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红学 新国学 中华大文化 甲骨学 敦煌学 



 龙： 周先生，前些天由几家学术单位和丰润县发起在北京北普陀影视城举．办了“《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同时，又是您《红学精品集》的首发式，还是纪念您的80华诞和从事红学研究50周年，您出席这样一个隆重的会回来。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周： 这第一问便极好，因为这一问已经表明问答者是诚恳交流，“推心置腹”，而不是官样文章、例行“公事”。

 第一，从全体与会者的致词、发言、论文、研讨诸多方面层次来看，会议内容表明得很清楚：红楼梦研究主体是中华人文科学、文化科学，而不仅是小说文艺范围的事。事实证明，会上少了些诸如“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这些《属于西方小说理论的“引进”条条》重复性常谈泛论，重点都表现在文化层次上。几位中青年学者的论文有很大代表性，显示出大家对“红学”的性质与方向的认识已渐趋谐调，而且明朗化起来。

第二。大家关注“红学界”的学风与文德的严重问题一一它的恶劣影响已然污染着我们的学界风气。

 第三，关外学者作出了史地考论的突出贡献。对《红楼梦》真作者的上世由关内（河北丰润）迁徙到关外（辽宁铁岭），并如何成为后金满洲奴隶的历史，甚至他们在铁岭的居处乡里坟地，都获得了确凿的实证和结论。此事不但是人文科学上研考的一个范例，它昭示人们必须投下真实功力。而“红学界”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货真价实”的硬功夫学者，大异于某些伪学或“非学”。两种学风的鲜明对比，令人警醒而震动。

龙： 据会议主持者介绍，远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先生为您的80华诞写来贺诗，赞誉您“红楼解味辟新天”；同时他又说海外红学家往往戏称他为“西周”，您为“东周”，您以为如何?

 周： 您提的这一问，饶有意味。我试解“解味辟新天”与“东西两周”供您参考和品评。

 “解味”好懂．来源出典是雪芹自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我少年时不自量，自号“解味道人”，诗句当是指此义而言。重要点却在于：“解味”与“辟新天”之间的关系。策纵先生夸奖我的研究是给“红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此誉固难克当，但他的这一句，确切表明在他评量之中，我与以前诸家已有所不同了一一不同于旧，斯可谓新。

 学术研究以何为贵?最贵者是创见，是新意，是发前人所未发，欧西之学人尤重　　　　０riginality者是也。

 他从这一点上给我评价，我是感到光荣的。

 “两周”之说是在国内召开国际红学会时提出的，流传颇广。策纵先生并非“专业”研红者，而他有胆有识，首创了在美召开的大型国际红学会，此一创举，影响巨大，可以说不仅是与国内研红事业互为响应，拓展了红学园地与影响。也对国内红学水平的提高不无裨益。

 策纵先生是位综合型学者，古今中外皆通，从甲骨文到五四运动都有专著，而且传统格律诗与白话“新诗”都写得出色。他有文采，有灵性，又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

所以他的“红学”也不是“小说文艺”之谈，而这一方面与我的共识就不简单肤浅了。“两周”之说虽一时戏言，倒也可以发掘其间的隐蕴。

周： 这三大显学的相提并论，自现象看，似乎只是一种偶然性的聚合；但从内在联系而观之，也有其必然性。

 孔子早说了。杞宋不足征，以其无文也。夏、商也缺乏文献．故他郑重而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义至关重要。但时至清末，竟发现了商代的文献一一甲骨文!惊喜、惊奇! 难以置信（有人总以为甲骨乃古董商伪造）。兴趣浓厚，求知强烈，纷然以求，蔚为风尚：非偶然矣。

 同理，敦煌宝库的忽然重见天日，惊喜，惊奇，惊动!……纷然以求，蔚为风气。

 但此二者，新发现也，故吸引力极大；至于《红楼》，问世已久，“老生常谈”，怎么可与二者比肩列座?似不可解。

 其实问题不全在“出土”“露面”，而更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的真正联系纽带，是“新发现，大发现”。

 当代“红学”的成就，即是这门第三显学的定位原由。

 再看它们的意义，细加玩索，方悟一层道理：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无价珍宝!

 用中华人文化的历史眼光去观照，现存典籍悉是周文化的产物与结晶，存在已久，故不需多及；“三代”早期文化成就造诣如何?就看甲骨一一那文字太精美了! 那是伟大民族智慧的高度发展进化的成绩! （郭沫若竟以为是“原始文字”，何其谬也）

 敦煌文化，可包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

 《红楼》，可包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华实质。

 三者并列无愧，非属偶然者以此。《红楼》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

 龙： 如何理解您提出的《红楼梦》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总钥匙”?

 周： 记不清我在哪篇文里说过，要想了解中华文化，若从孔、孟、老庄……，五经四书、四库四部读起，对今日年轻人（尤其外国人），那太困难，最好的（简捷的）办法是先读《红楼梦》（大意如此）。

 后见报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第一流学府）东亚系浦安迪（Andrew H．Plaks）教授对中国记者说：《红楼梦》是我了解、教授、研究中文的一个窗口，一条主脉（可看拙著《新证》新版第一章《引论》中征引原语）。他的看法似与我的提法正可合看。

 简单地说，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性格、观念《宇宙、人生、道德、伦理……》、思维、感发、生活（衣、食、住、行）、言谈、行动、交际、礼数、文采、智慧……无一不可从这部书中找到最好的（忠实、生动、魅力、精彩）写照。这还不就是一把进入中华文化之大门的钥匙吗?

 总起来说，我认为雪芹之书包含了中华文化的所有方面的内容，叙写“通俗”，引人入胜一一不像什么“文化史”那种枯燥死板的大部头“论著”，所以称之为“钥匙”一一也只是一个不一定准确的比喻词罢了。不知您以为可否?

 龙： 1995年，您在本刊发表了《还“红学”以学》的著名论文，再次指出不能仅仅从小说意义解读《红楼梦》，强调应把红学提升到“中华文化之学”。北大近年来文科教学改革，尝试着改变传统的文、史、哲各系单独招生，办起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科。我校一些著名学者一贯主张学术研究要“综合”、“协同”。我感到红学研究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最需要文史哲的综合研究。不知对不对?周： 您这个提问太重要了!您的看法十分正确。北大“大文科”的改革建设，英明之至!

 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文化传统上是“不存在”的，只是照搬西方、外国模式，才导致文、史、哲“分家各爨”的!

 我们中华从来的治学要求是词章、义理、考据“三才”俱备，必如此方称上乘．否则只够一个“偏材”而已。试思，那三者岂不就是文、史、哲的“别名”?中国人对事理早就洞彻，只可惜后人不知重己尊我，一味认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以致流弊无穷，很多大事大业都弄糟了，令人扼腕，令人思痛。

 “红学”如仅局限“小说文艺学”（特别是移植西方的一套）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必须回到“学”一一即中华文化之学上来，那才海阔天空，前程万里。比如周策纵教授重视“辟新天”，那么只讲讲“形象”“性格”“心理”“情节”……就会辟出真正的新天吗?事实证明不然．因为那只能人云亦云，陈陈相因。

 环顾当前，哪个以“权威红学家”自居的自己掂量掂量，能懂多少文、史、哲而胸怀一个“大文科”的努力目标呢?我看不太准，自愧孤陋寡闻。这也就是我大声疾呼“红学的悲剧性”。以“大文科”的崭新人材的培养造就为根本人计，庶几“红学”的深刻悲剧性可望逐步匡救医疗。

 是故，您这问，重要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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