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立辰是有着清醒的意识并于此严格自律的艺术家。他通过精研古代画史、画论、画迹，求索艺术的规律。他深知，简笔花鸟画的艺术创造往往是以高简之笔、意象之形完成情的抒发。其笔墨是否完美，其意是否深湛，能否使每一点划、每一空间经得起考验，都是在艺术创造中必须考虑到的。因此，画到一定的阶段，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笔墨，更是修养、是文思。无疑，在张立辰的心里，有着与传统文人画家相近的气质。他极为尊祟和敬服前辈大师，从古代书画诗文里，也从原始彩陶和汉唐雕塑中陶养艺术的真话。但他更是一位现代的文化人，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美术学府的教授，同时，他又认真地研究只有现代人才有可能接触到的包括西方现代派艺术在内的现代文化，努力去创造他理想中的“民族的，也是自我的，又是现代的意象情怀、笔墨结构”。当西方现代艺术在开放中涌来的时候，他冷静地从中采撷着那些闪光的浪花，却又不随那大潮起伏滚落。他从不拒绝以冲拓肌理协调画面节奏，但却限制这些肌理并使之服从中国画的笔墨结构，他决不以制作逃避功夫，他有着一颗热烈而冷静的心，有着一种积极开明又认真稳健的治学态度，有着不为时髦风潮所动的能自我把握的敏感神经。 
也许，他的家乡江苏沛县，这个北方人不称它为北方，南方人不称它为南方的特殊地域，对于塑造他这位“古沛人”的气质有些关联。也许，这位曾在西湖边求学多年，又落土于北京的画家，兼有着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品格。也许，潘天寿丰厚的史论学养，顽强的个性意识，尤其对章法的严谨态度，使文人简笔画发生了学者化、学院化的转折，张立辰承继的正是这种学院化了的文人传统；而到了北方，李苦禅的豪爽热情，随机落墨的艺术旨趣，浑厚苍朴的审美意向，又从不同的角度影响过他。或许正是这种合力助成了张立辰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气质的形成。当他走上这样一条仿佛是兼取南、北方文化之品格，欲集传统艺术之大成并赋予它以现代意识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时，在他的艺术选择和艺术征途上不仅体现着民族自信意识和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同时也体现着高档次的艺术创造意识和严肃的精品意识。 
因此，可以说张立辰艺术创造的选择和个性风格的形成，有他自我的个性气质因素，更取决于他后天的自我修养塑造。男子汉的气概、感情爆发的性格，这种生理、心理素质在他的艺术中有着一致的表现。他喜作大画，在大画上挥洒大墨、大线，营造大的艺术空间，小品画亦寓有大势；他喜欢苍厚，也钟情于华滋，干积不厌其厚，湿冲亦痛快淋漓。但他却从不任性地发泄，也不以才华自恃。他在艺术大学里受过严格的教育，如今又是诲人不倦的师长，他不仅认真地研究和总结艺术的规律，同时也不断地加强自己的诗文书画的修养，修炼着自己的人格。 
而今，艺术上日渐走向成熟的张立辰，其花鸟画无论是数米巨幅大作还是不足盈尺的小品，无论是枯荷翠乌、衰柳八哥，还是葡萄瓜篓、戏水蜻蜒，都可以看出他随意挥洒的冲动，可以看出他在笔墨上的经营和组合上的苦心。他将自己的情思和事物的特征凝聚为意象，并铺就出大而整的造型，以主线树立形的骨干和走向，在倾泻的笔势和一气呵成的笔踪里造成动人心魄的节奏，又精心地处理各个边角，乃至题款和印章的位置。不仅在有笔墨处考虑空间的关系，也在无笔墨处发挥空白的张力，在“实空白”和“虚空白”上作构成的文章。他长于用笔，讲究笔势、笔踪，从书法艺术的角度造成线条的韵律，从书意里寻求于画意和人之意同构的旨趣。他善于用墨、用水，敢于干积，也敢于湿破，甚至干湿复加，大冲大洒大破，挥厚苍茫中见华滋润泽，在浑浊中放出墨采的光华，在“糊涂”中仍可见清醒的构成意识。他是在潘天寿之后运用指墨比较出色的画家之一，他不仅以手、以指代笔，更是举一反三，运用盘底和盘沿作画，用特殊的有时意想不到的肌理和线条以助笔墨的丰富表现。他在挥运过程中完成笔墨结构，在笔墨结构的经营中完成意与势的表现。他在艺术的冲动状态中注意理性的控制，在理性的处理中保持冲动的暴发性和笔意的连贯性。 
张立辰，这位有着一贯的雄放不羁的个性，有着坚持在笔墨结构里创造新造的一贯的主张，有着让传统题材放射出新光华的一贯信念的国画艺术家，把中国传统的大写意简笔花鸟画作为自己艺术创造的选择，是他秉性使然，更是他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太大的难题，设置了一个太难的中界点。但他同时也享受了突破这一界点的快意，并在艺术的随机性和严整性之间，在规律与非规律之间，在冲动与控制之间，塑造着一个现代花鸟画家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