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先知的时代
也许每一世代的人们都相信，历史已到里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似乎特别难解决，未来愈发不可预见。————凯伦·阿姆斯特朗
自从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战争、恐怖主义、能源危机都是难以避开的话题。而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又难以解决。殊不知，在两千年前，种状况就已经出现过。与我们不同的是，当时的先知、哲人、贤者从不同方面给了我们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法。在这五百年间，层出不穷的哲人重塑里人类精神和世界观。这几百年，就是轴心时代。
相隔两千年，我们的境遇是如此相似，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或者几个先知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我们指引前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塑造公众先知。
西周时期，人们对于不可见的神的信仰逐渐淡化，为了巩固统治，统一信仰，维护“天道”即所谓的自然规律的周礼应运而生，虽然有些违背人性，但是精美的礼仪、谦让制度有效地避免了暴力和仇杀，使中原文化圈内的封过政治稳定。然而，到了春秋末期，随着不懂礼仪的楚国的入侵，中原大国也开始抛弃传统的束缚，开始不断扩张，并吞小国。暴力与物欲流淌在中原的土地上，依靠礼仪制度所维持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开始瓦解。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底层社会却因为连年的战争而民不聊生。正因如此，儒墨道法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方法。孔子周游列国，广收贤徒，通过弟子传播“忠恕”“仁爱”的思想；墨家子弟秉承了“兼爱”“非攻”的精神；庄周论道，追求逍遥解脱，李耳“无为”，留下 《道德经》五千言。
然而，对于这些言论，当时的统治者很少采纳，当我们发现“忠恕”“仁爱”的思想适用于当时的情况时，问题早已被解决。当时最受各国欢迎的学说，往往能够富国强兵。因此，秦穆公接受法家学说，率先变法，制定一套如同礼仪般不需要人治维持就可以自动高效运行的法律，激发民众的野性。随着秦国的崛起，其他国家也由此奋发图强，相继改变治国策略。最后秦国统一中原，焚书坑儒。从其他的学说观点来看，中国的政治形势更加黯淡，但是，秦灭汉兴，中国人发现，任何一个正统的思想都不能涵盖全部的真理，无论它何其尊贵，都无法宣称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尊重他人的观点比获得一种毫无谬误的见解更为重要。因此，虽然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统治者却是儒表内法，允许所有学说发展，这才是周代社会问题解决的时刻。我们发现轴心时代的思想的确重塑了人们的精神与世界观，但是，这些思想真正地向多数民众传播、成为主流思想时，时间早已过了轴心时代。一个统一的时代，才是轴心时代种下的种子盛开的的时代。
我们真的没有先知吗？或许是有的。但是，即使有，我们也不可能在发现它的先知性。先知的学说往往对于当时的思想来说也更为激进，使人难以接受。即使到现在，我们都无法突破儒墨道法的理论体系。因为对于每个时代的人，自己所接受的主流知识都会被认为无限接近于真理。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没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没有能源技术和生存空间的突破，生产生活方式没有轴心时代般动荡、变换，可能很难有理论突破。但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或许，二十一世纪并不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不需要理论突破就可以被解决，只是我们需要用起先人所提供的思想工具。似乎当今的暴力、恐怖与矛盾，在真正成为主流的“仁爱”“包容”思想下将不堪一击。如果能包容不同的宗教流派，中东地区战争的可能性将大为减小，如果仁爱的思想贯穿始终，恐怖主义将不复存在。不过遗憾的是，在没人为之努力时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没有先知的时代，需要的不是仅仅是突破，更是对前人理论的传承。
也许每一世代的人们都相信，历史已到里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似乎特别难解决，未来愈发不可预见。————凯伦·阿姆斯特朗
自从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战争、恐怖主义、能源危机都是难以避开的话题。而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又难以解决。殊不知，在两千年前，种状况就已经出现过。与我们不同的是，当时的先知、哲人、贤者从不同方面给了我们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法。在这五百年间，层出不穷的哲人重塑里人类精神和世界观。这几百年，就是轴心时代。
相隔两千年，我们的境遇是如此相似，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或者几个先知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我们指引前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塑造公众先知。
西周时期，人们对于不可见的神的信仰逐渐淡化，为了巩固统治，统一信仰，维护“天道”即所谓的自然规律的周礼应运而生，虽然有些违背人性，但是精美的礼仪、谦让制度有效地避免了暴力和仇杀，使中原文化圈内的封过政治稳定。然而，到了春秋末期，随着不懂礼仪的楚国的入侵，中原大国也开始抛弃传统的束缚，开始不断扩张，并吞小国。暴力与物欲流淌在中原的土地上，依靠礼仪制度所维持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开始瓦解。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底层社会却因为连年的战争而民不聊生。正因如此，儒墨道法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方法。孔子周游列国，广收贤徒，通过弟子传播“忠恕”“仁爱”的思想；墨家子弟秉承了“兼爱”“非攻”的精神；庄周论道，追求逍遥解脱，李耳“无为”，留下 《道德经》五千言。
然而，对于这些言论，当时的统治者很少采纳，当我们发现“忠恕”“仁爱”的思想适用于当时的情况时，问题早已被解决。当时最受各国欢迎的学说，往往能够富国强兵。因此，秦穆公接受法家学说，率先变法，制定一套如同礼仪般不需要人治维持就可以自动高效运行的法律，激发民众的野性。随着秦国的崛起，其他国家也由此奋发图强，相继改变治国策略。最后秦国统一中原，焚书坑儒。从其他的学说观点来看，中国的政治形势更加黯淡，但是，秦灭汉兴，中国人发现，任何一个正统的思想都不能涵盖全部的真理，无论它何其尊贵，都无法宣称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尊重他人的观点比获得一种毫无谬误的见解更为重要。因此，虽然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统治者却是儒表内法，允许所有学说发展，这才是周代社会问题解决的时刻。我们发现轴心时代的思想的确重塑了人们的精神与世界观，但是，这些思想真正地向多数民众传播、成为主流思想时，时间早已过了轴心时代。一个统一的时代，才是轴心时代种下的种子盛开的的时代。
我们真的没有先知吗？或许是有的。但是，即使有，我们也不可能在发现它的先知性。先知的学说往往对于当时的思想来说也更为激进，使人难以接受。即使到现在，我们都无法突破儒墨道法的理论体系。因为对于每个时代的人，自己所接受的主流知识都会被认为无限接近于真理。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没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没有能源技术和生存空间的突破，生产生活方式没有轴心时代般动荡、变换，可能很难有理论突破。但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或许，二十一世纪并不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不需要理论突破就可以被解决，只是我们需要用起先人所提供的思想工具。似乎当今的暴力、恐怖与矛盾，在真正成为主流的“仁爱”“包容”思想下将不堪一击。如果能包容不同的宗教流派，中东地区战争的可能性将大为减小，如果仁爱的思想贯穿始终，恐怖主义将不复存在。不过遗憾的是，在没人为之努力时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没有先知的时代，需要的不是仅仅是突破，更是对前人理论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