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宦者·杨戬传》载：“杨戬少给事掖庭，主掌后苑，善测伺人主意，自崇宁后日有宠。”“政和四年拜彰化军节度使，……立法索民田契，……度地所出增立赋租，……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可能因此，遂使胡适认为：杨戬是‘刮地皮’的人物，而祭祀二郎神要负土作礼，就从‘献土’一点出发，把他们联系了起来。这是说明杨戬之为杨二郎的又一种方式或途径。
　　宋人陆游《老学阉笔记》卷十云：“中贵杨戬，于堂后作一大池，环以廊房，每浴时……屏人，跃入池中游泳，率移时而出，人莫得窥。……一日，戬独寝堂中，有盗入其室，忽见床上乃一虾蟆，大可一床，两目如金，光彩射人。盗为之惊仆，而虾蟆复变为人，乃戬也。”根据这段记述，遂有“杨戬能化身为蛤蟆……这和李冰及二郎神化身为犀牛、为蛟龙的化身法术，有某种相似之处”的说法产生。虽然，“以杨戬宦者，宋徽宗时人，陆游则宋高宗时人，生年与之相去不远，已记其虾蟆变化之异，则明清传说之附会固其宜也。”提出的又是另一种看法。
　　在戏曲领域里，因作为宦者杨戬的影响，遂使杨二郎(或“神之杨戬”)的形象发生了某些变化。当然，戏曲舞台上的二郎神，多数在姓氏、形象和神迹上有一定的渗透和交叉，要截然将其身份划清无疑存在着某种困难。不过，这决不是说无法确定其间的界线，只是说要注意把握住各自的要领罢了。就以杨二郎而论，而有三目和身着戎装即为其形象的基本特征;但由于“人之杨戬”的影响，故“今戏曲中之二郎神金脸无髯，依稀为宦阉形象。”对于杨二郎神话来说，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的干扰，从而削弱其独特形象的艺术魅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