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除了思想内容以外，《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艺术性上也有其特点和成就。
在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象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黄忠、周瑜、司马懿、吕布等等，都是长时期来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作者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当然有种种原因。这里只想就下列两点稍加说明。
其一，作者写人物虽参照史实，但又不为史实所限制，而是根据人物的基本精神面貌和生活的逻辑，对史书中的材料加以增删，使其性格更加丰富、完整、鲜明、生动。凡是作品中成功的艺术形象，在塑造时都贯彻了这一原则。例如，作品写曹操谋刺董卓未成，亡命东行，于途中误杀吕伯奢一家，后又故意把吕伯奢杀死，就非常能表现他的性格特征。如果袭用旧的评语，把曹操称为“奸雄”，那么，其性格中“雄”的一面和“奸”的一面，在这整个过程里都被描绘得维妙维肖，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核以史籍所载，刺董卓的事纯属虚构，杀吕伯奢一节也与事实不尽相符(据《三国志注》引《世语》、《杂记》，他杀吕伯奢是出于误会)，这都说明作者并不为史料所限制。然而，曹操确实反对董卓，所以作品所虚构的谋刺董卓的情节与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又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这故事中所体现的他的志节慷慨、胆略出众，跟历史上的曹操的雄才大略更是密合无间。同时，历史上的曹操也确有残忍、自私的一面，倘若他在发现自己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以反，又与伯奢迎面相逢，按照他的后一种性格特点，他当然不会留下吕伯奢而给自己造成巨大威胁，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作品的这种艺术处理也是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和生活逻辑的。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艺术加工，曹操的性格特征才表现得如此清晰和深刻。
其二，作者写人物时，能够注意到形象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当然，作者对人物有自己的爱憎和评价，但并不采用简单化、绝对化的手法来描写人物以表示其爱憎、褒贬；在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方面的前提下，也刻划出次要的、甚至与之相反的东西。因此，人物的性格往往是矛盾的统一，人物并不是作者按照某种主观观念演绎出来的傀儡。
在作品中，曹操曾遭受到作者的不少批判，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加以丑化而是按照历史的真实，也着力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其他长处，甚至还虚构了诸如谋刺董卓一类的情节来突出他
的志节和胆略；而这些又跟他的残忍、狠毒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相反相成。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既不是“奸恶”这一概念的图解，也不是“奸恶”与“雄才大略”这两个概念的混合物的图解，而是有血有肉的、话生生的人物形象。
至于作品中最受赞扬的人物，恐怕要数关羽了。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但是，书中也根据历史的真实，有意识地描写并渲染了关羽的骄横与刚愎白用。例如，据《三国志·关羽传》，马超投刘备后，“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回信说马超不及关羽。但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写成关羽于马超投降后，派关平来对刘备说：“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孟起(马超字)比试高低”，搞得刘备十分紧张；孔明作书发付关平星夜回到荆州，信中说马超不及关羽，关羽“遂无入蜀之意”。(《刘玄德平定益州》)这就不仅更突出了他的“护前”，而且显示出了他的目空一切和不识大体。作者并不因为关羽是他所要赞美的人物，就不顾生活真实地使之成为毫无缺点的完人，反而以虚构的情节把这一缺点表现得更加鲜明，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骄傲和不识大体本来就是历史上关羽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他后来的失荆州和被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缺点恶性发展的结果；掩盖了这一点，关羽的性格发展和结局就会显得虚假、不可信。而正由于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并不采取简单化、绝对化的手法，我们所看到的关羽，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义勇”而又颇有点骄横与刚愎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非“义勇”这一概念的演绎。
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善于运用夸张、烘托和对比，常以反复渲染来深化人物性格，写人物多以粗笔勾勒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构成《三国志通俗演义》艺术成就的其他几个方面，是：结构宏伟，组织严密；故事情节错综多变，引人入胜；描绘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波澜壮闹；长于摹写战争。特别是最后一点，其成就与我国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相比是较为突出的。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作者都能把双方力量的对比、彼此的方略、战前的准备、战争的进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原因、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精神面貌及其作用，叙述得极其生动、具体而又极为精炼，同时把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表现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至于许多规模较小的战争如濮阳之战、宛城之战等等，也都各具特色，从无雷同之感。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