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书上，对包公有不少记载。现存的有宋朝人撰写的《两朝国史·包拯传》，元朝人撰写的《宋史·包拯传》，包公的门人张田编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以及南宋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有关记载等等；1973年，在合肥市东郊又出土了包公及其家族的六方墓志铭，为研究包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谈历史上的包公，主要是根据这些史料。
历史上的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出生于庐州合肥县，就是现在的合肥市肥东县包村；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五月，死于东京开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市，终年64岁。次年葬于庐州合肥公城乡公城里，就是现在的安徽合肥市东郊大兴集乡双圩村。现在的包公墓则是1987年改葬重新修建的。
包拯自称“生于草茅”，史书记载，他的父亲叫包令仪，曾做过福建惠安县知县，官阶至虞部员外郎。看来，他只是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而非高官显宦之家。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仰慕古代圣贤所为，有“竭忠死义”之志。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拯29岁，一举考中第一甲进士，授官为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今江西南城）。宋代科举进士一般分五甲即五等，天圣五年王尧臣榜，共取进士377人，其中第一甲为30人。包拯高中第一甲进士，授官知县，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不但可以借此登上政治舞台，而且预示在仕途上有着光明的前景。
当时，包公的父母年事已高，均在家居住，不愿远离家乡。包拯为了照顾父母，放弃建昌县知县的官职而改任职位较低的监和州税。和州（今安徽和县）虽邻近合肥，父母仍不愿意随同前往，而让包拯一人前去上任。是上任为国尽忠，还是在家为父母尽孝？使包拯进退两难。将近而立之年的包拯，是多么渴望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呀，但是经过比较，他还是毅然辞去官职，屏居乡里，奉养双亲。直到父母去世、守丧三年期满之后，已经39岁的包拯才正式登上仕途，出仕做官。包拯为了侍奉年迈的双亲，居家长达十年之久，不去做官，真可以说是“至孝”。由此足以证明，包拯绝不是孜孜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人，而是一个淡泊名利、品德高尚的人。

在这十年之间，包拯都做了些什么呢？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从他重登仕途时的一首明志诗中可以看出，他在居家尽孝的同时，仍然在做修身的功夫，即继续研读经史之书，培养高尚的情操，探求治国安民之道，为将来出仕之后报国尽忠做准备。其诗云：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遗来者羞。
这首诗已经耳熟能详了，大意是：居心清正是治理政事的根本，正道直行是做人的准则。秀美的树干终将成为栋梁之材，精纯的钢铁决不应该做成弯钩。仓库充盈老鼠麻雀也会欢喜，地光草尽狐狸兔子都要发愁。史书上记载着历代先贤的遗训，从政做官不要留下劣迹招致后人的羞辱。诗言志。这首诗充分表明了包拯廉洁奉公、刚直不阿的从政为人的道德准则，也表明了他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为民造福、留名史册的决心。
从包拯39岁正式登上仕途，到他64岁死于任上，共为官从政26年。在这26年间，他先后担任过知天长县、知端州、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等路的转运使，以及知谏院，知瀛、扬、庐、江宁、开封等州府，直至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同时先后获得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等帖职。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在宋代于宰相职务相当，后代戏曲、小说中往往称包拯为“相爷”，其根据大概即源于此。后人又往往称包拯为“包待制”、“包龙图”，则是由于他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的缘故。

无论是外任，还是在朝；无论是做州县的小官，还是居于宰相的高位，他都把明志诗作为座右铭，言必信、行必果，表现出高尚的为官道德，做出了卓越的政绩，终于成为史册留名的“清官”的典范。

包播，生卒年不详，字希远，北宋时庐州合肥人。北宋朝散大夫包令仪之长子，北宋名臣包青天包拯之同胞大哥。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出任通判建昌军事，因为喜爱南城县的山水，于是在七仙阁下安家定居。后来有迁徙到修仁里，再签到绥包坊。是南城县包氏家族的一世始祖。
包播的孙子曾过继给包拯为嗣。包拯长子名叫包繶，为潭州通判，早卒。遗孤包文辅也五岁就夭折了。包繶无后，于是过继包公长兄之孙为嗣。南宋著名学者包逊所撰《盱江包氏家谱原序》记载：“播子经，命仲子滨归合肥为包氏嗣。”包滨过继给包公后，改名为包永年。因此，包永年一脉，在家谱上属包拯后裔，而实际为包播一脉所出。
包振记载不详，寥寥几笔。

　　一是弹劾贪官酷吏王逵。王逵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曾非法配率人户钱物上供，以图进用。山下居民苦于诛求，逃人蛮洞，聚众反抗。事发之后，降知池州。黜降之后，潭州父老数千人共设大会，连续三天烧香点灯，以示庆贺。庆历五年（1045），王逵由知扬州升任江南西路转运使，“依前残酷，枉法徒配民吏，恣行威福”。包拯时任监察御史，即上疏弹劾说：“王逵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欲望圣慈特与降黜。”仁宗令本路提刑司处理。不久，江南西路提刑调动，新提刑未到任，王逵兼提刑。王逵怀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阙说其残虐之状”，遂唆使人告发卞咸在任时的所谓罪行，先后监禁五六百人。
庆历六年（1046），包拯接连两次上疏弹劾王逵，遂改任荆湖北路转运使，后由改知徐州。
皇佑二年（1050）十一月，王逵又由知徐州升任淮南转运使，“中外闻之，无不骇愕”。包拯时任知谏院，又即上疏弹劾：“王逵累任荆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转运使，并以所为惨虐，黜降差遣。昨任河东转运使，恣性狂率，愈甚于前，未几降知光州，又改今任。虽该霈泽，弃瑕录用，然刻暴之性，难以悛改。……伏望圣慈特赐追寝诏命，且令依旧知州。”未得到答复。包拯又与陈旭、吴奎接连四次上疏弹劾王逵，指出：“王逵凶暴无识，残忍有余，列位簪绅，心同蛇蝎，因缘奸诈，遂忝职司。”“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意思是说：任命王逵这样的贪官酷吏担任转运使，等于拿一路的百姓让他去残害。这对王逵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而对一路的百姓来说，则是一场莫大的灾难。义正词严，朝野震动，最后终于罢免了王逵的转运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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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小说中有许多包公断案的故事，历史上的包公做过多年的知县、知州、知府，所断的案子一定不少，但是见于史书记载的却不多。不过有一个小案件却很有名。在包公初任知扬州天长县时，有一个农民到县衙告状，诉说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凶手。这是一个无头案，当时没有现代的侦察手段，如何破案呢？包拯分析，罪犯没有偷牛，而只是割掉了牛舌头，看来不是为了图谋钱财的盗贼，很可能是过去两人有仇，割其牛舌是一种报复。于是，他就想出一个“金钩钓鱼”之计，对告状的农民说：“牛舌被割了，这牛必死无疑，你回去杀掉卖肉赚几个钱吧。但是不要说是本县官让你杀的。”当时私宰耕牛是犯法的。罪犯见农民杀牛卖肉，以为有机可乘，立即到县衙告发。包拯升堂，猛然喝道：“大胆歹徒！为何先割人牛舌又来告人私宰耕牛？还不从实招来！”罪犯一听，以为事情败露，十分惊慌，又怕受刑杖之苦，只好低头认罪。看来这个“牛舌案”虽然不大，却充分反映了包拯明察秋毫，很有智谋。
　　他在权知开封府时，除了铁面无私、办案公允之外，还有一件有关诉讼的事很值得称赞。《两朝国史·包拯传》记载：“旧制，凡讼诉不得入门。拯使径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原来规定，到开封府告状，不能直接到知府的大堂上递状申诉，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知府，是否受理，何时开庭审理，要等候府吏的通知。这样，投诉人不能直接面见长官，中间就会产生很多流弊。如果投诉人家送不起钱财，即使冤情比天大，也是告状无门，有冤难伸。正如俗话所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包拯对这项弊政进行了改革，规定敞开府衙大门，允许投诉人直接到知府大堂递交状纸，面陈冤屈。这样，使投诉人一开始就能和知府见面，府吏没有机会再营私舞弊，断案也就容易公平合理了。电视剧《包公》中，该事件被合理的表现出来。

包拯与文彦博
文彦博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在《三五》中也曾多次客串，接下来就要谈一谈他与包拯的事迹

小说中，他的身份是大理寺的官员，曾经查处过五鼠盗黄金的案子
历史上，他和包拯是同榜好友。
同榜高中及第
据他二人《宋史》本传记载，他俩都在天圣五年（一○二七年）考中进士，名列前茅。
主考官刘筠，曾任庐州太守，对年轻的包拯颇为赏识，言传身教，期承衣钵。他曾三次主管考试，这是最后一次。他认为开科取士，主要是选拔经世治国的政治人才，不是物色一些文人雅士，因而把传统的以诗赋为主、策论为次的评分比例颠倒。所以这一次登榜的韩琦、文彦博、包拯、赵概、吴奎、陈旭等，日后都成了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曾位至权要，执掌国命。著名的「嘉佑盛世」，就是以他们为中坚所缔造的。 包拯进士及第后，辞官居家养亲十年，当他首任天长县令时，文彦博等已青云直上、身居高位了。庆历三年（一○四三年），韩琦辅助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而包拯才由端州调进御史台任监察御史。皇佑二年（一○五○年），文彦博、宋庠为相，包拯由陕西再度调回朝廷，在谏院任职。谏院和御史台合称「台谏」，其成员由皇帝直接选拔和任命，不由宰执推荐，他们也不得进入「二府」活动。从职责上看，包拯与文彦博应该保持距离，有一定的对抗性和制约作用。

唐介（1010年－1069年5月4日 ），宋神宗宰相，字子方，江陵（今属湖北）人。唐介从小时就深明大义，德行高尚，幼时父亲卒于漳州任上，州人知其贫困，集资相助，他谢绝不取。后应试，中进士，自此深得朝廷器重，步步高升。他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与同朝包拯齐名。
唐介死后，神宗授礼部尚书，谥号“质肃”。唐介以“直声动天下“。朝臣皆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母亲是其嫡亲孙女。
这样的人，是不会误国，只是办事太过于火爆，甚至比包拯还强势，以至于连包拯都批评过他

其实，这次的风波，纯属是谏官御史之间由于误会起内讧，唐介、包拯也都是为朝廷着想，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包拯向宋仁宗说过，谏官御史「不之二府」的传统做法有「疑下」之嫌，不如开诚布公、「不避二府」、团结报国为好。这正是解决这次风波的关键所在
最后吴奎、唐介都被外放为官，包拯请辞未被批准，这场风波就平息了下来

文彦博的《潞公集》里，有寄友人包兼济拯的律诗一首：
　　缔交何止号如龙，发箧畴年绛帐同。
　　方领聚游多雅致，幅巾佳论有清风。
　　名高阙里二三子，学继台城百六公。
　　别后愈知昆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
　　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俩深厚的友谊。他俩同过学，一同游山玩水，谈古论今，风流倜傥，岁月峥嵘。包拯学识渊博，能言善辩，为时人所仰慕。
包拯字希仁，小说中说他字「希文」，无人知有「兼济」之名，诗题用「兼济」二字，足见相知之深。原诗没有注明写作时间，笔者从诗的末句中，揭示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至和二年，包拯因保举不当，承担责任，官降一级，由淮南路的大州庐州（今安徽省会合肥市），贬到江东路的偏僻小郡池州（今安徽贵池市），心情自然不快。这时，文彦博再度为相，朝廷上发生一件大事，宋仁宗忽然患了神经性疾病，精神恍惚，不能理政。文彦博忧心忡忡，藉祈祷名义阻官员进入宫中，以防有变。
后来包拯献药，接着京师洪水泛滥，欧阳修上了〈再论水灾状〉的奏本，指出水灾之兴，是由于贤士屈在下位。他列举了包拯、张镶、吕公着、王安石等四人，赞誉包拯「清节美行，着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要求皇帝重用他们。
身为宰相的文彦博，对于包拯献药，仁宗答谢，欧阳修荐贤，当然历历在目。看来也在这个时候，包拯给文彦博写过一首诗，表达自己热心报国的情怀，文彦博自然心领神会。他是高层人事变更的重要决策人之一，无论公谊私交，都不得不考虑包拯的任用问题。但这属于上层机密，不宜向包拯明言，所以采用答诗的形式，含蓄而艺术地回答：「可能持久在江东？」潜台词是，耐心等着吧，像你这样有才干、胸怀大志的人，是不会长期滞留在江东的。
果然，包拯在池州只待了八个月，便升调到江东路的政治中心江宁府（今南京市）。在江宁府才一百二十天，短暂的过渡一下，便回到开封府的大堂，与文彦博再次同朝 。
有的戏曲里虚构出一个丞相王延龄（该人物在金超群版包青天中经常出现），处处支持包拯，颇有点像文彦博的影子。

王延龄人物探秘
很多的古代小说，戏曲，地方戏剧，民间传说都有王延龄其人。古典小说《杨家将》《呼家将》《北宋金枪倒马传》陕西汉剧《侧判官》戏曲《打龙袍》粤剧《秦香莲》另有关范园，相府营的传说！类似的佐证还有很多，所以应该可以判定历史确有其原型，只不过有些流传下来的故事经过了艺术加工。
小说中，王延龄又叫王苞，《杨家将》中，他总是以丞相身份出现，他刚直果敢，曾多次帮助杨家将与奸臣佞党周旋，杨家将的事迹在宋太宗、真宗时，据杨家将的时间来判断，其原型应该是王旦。
王旦，进士出身，在宋真宗时期为官38年，其中居相位12年。《宋史》有其长篇传记，传记中明确说他是“大名莘人”。莘县群贤堡村有王旦墓和三槐堂，王旦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而据莘县一带有人说，王延龄的老家就在莘县的王化村。
王延龄，史书查无此人，这应该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传统戏《铡美案》中说陈世美中状元后抛妻弃子，被招为驸马。原配妻子秦香莲告到丞相王延龄那里，王延龄苦心相劝，陈世美置之不理。王丞相无奈，只得让秦香莲持自己的扇子找刚刚放粮回京的包拯拦轿喊冤。包拯不畏皇权，置皇姑与太后的阻拦于不顾，拼着乌纱帽不要，终于铡了陈驸马，结了这桩公案。这出戏中说，包拯是丞相王延龄的学生。二人既是师生关系，历史上又实有包拯其人，包拯在北宋仁宗时期为官，王延龄也应该是仁宗时期的丞相。而王旦却是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死后5年，仁宗才登基继位。照此看来，这里王延龄的原型就不是王旦了。
从包拯和他是师生关系来探寻，其原型是刘筠。刘筠（公元971年 - 公元1031年）字子仪，大名（今属河北）人。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进士。初授馆陶县县尉，后为翰林学士承旨、权判都省。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再知庐州。死后谥文恭。文与杨亿齐名，当时号称“杨刘”。不过，一个姓刘的，又怎会变成姓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