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
　　李文俊：傅雷仅靠翻译就能维生
　　广东中山人。1930年生，著名翻译家，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主要译著有《变形记》、《在路上》、《喧哗与骚动》等。
　　门罗作品印40万册只给翻译费1.8万元
　　去年底，艾丽丝·门罗获诺贝尔文学奖，门罗代表作《逃离》中译本出版方——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紧急联络印刷厂连夜开机加印40万册。随之而来，有人认为中译本译者李文俊也能从中获得一笔不菲收入，但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说，“当时和出版社签的合同，稿酬是一次付清的。原本也就印个一两万册，人家一次性支付翻译费18000元，按千字百元标准，算够给面子了。那时我也不懂，以为卖不了多少。现在加印了这么多，人家一声不吭，我能怎么办？我八十多岁的人了，犯不上为这种事大动肝火。”
　　李文俊说，“我这个人书呆子气重，对于签合同什么的，并不懂得，糊里糊涂就签了。现在出版社给翻译的稿费是很低的，基本没有超过千字100元的，而且版权的年限很长，有的定7年，有的10年，我糊里糊涂签字，现在全在他们手里，就不能给别人再出了。别人要出电子版什么的，他们也说不行，要给他们钱，要分百分之五十。”
　　但是，在李文俊看来，要改变目前翻译稿费低的状况，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说提高翻译稿费标准的人很多，可现在不少出版社也在抱怨快关门了，它们很少有赚大钱的，也是夕阳行业。就算赚一些钱，也主要是靠畅销书，那种书也比较好译，真正难译的是经典之作，但是又没有市场，那怎么办？”

　　半个世纪了翻译费还没打破千字一百
　　时代毕竟不同了。傅雷先生能靠翻译维持生活的年代过去了。做了几十年翻译的李文俊深有体会。
　　1953年大学毕业，李文俊被分配到作家协会，在《人民文学》杂志当助理编辑。几个月之后，作协决定恢复《译文》杂志，这是鲁迅在1920年代创办的，也是现在《世界文学》的前身，于是他被调到《译文》杂志。当时茅盾是主编，萧乾是编辑部副主任。
　　“那时候我还年轻啊，茅盾就叫我们找材料，联系专家翻译，我跟朱光潜、吴达元、冯至、王佐良这些专家请教。他们翻译完拿来，我们细细看，每个译者的东西都要查对原文，如果我觉得他译得不对，就用铅笔写在旁边，交给组长看，组长看了再给萧乾看，这就相当于改作业。最后再拿给译者本人看，等他回稿过来，我再看一遍，等于是上了好多年的翻译课。通过编辑工作我学习到不少东西，傅雷的稿子我处理过，周作人的也处理过。”
　　李文俊对羊城晚报记者回忆说，1960年代，编辑部开给外面专家的翻译费是千字几十块钱，如今也还是一样，没有打破千字一百的，可那时的几十块可不比今天。“所以傅雷他们可以单靠做翻译来维持生活。但后来也不行了，他也写信给领导，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给他两百块钱，他不够用。很多专业的翻译家也转去机关工作了。这些是‘文革’之前的情况，‘文革’后都变了。”
　　李文俊认为，翻译劳动是非常高级的脑力劳动，能做到出色的翻译家不容易。单是外文好，或是中文好，都不行。翻译需要天赋、灵性、悟性，感悟原文内在意思，表达上如何用语，层次也有不同的。有些翻译出来硬邦邦，就算意思大致对了，语气是不对的；有些一句句翻出来了，整篇的气势也可能掌握不好。你用怎样的文风来展示奥斯丁、门罗、福克纳、卡夫卡的作品，这些都有区别，但这个谈不出什么理论的，要自己细细体会，要有文艺的才能，又要有对外语的敏感，而且要知道到了读者那会有怎样的体会和反应。

　　翻译出版
　　不能脱离市场谈稿费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现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主要译著有：《撞上门的女人》（小说）、《狂恋大提琴》等。
　　上海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目前，图书市场上的外国文学作品分两种——公版书和版权书。公版书指的是作者已经去世50年以上，出版商无需支付版税的图书；版权书，顾名思义是出版社需要购买版权的图书。而出版社为译者支付稿酬也有两种计算方式，一是按照版税计算，最后所得和该书印量息息相关；二是按照翻译千字的稿费来算。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目前我国的出版社极少会在版权书上和译者签订版税合同，大部分能够签版税的，都是公版书，通俗说来就是“经典名著”。对于版权书来说，翻译稿费普遍是千字60-70元，公版书的稿费相对高些，因为少了版权费用成本，但也不超过千字一百。

　　年轻译者才是真正被忽略的一群人
　　黄昱宁还强调说，充分尊重老翻译家的辉煌成就当然很重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为中青年译者呼吁似乎更有现实必要性。
　　她认为，老翻译家所翻译的经典名著，相对来说销路更有保证，这些书的重印率比较高，五年七年可以续约一次，而且很多出版社抢着要这样的资源。“一般老牌的专业出版社，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都会支付译者印数稿酬。当一本书印数达到十万册，那就等于基本稿酬再拿一次。和译者签订的合同也都是有期限的，五年、七年，最长不超过十年。期满之后重新续约，基本稿酬也要重新再拿一次。现在有些民营出版公司会签一次性付清稿酬，严格来说是不允许的，国家规定要签印数稿酬，只不过现在大部分书只印一次，很难重印。”
　　而中青年译者往往翻译的是新引进的版权书，这些作品基本只印一次，新译作品难度比复译更大，我们也需要新作品来繁荣我国的文化市场，但这些作品的印量不高，而且现在经常被挑错的也往往是这些年轻译者，“受委屈的往往是这波年轻人，他们才是真正被忽略的一群人。”黄昱宁说。
　　不过，相对于新译作，公版书往往有多个译本，这也会导致书的印量不高。上海九久读书人编辑、译者何家炜说，除非这本书卖得很好，否则不管是以千字稿费签约，还是以版税签约，区别并不大，事实上，如果一本书字数很多，印量很小且不会加印，还不如按千字稿费来算。

　　稿费税800元起征点不合理
　　那么，在一本版权书的成本中，翻译稿费占多大比重才合适呢？何家炜认为，译者稿费占作者版税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可能比较合适，“如果要跟作者版税相当，我觉得这不大合理也不现实。”
　　何家炜给羊城晚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译文共15万字，按千字60元算，翻译稿费则为9000元，而现在大部分版权书首印只有6000册，那么每本书的翻译费也就是1.5元。如果这本书定价30元，翻译费占的比重是5%，而版权书的作者版税一般是7%，我们能不能说，翻译稿费是挺合理的呢？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明明是好书，中国受教育人口基数那么大，印数却只有这么一点？“那就应该问问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阅读已经成了极少部分人的需求？”何家炜说。
　　何家炜认为，目前必须且急需改变的，是稿费税以800元为起征点，这是极度不合理的。如果不将稿费起征点提高到合理水平，那么结果将是，出版社增加了一本书的稿费支出，但译者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也说，如果不是富二代，不推荐任何人选择专职做文学翻译，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国外的文学翻译也没有专职的，“国外的译者很多供职于大学，或者本身也是编辑，或者也做商业翻译，专职做翻译的极少极少。”黄昱宁认为，除了稿费税800元起征点这个歧视性政策应该呼吁政府解决之外，其余的都是市场在起调控作用。

　　学术翻译
　　严蓓雯：
　　这是一份战战兢兢
　　报酬低廉的工作
　　1971年12月出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主要译著有《巨人与侏儒》、《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