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忠良拳拳报国心，最后换来悲惨下场的，有名的无名的，不知有多少。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支持寨主，

二辨“专恃欺隐”——
专恃欺隐，大概是指袁崇焕的三句话欺骗了崇祯皇帝：一是“五年复辽”，二是“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其实是蒙古人对袁崇焕作的保证）【71】，三是“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72】；此外，在谋款、斩帅以及喀喇慎三十六家依附后金等问题上，袁崇焕对崇祯皇帝有隐瞒的行为。
袁崇焕是不是这样的？且看下面的分析。
一说“五年复辽”。
“五年复辽”，是袁崇焕为人诟病的第一句“大话”。对此，他在崇祯皇帝平台召对时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但如果说那还只是一个大纲的话，那么十个月之后的崇祯二年五月初六日，袁崇焕在答云南道御史毛羽健五问的《为商定恢复之谋疏》中，既将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尽可能地罗列出来，也回答了对“五年复辽”的种种质疑以正视听。笔者就从分析毛之五问与袁之五答入手，为“五年复辽”不是大话也不曾欺隐答辨。
毛羽健的“五问”是【73】：
督师袁崇焕对陛下曰五年灭敌。臣心壮之。然恐此语非平日成算。迫于顾问。猝然以对耳。臣今有五问。
一问方略。从古御胡。攻守两策。故有犁庭扫穴。亦有垦田积粟。今督师果厉兵秣马往击之乎。抑缮隍治堡。彼来而我邀之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
一问兵制。从古名将料敌治具。有以八万而破百万之众。亦有攻终始谓非六十万人不可。今督师果止用关门见卒之十二万乎。抑大举时或别有调拨也。如止用见卒。则以少击众。十围五攻政未足言。如别有调拨。则沿边胜兵不下三十余万。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迁乎。
一问粮运。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今督师果因粮于敌乎。抑师行粮从。尚需内地之暂输也。如果因粮于敌。则极目平沙。无粮可因。如尚需转输。则自有辽事以来。旧饷亏百万。新饷仅支目前。司农无两年之积。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
一问局势。辽事初起。有五路进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虏及朝鲜之说。俱不可。今督师之于插汉。果必款之可持。即不为我用。亦岂为我害乎。其于毛文龙。果见此兵之得力。可以牵建虏。又可以钤建虏。此之局势。不可不察。
一问善后。辽土陷没久矣。五年不能复。祸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复。辽沈间冷日沈沙。千里无烟。我即得之。彼毛怜海盖诸夷。开原鉄岭诸卫。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即置重兵。能不转饷乎。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将竭天下之力供一辽。事有不忍言亦。

可怜的督师，为了朝廷卖命，居然有这么多人给他使绊子

五辨“纵敌长驱”——
将袁崇焕与蓟州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罪名”，就是“纵敌长驱”。而这条罪名的成立与否，却由“‘蓟州之战’为什么没有发生？”的答案来决定：对于明廷上下期待的“蓟州之战”，竟然在大战在即之时（这从袁崇焕“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128】及皇太极“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129】就可以明显看出）消失于无形，为什么？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敌我双方中的一方避战所造成。
那么，避战一方究竟是袁崇焕？还是皇太极呢？
先看看袁崇焕的情况：一，“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这无疑已经给守在蓟州的关宁军鼓足了必胜的信心；二，作好了背城一战准备的袁崇焕甚至“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三，“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袁崇焕已将宁锦战时在宁远背在大战的战例搬到蓟州这里了；然而大战终究还是没有发生：“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四，“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130】
显然，避战者不是袁崇焕。
再看看皇太极的表现：一，“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而且侵晨全军已过石门驿，“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这似乎是在尚不知蓟州驻军为谁的情况下，仍依老例先劝降再攻城；二，“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此时，皇太极虽依旧派此明兵回蓟州城劝降，但已将重点放在策反袁军中的两个人身上，这说明他已经知道城中驻扎的是袁崇焕的关宁援军；也就在这个时候，后金兵的行军路线改变了，兵锋未指蓟州城、而让人看到的结果只是——三，“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131】
后金兵行军路线的改变已经表明皇太极作战意图变了：从攻城改为绕道，不打蓟州了！而且这种改变明显是从知道蓟州城的驻军是关宁援军之后——这并不奇怪，战场上一方出其不意临时改变作战意图、造成对手被动，是经常发生的事。比如皇太极就有这一次破口的一避宁锦、绕道蒙古，为何就不会有二避蓟州、夜遁西去？更莫说皇太极也还不可能忘记努尔哈赤的训戒：“攻城当观其势，势可下则令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辱名矣！”【132】，已经有过宁远大战一辱、宁锦大战二辱的皇太极明白，他不敢再有三辱了，因为这时候维持后金兵的信心比什么都重要，一旦因攻蓟州失利而军心涣散，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同样也很明显，蓟州之战没有发生的原因，原来是皇太极避战。

常见有人拿徐石麒的上疏【136】说事，并以此证明袁崇焕的罪大恶极：
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
这种说法如果被证实，不就是袁崇焕“通敌”的有力证据吗？
众说周知，当时蓟州守军不只袁崇焕的关宁军，还有蓟镇西协的麻登云部和保定镇的曹鸣雷部，既然“敌至，牛酒犒劳”，动静自然不小，即使关宁军不报，麻部和曹部也不会置之不理。可崇祯皇帝为什么也不知道、直接以“通敌”置袁之罪呢？显然并无此事。
还有两件事为此佐证：一件是梁廷栋为崇祯皇帝出主意“仍以专杀毛文龙正崇焕罪，且不必言为款为叛”【137】，第二件是温体仁五道密疏请逮请杀袁崇焕，挖空心思罗织袁之罪名、却居然也没有以“敌至，牛酒犒劳”为依据【138】——梁、温二人一为兵部尚书、一为内阁辅臣，甚为崇祯皇帝所宠信，也都力主杀袁，他们都不以此或不敢以此为据，时任南京吏部郎中的徐石麒又有什么根据煞有介事似的将此列入自己的奏折里！
现在该说说皇太极大军究竟怎样绕道了。
论者在谈及后金兵“过”蓟州时，争论十分激烈，有说大摇大摆“从蓟州鼻子底下走的”，有说从九百户或五百户绕道过蓟州的，有说从十百户或青石庄绕道的，也有说从阎各庄南下过玉田去三河的等等。（可参考百度袁崇焕吧usstedu先生、cope1234先生、粽比黄花瘦先生以及白毛老乌鸦、断臂残刀疲败兵等先生的发言）
大摇大摆的说法就是袁崇焕怯战龟缩城里甚或“通敌”而“纵敌长驱”，从以上分析可知，这种说法并不可取；而从蓟州南面的地形分析，其它几种推测倒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但笔者以为，后金兵极有可能是在全军过石门驿之后、就分兵三路绕道“过”蓟州的：一是部分轻骑从蓟州北山绕道，二是皇太极亲率大部队从十百户过翠屏山绕道，三是另有一部自阎各庄南下过玉田直扑三河。
这种推测主要基于如下分析：皇太极全军过石门驿后，从俘获一明兵嘴里了解到驻蓟州的是袁军，便考虑要改变作战意图，即改攻城为绕道。一，这时候，从破口以来俘获的明兵以及当地的村民、猎户、樵夫和石门驿的驿卒（《国槯》：“癸巳，建虏晨陷石门驿，杀驿丞。”【139】）中间也肯定能找出不少熟悉当地地形路径的向导。二，根据网友nceva提供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一九二九年三月测绘的五万分之一马伸桥等地地形图，在蓟州北面山中不仅有路可通往蓟州以西，而且沿途还有一些村寨，推想三百年前此处也未必没路。三，从“侵晨，全军过石门驿”到“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可知后金兵大部分时间是在白天行军。四，以抢劫为主要目的的后金兵不可能带太多的辎重。因此，轻骑过北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过南山及丘陵间的孔道也就更加没问题了。
（关于后金兵“过”蓟州的问题，因为找不到相关的史料，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的推测，笔者也只是一孔之见而已——笔者注。）

七辨“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说到当时就已援兵四集，这明显是在胡说八道了。
真实的情况是：当时赶到畿东的只有区区五路援兵——刘策、曹鸣雷的保定兵五千、尤世威的昌平兵五千、侯世禄的宣府兵五千、满桂的大同兵五千以及袁崇焕的关宁铁骑九千（入援步兵另计），总共不到三万人马。其他各地应召入援的援兵都还在路途上，不知何时才能到京城呐！
再者，随关宁骑兵一道入援的一万多关宁步兵，已经派守相关府县【150】；尤、侯、满三总兵分守昌平、三河、顺义；刘策还密云【151】；曹鸣雷协助麻登云守蓟州——如此布防，不仅朝廷未提出不同意见，就连崇祯皇帝征询孙承宗意见时，孙也称赞道：“臣闻督师、尚书袁崇焕率部驻蓟州；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镇总兵候世禄驻三河。三边将守三信地，势如排墙地密，层层接应，可为都城前矛，辽兵后劲。此为得策。”【152】，崇祯皇帝甚至专门下旨褒奖肯定【153】，为何转脸便不认帐了？
有人说分守各城会让皇太极各个击破的，何如各路援军会合与敌决战！其实，分守各城为的是稳定畿东乱了的军心民心，而稳定的畿东又是我军最后打垮敌人的重要保证；况且，一城一地的阻击更可以拖住皇太极，时间越拖得久，鞑子兵必然师老匮乏锐气渐消，待援军云集，围歼皇太极，岂不胜券在握？再看当时的五路援兵，人马还不到三万，不要说打败两倍于我的数万以野战见长又士气正盛的鞑子骑兵了，就是能不能保住不被吃掉，恐怕都难说。要知道，皇太极气势汹汹正要寻机找我各路援兵一决高下呢。

关于刘策还镇密云的问题，是袁崇焕在派关宁步兵分守畿东相关府县的疏文之后、又特别提到的【154】：
惟西协石（石塘岭）古（古北口）曹（曹家寨）墙（墙子岭）四路，亦与敌共之，但争内外耳。方与督臣计，以固四路而断密云、平谷，俟酌定而后入报。
兵部对袁崇焕的报告评价甚高，对他所提到的西协四路问题，也表示同意固四路而断敌入犯之危的方案并提出密云与平谷之外另有援兵可派的意见【155】：
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后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恐。今与督臣计，以固四路而断密云、平谷，则尚有各路援兵可听调遣，知崇焕必有以善用之矣。
袁崇焕疏文中的“方与督臣计”，似是指蓟辽总督刘策，而兵部疏文中的“今与督臣计”则明显是指袁崇焕。在他们“酌定”“入报”之后，又有崇祯皇帝褒奖肯定袁崇焕之分守方略并“刘策着还镇”的旨意【156】：
览奏，卿统大兵驻蓟，相机图，更置兵将，分布厚防。至念陵京根本，具见周计忠谋。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御。卿仍联络指援，着各方略，殚力奏功。满桂领兵来京，及防守事宜，该部榷议，速奏。
可见袁崇焕的分守方略至少对安定军心民心以及保护陵京根本，是有重要作用的。而刘策之还镇，又是出于对西协四路尚恐疏虞的担忧——有论者讥讽袁崇焕：“是不是担心皇太极会绕出长城再从西协攻入大明呢？”三百多年后的今人当然知道当时皇太极并没有分兵破西协四路之“口”，不担心那里的防守疏虞肯定有道理。岂不知当时的当事人袁崇焕并没有如此之“先见之明”？又岂不知崇祯十一年九月，后金兵第四次入塞，便是兵分两路破口，其中被破之一口，便是西协四路之一的墙子岭【157】！

八辨“潜携喇嘛（僧）”，“暗藏夷使”——
喇嘛，指的是锁南木座，又称李锁南、李喇嘛，就是宁远大战之后带使团去沈阳吊丧的那位高僧。此僧万历时自请到关外效命，万历皇帝曾赐其敇书法衣。还有一位叫桑吉八藏，又称王三吉、王喇嘛，孙承宗曾用其招抚蒙古各部。
李喇嘛通晓女真语、王喇嘛通晓蒙古语，在军中相当于通译、使臣、参谋。二人及其随从自万历年间随军，在宣大和辽东军中多次立功，多次受赏【158】。宁远大战后，在蓟辽总督王之臣所奏“复叙宁远功次”、兵部尚书王永光“议奏”以及天启皇帝的批复中，便有“西夷不抚，奴势不孤，王牧民与朱梅、祖大寿、孙怀忠、王世忠、王喇嘛、李喇嘛，此抚夷有功者也。”和“王喇嘛给副总兵，廪给增其徒从。余俱依拟。”的记载【159】——他们的这些情况，万历皇帝清楚、天启皇帝清楚，崇祯皇帝也应该清楚，这三届朝廷大员更不可能糊涂到一问三不知的地步，除非装糊涂！
皇太极破口时，王喇嘛尚在宣大，随袁崇焕和关宁军勤王应援的是李喇嘛及其部下。既然自万历年间以来，喇嘛随军办差乃常事而且立功、受赏，从未受到过质疑，为什么己巳之变后就成了袁崇焕的大罪？而且又是“潜携”，又是“暗藏”，罪莫大焉！然则，朝堂上下数十年来人人都清清楚楚的事实，到这个时候突然之间都不清楚了？都装起糊涂了？再说，“潜”字何解？“暗”字何来？遣词用句都要生拉硬套到欲致人于大罪、死罪上来，甚而至于连随军办差的喇嘛也要故意说成是敌方“夷使”，这不是构陷是什么！

五结语：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综上所述，崇祯皇帝加在袁崇焕身上的所谓“通虏”“谋叛”罪，纯粹是捕风捉影、根本就站不住脚的；而在认定袁崇焕“通虏”“谋叛”的前提下，又先入为主地死抱着“一切都有可能”的理念，靠分析和推测而得出的袁崇焕九宗大罪，无疑凭空捏造——正如当时为袁崇焕辨冤的一位朝臣钱家修所说：“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164】，这是继南宋岳飞冤案之后、又一起皇帝钦定的“莫须有”的大冤案。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笔者辨析说袁崇焕无罪，有人却说他罪大恶极——他是一个一直以来都颇有争议的人物：当有人说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加在袁崇焕身上的罪名成立时，就有人说明廷审判他八个多月，已经“盖棺论定”；又有人又说袁崇焕行刑时北京人“争食其肉”，这足以说明他罪大恶极罪有应得了；还有人说明崇祯时期的史料记载大都谴责袁崇焕，已成公论。
笔者不禁想起袁崇焕在狱中的一首诗，名曰“题壁”【165】：
狱中苦况历多时，法在朝廷罪自宜。
心悸易招声伯梦，才疏难集杜陵诗。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得句偶然题土壁，一回读罢一回悲。
这首诗不仅写出了袁崇焕在狱中的痛苦经历和孤寂愁寞的境况，更主要地突出了他坚信自己清白和对朝廷昏愦的无比愤慨的情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崇焕决然不会认“罪”伏“法”，崇祯皇帝又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来给袁崇焕定“罪”？难道就是依据从锦衣卫一“走”了之的刘文瑞等七名“奸细”以及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的山西木匠的口供？难道就这样“审判”袁崇焕八个多月、并由此就可以给他定下了“磔”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盖棺论定”吗？
说到北京人“争食其肉”，就没有想到“闻公已已下诏狱”“辽东将士放声大哭”【166】？就没有想到“自焕下狱，关外将士吏民，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就没有想到祖大寿上疏陈情、并却敌立功以救袁督师？就没有想到朝臣钱家修、余大成等为袁崇焕鸣冤？就没有想到御史罗万爵为袁崇焕申辩、被削官？布衣程更生上“白冤疏”被下狱论死？甚至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讨论过五年方略、也被罢官充军？【167】

【51】《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子
【52】《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戊申
【53】《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寅
【54】《崇祯长编》卷十六，崇祯元年十二月癸巳；《崇祯长编》卷十五，崇
祯元年十一月壬戌
【55】《明清史料》兵科抄出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
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
【56】《崇祯长编》卷二十五，崇祯二年八月乙亥
【57】佚名：《今史》卷四，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58】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二八二页
【59】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二八三页
【60】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二八六页
【61】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三零一页
【62】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六章；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
史料》八，第3303页
【63】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六章
【64】佚名：《今史》卷四，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
【65】《崇祯长编》卷十三，崇祯元年九月壬戌
【66】《崇祯长编》卷十五，崇祯元年十一月壬戌
【67】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68】《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元年五月十九日
到兵部呈于兵科抄出）
【69】《明史》卷九十一，兵四
【70】《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辛未
【71】《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甲编第八本第七零七页）
【72】《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73】《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六月壬申
【74】《内阁大库史料》卷十五，七六九页—七七零页
【75】《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天启七年五月甲申

【7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天启七年六月
【77】周文郁：《边事小纪》辽西复守纪事
【78】樊树志：《崇祯传》第八十八页
【79】《内阁大库史料》卷十五，七六九页—七七零页
【80】王鸿绪：《明史稿》卷二百三十五《钱龙锡传》
【81】《明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二十二《叶旺马云传》
【82】《崇祯长编》卷二十五，崇祯二年八月庚午
【83】《国榷》卷一百一十，崇祯十七年壬申
【84】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85】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三百七十页
【86】《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87】《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88】周文郁：《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
【89】《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90】《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
【9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
十一月丙申；樊树志：《崇祯传》九十三页
【92】《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癸丑
【93】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七章第二节
【94】【95】【96】《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甲编第八本第
七零七页）
【97】《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八月乙丑
【98】《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六月乙丑
【99】《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癸丑
【100】《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三月；《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资治通鉴续纪札记上说，明季北略等书称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清人之计，但这个说法在清朝的正史实录上并无相应记载，野史徒采诸说，不可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