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母亲分离的一幕很感人，张11岁离开母亲后，再次见到母亲，已是母亲临终前，母子的再见竟成为最后一面，至此母子俩天人永别。戏剧性的是，这一幕30年后在他儿子张闾琳身上再次重演。闾琳和母亲分离时也是11岁，在其内心深处也如张一样，和母亲分别的场景终生难忘，这母子一别就是16年。可幸的是，闾琳虽然幼年离开母亲，母子一生都聚少离多，但是她的母亲一直活着，一直念着他、想着他。赵春桂为张作霖吃了很多苦，一生很苦，不过张作霖在发妻死后也算良心发现，要求与发妻合葬，算是得到了长子张学良的谅解。同理赵为张也吃了很多苦，这一生很不容易，不过张学良也算有情有义，最终和赵结婚并合葬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了儿子张闾琳的谅解。

我曾看到一位网友说张的美国飞行员曾写文章批露蒋离开西安细节。当宋氏兄妹与张达成放蒋协议后，为了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张和蒋都给了杨一笔巨款美金，杨才同意放蒋。蒋知道杨在西安存有一笔巨款美金，这笔钱足够杨能迅速组织起一支10万人的军队。

如果说宋曾给于一笔巨款，可以侧面证明于财源来路较广。但于的这些来路，都是通过张夫人这个名头得来的。从这个信息上，我们可以得知，张于的婚姻从开始到结束，都太利益化、功利性。
这里再提一下，西安事变后，于从英国回来，是四维组织和戴笠商量后决定让张妻去陪他一起软禁后宋写信要求于回国来陪张的。宋1月8日左右写信给于，于大概1月29日上船回国。相信如果不是宋出面，张是请不动于回来的，我觉得于有点是被宋“押”着回国的，她可以说是被逼无奈回国陪张软禁。不到一个月，时过境迁，照理说应该是于拿出宋的那笔巨款找宋打人情牌救出张。且不说宋于当时到底有没有巨款交易，就算于收了宋的巨款，换到张落难了，于也不可能拿出来救张的。就算张对于没啥情意，没啥感情，于何尝对张有点感情或者说是情意。
不要看张表面上女人多，风流，一是他当时有权有势有钱，二是他自己会吹，有一部是吹嘘的。西安事变后张落难被软禁起来了，只有赵始终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连他的结发妻子都不管他的生死，我认张的人生也挺悲剧的。张的情感世界里穷得只剩下赵了，所以我认为后来张赵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在张的心中，他和赵不是结发胜似结发。正因为只有赵不是图钱图权图势一直陪伴在张的身边，所以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张就算一直还算风光，一直有风流，张和后面的女人很难再演绎出某段情，长久不了，基本无法超越张赵的感情。但是于就不同了，她自私也好、无情也好，她从一开始就占据至高点，对赵而言，她就是座石头，没西安事变，很难动其根基，张也看不透于虚善背后的实质。
可以确切的说，通过西安事变，张很清楚的看透了赵于的本质，这是构成张最终下定决心和于离婚，和赵结婚的要件。

承上：
然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却令胡若愚很愤怒。“也许是出于对日本人的憎恶，也许是一些误会，我公公认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没有坚持反对日本人，反而依顺蒋介石，丧失了之前的气节和志气，所以那以后他与张学良一刀两断，再也没有见过他”，陈海纹说。
据陈海纹讲述，胡若愚虽然作为北洋军阀的后代，但却非常反对蒋介石、反对日本侵略。天津沦陷后，陈海纹的丈夫本来可以在天津日租界谋得一份差事，但因胡若愚反对儿子为日本人做事，只得作罢。于是，陈海纹跟随丈夫一起到重庆谋职，直到天津解放才回来。

在笔者收藏的中国近现代名人信札中，有六封张学良将军寄往美国的亲笔家书，其中三封的收信人是其原配夫人于凤至，另外三封的收信人是他的四个子女，时间分别为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80年代。

展览：“锦书忆旧——近现代名人手迹展”，浙江图书馆，2014年。
说明： 本目标为张学良与居住在美国的原配妻子于凤至及子女的一批通信。包括一通作于1987年的珍贵信件，是年张学良在台湾解禁，于凤至致信希望他来美国见面，此即张学良回信，也是他们二人往来的最后一封信件。自20世纪40年代，于凤至赴美治病，到1964年两人离婚，再到于凤至1990年去世，两人再未谋面。此一重要材料在有关张学良的书籍中都未采用，是了解张将军生平的珍贵史料。

都研究的好深

张学良曾为张大千《医巫闾山图》作赋，透露子女名字的由来，家乡闾山“产美玉，《尔雅》称之为珣、玗、琪(笔者注：此闾珣、闾玗、闾琪等命名之由来)，上有大庙，俗称北镇庙，供有舜妃，尧之媖娥二女(笔者注：此闾媖、闾娥命名之由来)”。古人向以美玉喻君子之德，可见张学良对儿女的期望之殷。

1946年11月2日，张学良和赵一荻乘坐一架坐满警卫的专机从大陆飞到台湾，在草山住了一夜，第二日即开往新竹县竹东镇深山中的井上温泉，后改名清泉，当地客家人称之为“烧水”。在深山里由日本人兴建的房舍中，张学良和赵一荻一住就是11年。
　　直到1957年10月24日，张学良才搬到高雄西子湾石觉的房子。其间，他的行动受三四十人组成的警卫队控制，警卫队直接受命于“总统府”官邸及“情报局”，队长为刘乙光，即张学良日记中的“老刘”，他也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联络人。
张学良除了在49-50年在高雄的一个军事基地住过1年多，其余时间大部分都住在新竹深山中的井上温泉。直到57年10月搬到高雄西子湾，大概在60年1月初搬到台北，61年9月搬进北投的自建住宅长期定居。

而宋美龄1952年3月30日致张学良信(原为英文)如下：
　　“汉卿：
　　得照片与手卷极美，多谢！早当致意，唯两周年来苦于支气管炎，不便作书，目前始渐愈。
　　《生活》杂志拟刊一文，除余画作照片，出刊后当寄奉一本。余习石涛、沈石田甚勤，以余师谓余笔法风格近此两家之故，然台岛难得真迹亲炙，尽力而已。”
　　1957年7月致张学良的信函(原为英文)如下：
　　“汉卿：
　　闻汉卿眼疾，寄美国台灯一盏，此类不拘位置角度，极为方便，余在美用之，甚感满意，另奉上旧金山Blums糖果店名产些许。
　　另附汉卿家书数札，汉卿阅后可将回信托信使带回，以便转达。”

董显光早年任蒋介石的家庭教师和英文秘书，后来出任国民党驻美“大使”、驻日“大使”等职。宋美龄在高雄见到张学良后，就请董显光去做张学良的家庭教师，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董显光也信基督教，他的夫人更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张学良经常同他们谈论基督教。董显光夫妇还送给张学良一本《马丁・路德传》，张学良看后很感动。1956年，张学良在奉命写完《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在董显光的引导下，正式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他不再治史，也不再提笔著文，对于前尘往事，一笔勾销，不愿再作回首。赵一荻与张学良一样，同时皈依神学。
1959年3月，蒋介石解除了对张学良长达二十二年的管束，同意他从高雄搬到台北居住。1961年8月，张学良正式迁居台北北投复兴岗。随着环境的相对宽松和生活的日益稳定，张学良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更进了一层。迁入台北新居不久，董显光夫妇又到美国去了。经过宋美龄的安排，蒋经国派他的副官罗启来陪伴张学良到山下士林镇凯歌教堂去做礼拜，听讲道。凯歌教堂是蒋氏夫妇的私人教堂，主教是周联华牧师。张学良说：“我在那里认识了周联华牧师。以后他就来帮助我读《圣经》和研究神学。”周联华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张学良的证道牧师。周联华建议张学良申请美国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从此，张学良进入正规的神学学习研究领域，一共读了十几年，才拿到了毕业证。张学良说：“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每次寄来的功课必须由周牧师译为中文，录在录音带上。我听了之后，用中文回答问题，然后再由周牧师译为英文寄回神学院去。有一段时间，周牧师出国，我就自己用字典慢慢地读，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引导张学良皈依基督教的另一位人物是曾约农，他是台湾东海大学的校长。大约在董显光离开之后，他就成为张学良的私人教师，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和圣经教义。这时，张学良对基督教的信仰已十分虔诚。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士林镇的凯歌教堂去做礼拜，他还是蒋介石这个私人教堂的会员。每逢星期五，他都要在家中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
1961年8月，张学良迁入台北不久，有三位极为重要的人士前来看望他。一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多年来一直为张学良的自由而奔走的周鲸文；另两位是他长女张闾瑛和女婿陶鹏飞。周鲸文接连看望张学良三四次，见面时百感交集，张学良的谈兴极浓。周鲸文体会到，假若读史使张学良人生得通，而皈依基督使他人生得达。张学良自省地述及他的过去，认为如果仍然过着任意独行的生活，很可能会犯更多的错误，也可能因之牺牲了性命。与周鲸文的谈话中，张学良崇拜上帝的虔诚已代替了十几年前对学术权威的服膺，这说明张学良的思想已摆脱了尘世的嘈杂和人事的纷扰，而进入了另一种精神境界。与长女和女婿见面，张学良很是兴奋，但没有流泪。在来台之初，只要一见亲人，他就会泪流满面。

回复 颐生怡世 :68年宋子安邀请赵到旧金山参加婚宴，可能是赵在香港的时候和两位宋太太都有来往，这既是看在张的面子上，也是缘于当年赵与她们的私交。于凤至和两位宋太太就不是一个交际圈的。还有，闾琳56年能来台湾看父母，比于的子女都要早，应该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从这点看，蒋不反感赵，宋对赵应该也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