德，又有年力次第焉，非进欲善鲁政，退欲善鲁政哉？
今夫政术与学术，一源而已。政学分而天下响乱，于是法家兵家者流，驱一世于忮，忍严酷之域。而纲沦、四维蠹、九流浊焉。于是三代德厚礼让之风，澌减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