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印度造纸业部门的推算，印度目前对办公用纸的需求量以17%左右的速率增长，远远超过其造纸业的发展速度。虽然很难准确统计出印度“半纸化”或“全纸化”办公的覆盖率，但是从政府近年来积极倡导的“无纸化”，“数字化”办公中可以侧面窥其究竟。无论是早在国大党执政时期提出的NeGP计划（National e-Governance Plan），还是莫迪政府推出的“数字化印度”（The Digital India）都是旨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办公效率，加强政府清晰透明的管理。
以“数字化印度”为例，其计划要让30万所学校，3万个医疗中心以及20万个政府机构拥有高速的宽带网络服务。而联合国宽带委员会（UNBC)2015发布的一份关于国家宽带的报告显示，2014年针对189个国家的固定宽带签约量的调查排名中，印度位列131，而其互联网覆盖率只有15.3%。由于印度土地私有，宽带假设成本较高，宽带网络服务计划的真正实施则困难重重。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跳过了电脑普及、通过电脑上网的阶段，而直接迈进智能手机的爆发期。智能手机办公正在成为时尚，针对手机移动办公的软件也层出不穷，但在印度能否替代或者提高办公效率还有待观察。

如果说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办公领域，并且技术欠缺是导致“低效率”的外部因素，那是否存在人自身的内部因素呢？对于这一点，和来自中国一家基建公司并长期驻扎印度的朋友的聊天引发了我一些思考。“相同的工程量，中国只需要一周，而这里（印度）需要半个多月，甚至更久”，朋友的话让我猜测可能是技术条件的限制，可是随后他又提到，“出工不准时，弄一会儿都停下来喝chaya（印度奶茶）、聊天去了，一点儿不着急，慢得很” 。
我尚且不知工人的工资是按天支付还是按完成工作量支付，但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慢”确有目共睹。据麦肯锡于2009年发布的一份对印度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速率的评估显示，在印度建设一座火电厂平均需要3.5年，而中国不到2年。此外，据印度政府官方数据显示，“十一五” 规划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接近30%的项目未获批准，而其中近60%的项目是因时间和成本超支所致；在得到批准实施的项目中，平均每个项目都会有20%-25%的时间和成本超支。当然，里面包含的因素有许多，例如土地并购、规划管理、劳工技术等，而这些指标都可以得到量化，唯独人的观念的因素却不太容易弄清，正如朋友提到的“不着急，慢的很”。

在这样的时间跨度下，“轮回”的观念也使得“不着急”的说法有生长的土壤。在早期吠陀时代，印度教前身的婆罗门教经典《梨俱吠陀》就有对人的生死轮回进行表述，认为人可以永远存在，人死亡之后还有另外的世界。而此后，印度宗教哲学核心思想形成的奥义书时期，其“五火二道”之说对轮回观念有了更清晰的阐述。“五火”指人死后到再出生的五个轮回阶段，即人死被火葬后，先进入月亮；再变成雨；雨下到地上变成食物；食物被吃后变成精子；最后进入母胎出生。“二道”指“神道”和“祖道”。（详见姚卫群：《印度宗教哲学概论》）而此后我们所熟悉的佛教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业报轮回观念正是从婆罗门教中发展而来。所以在印度教徒看来，人生在世几十年只是多次轮回的一步而已，人的生命无限延续，有什么可真正让你着急的呢？不得不说，这种“慢”是一种令人艳羡的生活态度。

不过仅从以上某个方面的数据以及宗教文化阐释角度说印度“效率低”，似乎有失偏颇，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当代印度真的“慢”吗？或者说印度年轻一代真的“效率低”吗？这次在印度碰见的一位叫法拉兹的小哥动摇了我之前的判断。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机场，身材瘦小，拥有印度人普遍特点的大眼睛、长睫毛、双眼皮。当我对着他说印地语时，瞬间发亮的眼睛以及夜色下格外醒目的微笑着实让人在德里的寒风中倍感温暖。他是国际处的一名老师，九零后；从见到他到我们离开从没有看到他“消停一分钟”，两部手机，一本文件夹，走路小跑以及永远挂在脸上的微笑，这些仍深深印在我脑海 。

直到快要离开的一次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每天平均工作10个小时，一个人负责金达尔大学的国际访问团、交换学生的所有吃、住、行等后勤安排，不夸张地说，一个人干了好几个办公室的工作，却永远给人精力充沛的感觉。他大学本科期间的课外经历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实习的地方包括：联合国电信联盟，世界教科文组织文化部，美国占地服务团（AFS），印度安德拉邦旅游项目部等等，做翻译、当导游甚至还去过五星级酒店当服务生。“ye koi nahi（这不算什么）”, 他骄傲地告诉我他好多同学都这样。诚然，像法拉兹这样的或许是个别现象，又或许代表了一大批印度的青年，但在我看来他们所展现的正是“effectiveness”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