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做了一个有关信仰的专题，约我写两句。圣诞节前夕，网络上对“中国人到底信仰什么”这个话题炒得如火如荼，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圣诞节就是西方人展示信仰的节日，而我们呢？人无信仰不行，一个国家的国民大多都没有什么信仰（除了钱），那就很危险了。
不过，当大家今天都在高谈阔论“信仰”的时候，我却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敲打一下。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当我们（尤其是作为精英的我们）在谈论信仰的时候，绝大多数都会立即把“信仰”与国家联系起来，与国家的发展前途、与“救国”联系起来。
这就让我有些警觉了。因为“信仰”这个东西在本质上是非常个人化的。如果真要很“功利”地拿信仰来“拯救”什么，排在前面的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而不是某个“国家”。
当初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的时候，就曾经铸下大错，把我们向西方学习“长技”与制度的目的定为“救国”，而忽视了人。人救不过来，国家就算救活了，又靠什么支撑？结果大家都看到，走了一百年，几乎还在原地踏步。同西方的“长技”与制度相比，信仰这东西是更加私人化的，与我们每一个个体密不可分。
我并不否认，大家有了信仰，那么由“大家”组成的国家也就有了信仰与方向，可不能因此就把本末给倒置了。我们需要信仰，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这个国家。国家倒应该为每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创造条件与“保驾护航”。世间最可怕的事，莫过于由国家来统一国民的信仰。
虽然我曾经写过一篇《我的信仰是民主》的博文，而且也竭力推崇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价值观，并期盼这些普适价值能够成为国人的核心价值的一部分，但我要提醒诸位，这些和我们今天说的国人的“信仰”是有本质区别的，甚至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国家应该有得到大家认可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但却绝对不能要求国人都要有共同的“信仰”。我们看到一些极权国家正是把某个主义与某个利益集团的宗旨当成了“全民信仰”来强制民众接受的。
我们有些信仰某个宗教的朋友也不时发出“如果中国人都信某某教了，中国就民主了”之论。作为教徒，以此话来宣扬教义，这无可非议，但如果要拿来要求国人与国家，当作政治宣传，那就很可怕了。有些信仰固然更接近民主价值，但为了民主而去号召甚至要求大家拥有某种信仰，则是很不可取的。
民主，就是让大家生活在自由、法治的社会里，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到那时，他们有权做出选择，自然会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信仰。
附一：人生十论之“救国救人”
忙了几个月，刚刚到澳洲，还没有时间同儿子去游一次水，就收到了姐姐的电话。老父住院了，半边身子已经瘫痪。于是合上刚刚打开的行李，重返机场，回到家乡随州。家事、国事、天下事，家事始终是第一位的。
回来后这些天，一直同哥哥姐姐轮流守候在父亲病榻前。父亲住在随州市中心医院，以前叫第一人民医院。再往前，也就是47年前吧，我就出生在这所医院。昨天一位从武汉赶过来看望父亲的网友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看到医院门口的那个教堂了。他说的那个教堂，以前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有琉璃瓦的楼房，我就出生在那栋楼里，我在《伴你走过人间路》里写到过。
自从29年前在同一条大道上的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后，我就很少回来。上次是6年前，母亲生了白血病。那段时间，我曾频繁出入这家随州市中心医院。我当时悲痛欲绝，唯一能够减轻痛苦的就是写作《伴你走过人间路》，最终，痛苦让我无法完成这篇纪实。母亲于5年前离开了我们。
现在，我又回来了，陪伴在父亲身边。陪伴父亲给了我一次难得的阅读、静修与思考的机会。父亲清醒时，也会同我说一会话。就在昨天，他突然说，自己一生最后悔的是1949年没有撤退到台湾去。我听后不知道如何接腔，有点哭笑不得。我安慰他说，你要是当时真撤到台湾了，世上就无杨恒均了，也没有我们姐弟4个啊。当然，我又逗他开心说，这也许不是坏事，你到了台湾，也许真能搞出个杨英九，还可当民选总统呢⋯⋯
真希望对话都能这么轻松，可惜，有一些却异常沉重。父亲今天对我说，他已经感觉到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想安慰他，却很无力。过了一会，他突然问我：你信（姓）什么？我一开始以为他糊涂了，忘记了我“姓”什么，随后发现他问的是我“信”什么，他在问我有什么宗教信仰。我心中暗暗吃惊。我知道父亲想起了我8年前回国时对他提的要求，我希望他能拥有宗教信仰。
今天，有4位网友来随州找我，和他们聊天时，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我快到40岁的时候，我回到了中国，我是回来“救国救人”的。我认为自己读过了足够多的书，走过了足够长的路，思考了足够多的夜晚，我也悟出了“救国救人”的良方。
所谓“救国”，就是复兴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真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实现民富国强，而“良方”就是“自由、法治、民主”。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推销自己的“良方”，之所以达到了“无惧”甚至“疯狂”的地步，其实就与我认为这是“救国”的良方有关——当你自以为是帮助国家强大与人民富强时，你还会觉得有什么害怕的？
当然，与“救国”相比，“救人”就没那么“高尚”与“无私”了。我并没有伟大与狂妄到要去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其实只想“救”两个人，我的父母。随着父母年岁渐增，我每日都感觉到他们的衰老。母亲还算乐观，而一向悲观的父亲，就常常被死亡的阴影缠绕得喘不过气来。
我可以在20多年前把自己赚到的“第一桶金”不用于投资，而直接汇给父母，让他们再也不受到贫困的威胁，在同事中成为最“富有”的；我也可以请他们到各地游玩，到国外去看看是否想定居⋯⋯但我却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更不用说战胜死神了。
就在我寻求“救国”良方的时候，我也无意中寻得了“救人”的良方，那就是我在西方接触到的宗教信仰。我承认，当时的我是非常“功利”与“现实”的，我认识到宗教可以帮助父母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我甚至把作为信仰的宗教当成了一种“工具”，正如我一度把“民主、自由、法治”也仅仅当成了一种实现富民强国的工具一样。
8年前，我带着“救人”良方回到父母身边，急切地开始说服他们走进教堂或者寺庙。但无论我怎么说，都没有效果。这和父母被无神论强制教育了60年有关，也和我自己有关——我自己都没有信仰，又如何能说服父母去信？
5年前，我亲眼见证了离世前的母亲如何“病急乱投医”，最终找回了那些被政府定性为“迷信”的儿时的信仰。母亲有福了，那是因为她几乎没有读过书，被洗脑得不够彻底；而父亲不但是解放前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也一直在学校当政治与语文老师，被强迫接受再教育了整整60年。
直到今天，父亲才第一次问我信仰什么。在听我解释了一通后，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辈子只有一件事没有搞清楚，就是宗教信仰。由于父亲身体极度虚弱，每天聊天时间无法超过半个小时，当他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后，就沉默不语了。
国家，是靠制度来挽救的；而人，则必须得靠信仰来拯救。
附二：
“现在的普世价值里的宗教自由，绝对不是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也不是信仰佛教的自由，而是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以及更重要的：你还拥有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也不能主办集体的祈祷等活动，美国钱币上还留下了违反‘普世价值’的东西（In God……），那上面留下了上帝的印记。”
——杨恒均《坐着思考躺着的毛泽东与站着的孔子》
附三：
不管是什么动机，包括一些要把儒学变成“儒教”，期盼借此提高全国人民的道德标准，幻想成为指导与管理国家的最高思想甚至“国教”，只要没有公权利介入，只要不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制行为，都应该享受充分得自由。
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儒学怀有很深的反感，对他们试图弄成“宗教”并可能与权力结合深感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忘记，在当今所有以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国家中，儒家变成儒教都不是一个问题（在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地方，任何人可以宣布自己的某种信仰就是“宗教”，有些宗教只有两个信徒：夫妻两人），自由主义者更要警惕的是权力：当我们反对政教合一的国家时，绝对不是反对那个“合一”的宗教（例如伊斯兰教），而是反对那个用法律的手段把宗教强制变成“国教”的强权。
——杨恒均《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