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前后，蒙古军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南宋政权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岌岌可危的境地。当年七月，随着蒙哥汗的去世，四川局势虽然得以缓和，但京湖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严峻。南宋的“精兵健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使鄂州得以不破，可是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城中宋军伤亡惨重，城墙屡次被蒙军攻破，士兵死伤多达一万三千余人。更使宋廷担心的是从云南北上的蒙军，已进抵潭州城下，距离兵力空虚的江西、湖北只有数百里之遥。蒙军如果向东进入江西，一旦控制长江口岸后，便可顺流进入两浙，直接威胁到首都临安的安全；蒙军如果北上进入湖北，便将逼近鄂州，使守城宋军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故在“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钧”的形势下，通过议和，尽快促使蒙军退兵实为上策。这时候，南宋与蒙古议和不仅有必要性，也存在着可能性，这就是蒙哥汗一死，蒙军军心动摇（至于忽必烈急于北返争夺汗位一事，宋方就不一定清楚），使一直气焰十分嚣张的蒙军，有可能同意接受议和。因此，贾似道于此时派遣宋京前去求和的做法，似无可厚非，宋蒙鄂州议和确有其事。 其次，再来考察这次宋蒙议和的经过。开庆元年冬，包围鄂州的蒙军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加上宋军“尽集”于鄂州，而蒙古“国内空虚”，已无力增兵，因而忽必烈身旁的谋臣都力劝他退兵。正当此时，忽必烈妻自开平派人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的消息，“请速还”。于是忽必烈开始作退兵的准备。十一月初八日，为不使蒙军在退兵时遭到南宋军队的袭击，忽必烈制造假象，声言“趣临安”，离开了牛头山驻地。闰十一月初二日，忽必烈移驻江边，向诸将传达命令:再过六天，围城军队将撤至浒黄州（在武昌北长江对岸的白浒镇）。就在蒙军即将北撤的当天，贾似道派宋京到忽必烈军中求和。忽必烈对于南宋方面提出的要求可谓正中下怀，立即遣赵璧往鄂州谈判，临行前，忽必烈嘱咐他:“汝登城，必谨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赵璧登城传达忽必烈的话说:“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由于当时贾似道已移师黄州，所以赵璧问:“贾制置今焉在耶？”议和间，赵璧看到蒙军已经开拔北返，便丢下“俟他日复议之”一语，匆匆出城，随军北返。 签订和议，是宋蒙两国间的军国大事，双方必然有一个反复谈判的过程，决不会草率从事。既然议和的时间是这样仓促，贾似道又不在鄂州，忽必烈表示“当请于朝”，赵璧也说“俟他日复议之”，可见这次议和既未达成具有实质性的内容的口头协议，更未形成书面文字，仅仅只是双方对议和的一种意向和南宋方面作出愿意妥协让步的一种姿态而已。作为更加有力的一个证据，是忽必烈在至元十一年（1274，南宋咸淳十年）所发布的《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内称:“我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师次鄂渚。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近臣博都欢、前河南路经略使赵璧，请罢兵息民，愿奉岁币于我。朕以国之大事，宗亲在上，必须入计，用报而还。即位之后，追忆是言，乃命翰林侍讲学士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之计也。……”既然“必须入计，用报而还”，当然谈不上有一个具体的条款。以上都足以证明所谓的“鄂州和议”并不存在，但如果将这一议和活动看作是“使节接触”，似言之过轻 论者或问，在鄂州议和时，南宋方面是否有过“愿奉岁币”的承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既然要促使蒙军退兵，宋京不会空手而往，按照以往宋朝政府妥协退让的惯例，交纳“岁币”自不可免。故宋蒙之间一旦和议成立，必然是一个类似于景德元年（1004）北宋与辽朝所签订的澶渊之盟。至于岁币多少，则有留待“他日复议”，当时并未确定。贾似道后来所以要扣留蒙古出使南宋的郝经，确与掩盖昔日“愿奉岁币”的承诺有关，但“承诺”可以出于权宜，与“和议”尚有一定距离。在《宋史•；贾似道传》、《元史•；赵璧传》中，还有关于“称臣”和“割江为界”的记载，我们认为这些并不真实。因为如果贾似道接受了这两项屈辱条款，蒙军将全线推进至长江以北，使南宋丧失包括两淮、荆襄和四川地区在内的大片国土。如此苛刻的条件，与贾似道的议和意图完全背道而驰，即使是最昏庸无能者亦不至如此。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在上引忽必烈的诏书里，只言“岁币”不及其它，充分说明当时贾似道所应允的确实只有“岁币”。 虽然我们否定贾似道在鄂州议和时对蒙古有“称臣”和“割江为界”的承诺，但这些条款并非空穴来风。众所周知，南宗自“端平入洛”之师失败后，蒙古贵族已完全看清了这个政权腐朽无能、十分虚弱的本质，所以经常采取虚声恫哧的手段来获取战场上不能获取的东西。早在嘉熙二年（1238），蒙古使者王檝就向南宋政府提出了“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和“割江”为界的议和条件。特别是郝经在鄂州之战期间所上的《班师议》里，也提出了“许割淮南、汉上、梓潼两路，定疆界、岁币”作为“与宋议和”的条件。由此可以推测，赵璧在与南宋议和时，除“岁币”外，也一定提到“割江为界”等要求，只是没有为南宋方面所接受而已。至于后来蒙方所以要将这些议和内容，作为条款栽到贾似道的头上，其目的一如上引屈文所说，兹不赘述。 对贾似道派人在鄂州与蒙古议和的这一举动，今人完全予以否定，有的以为贾似道应趁蒙哥死于钓鱼城下之际，“奋起抗击，迫使蒙军及早撤军”，而不是派使臣前往求和；有的则直指此为“求降”行为。但南宋末年的一些有识之士，却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如黄震说:“方贾似道事急之际，尝约议和。已而往来鄂州与共守战，尝获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议不言自诡再造之功。”宋元之际的郑思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士，他也认为贾似道是“给许岁币”，而蒙古“以许岁币为诚语”，“遣郝经入使索其物”。“似道惧以当时用计给许岁币事损其名”，遂“馆经真州十六年”。他们都不认为鄂州议和是一种错误的乃至投降的行径，而是贾似道为促成忽必烈退师、争取时间的一个权宜之计，同时也批评了他事后向朝廷隐瞒真相和扣留来使的错误举动，可谓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