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首席圣王尧和合万国，确立了华夏子孙的上天信仰。上天本就是中国人共同的信仰。中国最古老的诗歌集——诗经中类似“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大雅·烝民》）提到上天、天、昊天、上帝的文字近200处。中国人为什么要信仰上天呢？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是各种文化、民族碰撞的场地。各个民族、文化都带着自己的信仰、图腾在中华大地碰撞。炎帝与黄帝、黄帝与蚩尤、夏商周与三苗等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几次碰撞。而且各大部落联盟里面的各个部落也有不同的信仰、图腾。现在知道黄帝联盟是内陆民族，各部落是兽图腾；炎帝联盟是沿海民族，各种的鸟图腾等等。这些文化的大碰撞，要么是吞并形式，比如一神后的西方、中近东，杀到哪里就强迫改变信仰，不改变信仰就杀头或者交几倍的人头税。而中国人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互相承认对方的图腾是真神，然而大家一起信仰更高的存在：上天。

墨家是不是真有宗教情结？有两方面的反对意见。一方面主要来自不喜欢墨家的人，比如喜欢儒家的。他们认为墨子和其他一些学派一样，只是在托天言志。另一方面来自喜欢墨家的人。他们是唯物论者，面对反对者的批评，感觉需要美化一下墨家。从唯物论角度认为墨子不是真的有宗教情结，墨家托天言志是方便自己的救世主张更好地被接受。那么有宗教情结就不对吗？墨家不需要这样被美化，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理解墨家的思维。有宗教情结的人，不会战天斗地那么狂妄；有宗教情结的人，不会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智力去设计社会，要求别人接受；有宗教情结的人，更不容易因为私利变坏。有宗教情结并不是什么坏事，为什么一定要说墨家没有宗教情结呢？《墨子》里面大量的天、鬼、天道、鬼神字眼，不可能看不出墨家的宗教情结。

每个人的认知和利益不同，要组成道德的社会必须有一些高度共识。什么东西能提供这样的共识？只有信仰，而且是盲目的信仰。古文里的“敬”字本意也就是信仰。信仰必须是盲目的，一旦付诸理性，就代入了个人不同的认知和利益，也就很难形成高度共识。提供共识还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强制，包括法律。这个方式不好，现在是人都知道。一个是教育，然而教育的效果实在有限。因为教育不可避免引致人们思考，一旦思考就代入个人不同的认知和利益。比如说我们被教育看绿灯才过马路，可是往往导致我们吃亏，而且违反规则的人并没有被惩罚，更隐性的破坏思维“偶尔违反一次没什么，现在有更重要的事”，那么教育的效果可想而知。是的，对于整体和比较长远的利益来说，看绿灯过马路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可是我们能指望多少人能深刻理解这一切呢？实际上理解这一切的人，他其实也不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对社会规则的信仰！由于信仰，他才相信“大家都遵守规则能获得更大利益”，为什么能获益的知识只是补充的加强信仰的拼凑的理解罢了。因为他的体验不足够支持“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遵守规则”的认识。绿灯行、红灯停已经是最容易理解其意义所在的例子了。换成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更抽象的道德原则，人们能理解其中之利吗？至于各道德的排序这种更加能体现价值观的东西，用理性更是无法理解的。更何况绝大部分人根本不会花时间去泡在哲学里面，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要担负各种责任、要生产、要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信仰和理性哪一个更有效？儒家道德的根是小农社会的家庭，而墨家理论的根是上天。如果主张修改墨家主张排除上天，那么需要另外给墨家理论找一个根。否则就变成儒家那种无根（先秦儒家的理论）的道德论。

　“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丧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丧之，是怒死人也。人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丧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非与是不明，皆不可行。”

汉·王充《论衡·薄葬篇》：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

汉·王充《论衡·命义篇》：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劳，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

晋·鲁胜：《墨辩注序》
　　“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

魏·刘徽：《九章算术注·衰分篇》
“墨子号令篇以爵级赐，然则战国之初有此名也。”
梁·刘勰：《文心雕龙》
“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卷四：《诸子篇》）

唐·韩愈：《读墨子》：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荛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唐·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

宋·欧阳修《崇文总目叙·墨家小叙》：
　　“墨家之言贵俭，此其所行也。孟子之时，杨与墨，其途塞，孟子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兼爱而不知亲疏，故辞而辟之。然其强本节用之说，亦有足取者。”

宋·王安石《杨墨辩》：
　　“杨子之道，所执者为己，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
　

　“杨子之道虽不足以为人，固知为己矣。墨子之志虽在于为人，吾知其不能也。”“墨子者，废人物亲疏只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其足以利人者适足以为天下害也，岂不过甚哉！”
宋·程颐《河南程氏遗书》：
　　“问：韩退之读墨篇如何？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且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语？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比儒者学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难至此。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论不知谨严，故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