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嚴經》是給人家的重視，有如此的價值，也有如此的威力，但是，這一本經典它來的確實果然很遲。出來以後，宋代、宋元之間，已經有人起懷疑了，認為這一本佛經是翻譯得太好了，太好太好！不是印度來的，不是佛說的。因為所有的佛經啊，翻譯的文學、佛經文學沒有那麼高明，這一本經是太高明！在中國的佛教文學、在文學的價值裡頭是第一等。假定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學到《楞嚴經》的文章的寫法筆法，不但是古文寫得好，可以說現代的白話文字也會寫成第一等。文字實在太美了！太好了！為什麼呢？

要想一個宗教、哲學、好的東西弘揚開，首先注重文學，文學是很重要。所以《楞嚴經》在中國的這個文學的境界陪襯了高深的佛法，所以各界都願意接受它。尤其它包括了顯教所謂禪宗、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沒有哪一宗對佛法不向這個地方歸納的。同時，最重要，它修證的秘法、秘密的法門有很多，中間講到修行的方法，尤其二十五位大菩薩起來提出自己的修行的經驗、心得的報告，這非常震撼人，因此，《楞嚴經》的好處又太多了。

要想一個宗教、哲學、好的東西弘揚開，首先注重文學，文學是很重要。所以《楞嚴經》在中國的這個文學的境界陪襯了高深的佛法，所以各界都願意接受它。尤其它包括了顯教所謂禪宗、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沒有哪一宗對佛法不向這個地方歸納的。同時，最重要，它修證的秘法、秘密的法門有很多，中間講到修行的方法，尤其二十五位大菩薩起來提出自己的修行的經驗、心得的報告，這非常震撼人，因此，《楞嚴經》的好處又太多了。
可是因為太好了，世界上的人，太好了就有人想辦法總要挖它一點角啊！「哎？這個普通人沒有這樣好的境界！」到了民國以來，尤其是梁啓超，梁啓超是學佛的呦！他是一個居士、楊仁山居士的徒孫，也就是歐陽竟無先生的弟子。他也跟歐陽竟無先生學佛學的。不過老實講，梁先生其它的學問當然很好，影響了一個時代，不但影響了我們八十年代，恐怕還要影響一百多年以後。所謂康梁的（康有為、梁啓超）這個師生學術思想影響中國的文化、現在的文化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梁啓超的佛學在我個人乃至一般學佛的人看來，不敢領教！那很粗淺。可是呢，他走了清末一般學者的路線，也就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因為我們從清末到民國初年一直到現在，走的自己學術文化的路線，都是走疑古的、懷疑古人。表面好聽，說注重考證、考據；一注重考據、一考證，自然對任何一點都懷疑。

其實，真能做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就當然會內外隔絕，而「心如牆壁」了。反之，真能做到「心如牆壁」，那麼「外息諸緣，內心無喘」自然就是「安心」的法門了。所以以神光的「覓心了不可得」，和達摩的「我為汝安心竟」，雖然是啓發性的教授法，它與「外息諸緣」等四句教誡性的方法，表面看來，好像大不相同。事實上，無論這兩者有何不同，都只是禪宗「可以入道」的方法，而非禪的真髓。換言之，這都是宗不離教，教不離宗的如來禪，也就是達摩大師初來中國所傳的如理如實的禪宗法門，地道篤實，絕不虛晃花槍。這也正和大師囑咐神光以四卷《楞伽經》來印證修行的道理，完全契合而無疑問了。現在人談禪，「外著諸緣，內心多欲」，心亂如麻，哪能入道呢！

最初，那麼世界上究竟能不能有一個時代、一個社會，達到這樣，這是政治意識問題，不是我們今天範圍以內的，我們講的是生命宇宙根根的問題，所以講的唯心、唯物、唯識。現在我們倒回來，有人提，關於中觀正見，中觀與唯識的問題，中觀大家都知道，有些居士們不知道，中觀是個名稱，學術上的名稱，怎麼叫中觀，很簡單介紹，佛法講空，空的相對面的一派講有，不空不有叫中觀，反正也即空即有，非空非有，這個叫中觀。這怎麼說呢，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過世了，走的時候，涅槃了，在中國來講有兩、三種說法。一、釋迦牟尼佛比孔子早差不多七、八十年，百把歲。二、人家說，學術上，釋迦牟尼佛和孔子都是同一個時代。三、釋迦牟尼佛比孔子小個五、六十歲。這個時代考據的問題，我們拿古代做官的辦公文的兩句話，來判斷這個案子，這些三派的說法都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講考據學，我們只好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都有點理由，這又是學術上的爭論。關於佛出生的究竟年代，一直都還在爭論，暫時把它擺一邊。

那麼，面前有佛，心中有佛，處處皆是佛，這個修法的咒語一定得感應的；得感應是你心中所變現出來的。那麼，修法的時候要怎麼樣呢？「必有事焉」，這是引用孟子的話，這句話很重要。孟子經常講修養的道理「必有事焉」，人修道、養氣、做功夫隨時隨地要有這個念頭，好像「欠人家的債沒有還」、「你跟人家約會沒有去」那麼重要，心裡頭隨時念佛念到這個樣子，你一定成功。大家在家裡念佛也好、念咒子也好，嘴裡念「南無颯哆喃」、「唵嘛呢叭咪吽」，一邊罵人家「你要聽我吽，麵包拿來，快點！哎呀，那個菜焦了，唵嘛呢叭咪吽」心裡想「炒的菜焦了」，嘴裡念的是「唵嘛呢叭咪吽」，你自己哄騙了自己，不對的。心中無佛，你念得再好也沒有用，這叫做有口無心，所以要「必有事焉」，心中有此事，恭恭敬敬，才叫做修行。

“民之从事”，这个“民”，不是站在官的立场，是指老百姓而言，是代表普遍的一般人，或者可解释为“人类”。一般人做事“常于几成而败之”，快到成功的时候失败了，爬楼梯还剩一阶就要爬到顶上，突然跌下来，骨头也跌伤了，照X光打石膏，这是“几成而败之”。做一件事情，无论小事或大事，快要成功时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快成功会使自己昏了头，一高兴，眼前的成功反而成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纵然不死，却要再重新开始了。所以说一般人多半是“几成而败之”，在几乎快要成功的时候反而失败了。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是讲人类文化基本问题，孔子用“举一隅”的教育方式来讲。中国文化的所谓“君子”，是与“小人”对立的名称，等于是个符号，怎么叫君子？怎么叫小人？很难下定义，等于说好人、坏人很难下定义一样。尤其站在哲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好人对某一件事情好，有时在好里会变坏；坏人一切都坏，但有时在某一点上会变好。所以好人与坏人很难下定义。可是在社会、政治的立场，不能以哲学观点来讨论，好与坏是对事功而言。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是站在哲学的立场讲，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

顶

顶

好了，我們曉得《華嚴經》也經常提到心識的問題，譬如我們常常念的這四句話是《華嚴經》……[錄音中斷]
如果是現在人所瞭解的心理的心；我承認你們現在前面都沒有茶，你們現在眼睛閉起來打坐，心裡想一杯茶，泡得好好的放在前面，想想看，想得出來嗎？想不出來，就不是一切唯心造。你造不出來嘛！你心想發財，偏偏蝕本；心想飛起來，偏偏爬不動；心想病好了，病偏偏加重；怎麼叫一切唯心造啊？那麼說佛法的哲學是騙人的嘍？佛是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騙人的！那麼一切唯心造這個心是什麼心？這要搞清楚了，對不對？這個是實證問題啊！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外國的學者、日本的學者有意地污蔑了中國文化的傳統，認為許多都是假的。那麼尤其日本人很厲害，譬如說，認為我們的老祖宗堯、舜、禹，這些歷史上的聖帝，說聖人的皇帝、明王他根本沒有這個人。堯是個什麼？堯是個香爐，你看拿土做的那個香爐，那個香爐兩個腳翹起來，把這個字、中國字。舜是個什麼？舜是個蠟燭台、插蠟燭的，廟子上不是有些蠟燭支著、立起來的嗎？禹，大禹王治水，說那不是個人，那是個大爬蟲，在地上爬啊爬，所以把黃河啊、長江爬出來的。
人家有意污蔑我們的文化，好想侵略。然後講孔子呢？孔子——日本人！蘇格拉底——日本人！好的都是日本人。這些都是。可是我們八十年代以前，很可憐的，中國一般學者包括梁啓超先生在內，都受了這個傳染病，都走疑古的路線；凡是我們祖宗都不對，最後我們祖宗不是人，然後呢跟著達爾文的思想，人類是猴子變的。我常說，達爾文的祖宗是猴子變的，我的祖宗是人變的！這個（是）莫名其妙的思想！哈！
可是這樣一來呀，產生一個問題了，所以梁啓超提出《楞嚴經》（是）偽經、假的、後人造的，誰造的呢？梁啓超也講不出來，他說大概是中國人造的，學問很深的造的。因為中間也講到神仙，《楞嚴經》也講到神仙。梁啓超當時認為這個神仙他是印度沒有的，神仙之道、這種長生不老之道印度沒有的，《楞嚴經》釋迦牟尼佛怎麼樣會提到神仙呢？可見是中國人偽造的。他舉出了三點證據，都是不準確的。

那過去有位羅香林先生（這位先生現在過世了，也是過去「中大」的校長）寫了一篇文章（《唐相國房融在光孝寺筆受< 首楞嚴經> 翻譯問題》。文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三十五冊三二一—— 三四二頁），批駁梁啓超先生這個觀念。他反證《楞嚴經》是真的，而且是唐代這位宰相（所謂講宰相是好聽一點、等於一個部長）房融先生親自執筆的。翻譯不是他翻譯。古代的譯經、翻譯東西不是現在呦，我們現在一個人大學畢業，努力一點，學了幾年英文，就會翻譯經了。其實英文也沒有通，中文也沒有通，兩頭不通，中間落空。所以翻譯的東西莫名其「土地堂」！不是莫名其妙，「妙（廟）」還大一點——「土地堂」太小了！就是說是沒有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