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这个贴吧为什么要说标题名字是广告贴，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删帖。
9. 任何信息皆可转换为一数串，一数串要有意义，必须依赖于另一有意义的数串。
当我们把一部《红楼梦》存储在磁盘上时，写在磁盘上的其实是一串很长的二进制代码。从数学意义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而已，即：
《红楼梦》= 一个大数
我们常常认为：写在纸上的《红楼梦》书，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从书上还原出亭台楼阁、人物场景等等；而一串数字，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呢？
但对计算机来说，所存储的一切信息，都是数字，无论是中文还是英语，图片还是声音，都可以用某种规则转换为一串数字。有了规则后，数字即可指代任何东西，从而有了意义。在这个规则下，《红楼梦》被转换为唯一的一串数字，这一数串又可还原为《红楼梦》。如果我们失去了规则，这一数串就变成无意义的了。
但什么是规则呢？在计算机上，规则即是一段程序，来执行编码和文字之间转换的程序。程序是什么？是可执行文件——也是存储在硬盘上的一串数字。这一串数字——一段可在微机CPU上运行的程序，如果交给工作站CPU，则无法执行，就变成一串无意义的数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两种CPU的内部逻辑电路设计不一样。至于CPU的逻辑电路是如何设计的，以及逻辑电路的所有知识，又可以某种方式转换成一串数字。
如果我们继续追溯，会追溯出更多的计算机知识，然后是更多的物理知识，以及数学或语言的知识，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知识，才保证了计算机上存储的这一长串数字，可以转换为《红楼梦》，可以有意义。而所有这些知识，都可以转换成一串又一串的数字。
概而言之：一数串A要有某种意义，必须依赖于另一有意义的数串B，但数串B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另一有意义的数串C。
我们所有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具有内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如果我们认为知识B是正确的，是因为它可以从另一个正确的知识A推导出来，同时，我们也可以从B的正确性推出C也是正确的；但如果C证明是错误的，则可依次得到B和A也是错误的，与此相关的所有知识也因此是错误的。
数学上有个哥德尔定理，认为：不存在一个完备的体系，里面所有正确的命题都可以在体系内被证明。当我们认为我们的知识体系是正确的，是有某种意义的，但可能我们无法完全证明这一点。
在埃及，人们发现了古代人留下的大量象形符号，但并不知道这些符号有什么实际的意义。100多年前，一位法国士兵在一件文物上发现有古罗马语（拉丁文）刻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名字，旁边还有一串古埃及的象形符号，他推测这些符号是埃及艳后的名字在古埃及语中的发音。他的推测被证明是正确的。人们由此逐渐推断出古埃及所有象形符号的发音和意义，一门研究古埃及语言的学科出现了。
若设想一个外星人到地球上来，拣了一块牌子，上面刻着“apple”，他回去之后，将无法得出这几个图案有任何意义，但若是拣了一套英文百科全书回去，他就可以慢慢推测出上面所有字符的意义。今天，古埃及语言能够被研究，不仅仅是因为第一个士兵发现了突破口，还因为有足够多的古埃及语被保存，使得我们可以让这些知识相互验证，慢慢形成一个有意义的语言体系。

10. 大脑中，某种放电模式有意义，不仅因为它和大脑中其他放电模式具有一致性，还因为它和外部世界的信息具有一致性。
当我看见王芳时，在我大脑里某个部位有100万个神经元，其中有50万个放电了。这可以表示为一个长为100万的二进制代码，也就是一个数值。我认为：这个数值是有意义的，是王芳在我大脑记忆里的编码。
我是如何知道这串数字是有意义的呢？
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看见王芳时，这串数字被激发，所以这串数字有意义。如果张三问我：“昨天下午，来了一个新同事，你知道是谁吗？”此时，在我大脑里，这一串数字又被激发了。从这串被激发的数字，我可以回想起王芳的姓名、依稀的容貌、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于是，我回答张三：“是的，那个新同事叫王芳，是作财务的，她还是李四的表妹呢。”
请注意：王芳的姓名和容貌，财务，李四的表妹，等等，都是大脑中的某群神经元的一种放电模式，一串二进制代码。
在我大脑里，从这串数值，可以找到所有关于王芳的信息，也可以从王芳的其他信息，再找到这串数值。于是我认为这串数值是王芳在我大脑里的编码，是有意义的。
一串信息在我大脑里有意义，是因为它和大脑里的其他信息是有关系的，而且不互相矛盾，彼此具有一致性。这种意义是由产生这串放电模式的其他放电所决定，也是被这串放电模式引起的其它放电模式所证明。
当我说A和B是一致的，是指二者在指定系统中具有某种可解释的互不矛盾的联系。但在某个系统中A和B一致，若扩大到更大的系统中，也可能变得不一致；在某个系统中A和B不一致，但若扩大到更大的系统中，也可能变得一致。在大脑内部，信息和信息的一致性，使信息具有了意义，但信息不一定在现实世界中也具有意义。
比如，李四向我介绍新来的同事：“她叫王芳，是做财务的，还是我的表妹。”我伸手想和王芳握手打个招呼，但我握到她的手时，怎么是一种毛绒绒的感觉？
这时候我醒来了，发现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而已，我手抓到的只是身上的毯子。所谓王芳，以及她的种种信息，只是在我大脑里存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存在的。
所以，大脑中的放电模式，要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还需要和现实不矛盾，即具有外部一致性。
大脑时时刻刻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从外部世界输入信息，或获取反馈信息，如果内部已有信息和这些输入信息或反馈信息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大脑内部的信息，不仅具有内部一致性，还具有外部一致性，因此有现实的意义。
但这种一致性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正常人的视网膜上有红绿蓝三种感光细胞，而有色盲的人常常缺失了一种或两种。如果对于一个有色盲的人，看到红色和绿色是一样的，你坚持要告诉他，红花和绿叶的颜色是完全不相同的，但这对他的大脑来说，只是个没有意义的结论而已。如果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他的眼里有四种色觉感光细胞，他可能会指着我们的电脑屏幕疯狂大笑，因为屏幕上树叶的颜色和实际树叶的颜色完全是两回事。
对于一个妄想狂来说，他可能听到、看到并不存在的事实，这些信息在其大脑内部是一致的，可以互相联系和提取。对于外部世界，对于其他人，这些信息则毫无意义。
在电影《美丽心灵》中，博弈论的奠基者，数学家纳什，常常看到一个同学和一个小孩与他说话，但对于其他人或对外部世界来说，这些都是他大脑内臆想的结果。直到有一天，纳什发现：“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都没有衰老过”。正是这种不一致性，让纳什知道所谓的同学和小孩都是他幻想出来的。从那以后，如果有陌生人对他说话，纳什会回过头问学生：“我看到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你看到得吗？”学生说：“能。”纳什根据学生的反馈信息，从而在他的感觉和现实之间建立起一致性。

13. 联系既是一种加工过程，也是一种编码。编码在大脑中不能独立存在，必然会激活一些其他有联系的编码。
当我看到王芳时，通过人脸识别输出的编码，“找到”她的名字“王芳”，从而将人脸编码和人名联系起来——当我说“找到”，其实就是大脑对输入信息进行了指向性的加工后，得到了输出结果。此时，介于输入编码和输出编码之间的某种特定的神经元联接网络，不仅完成了对编码的加工，同时还代表了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即联系。可以看出：联系既是从一个信息到另一个信息的指向，同时也是一种加工，是从一个编码到另一个编码之间的神经元网络的加工方式。
在认识王芳之前，我的大脑中已经存在“王”和“芳”的编码，但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王芳”这种编码组合形成的人名是没有意义的。我认识王芳后，文字“王”和“芳”才被联系了起来，在人名的加工系统中，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编码。
类似地，当我看到一个英文单词，首先，在大脑中的字母识别系统，形成对每个字母的编码，这些字母编码又被输入单词识别系统进行加工，加工后被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意文加工中被组合为一个意义编码。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在简单知识之间形成某种联系之后，就可以形成更为复杂的知识概念，复杂知识的编码，是建立在较为简单的知识编码的基础之上的。新的复杂知识的编码产生之后，又可能成为更复杂知识的编码基础。
这样的例子不甚枚举。例如：在大脑中已有的体积和质量这两个物理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引入密度概念的编码。最初，密度编码的意义依赖于与体积和质量编码的联系，但在进一步的学习中，密度可以直接和其他更多的物理概念产生联系，进行运算，慢慢地，密度的编码意义变得更为独立，不那么依赖最初定义时形成的联系。
当我们学习一些数学符号或函数时（比如∫或sin），也是如此。编码最初的建立以一大堆基础概念的相互联系为基础，但编码被引入之后，在新的运算规则和应用中，又成为独立的编码，而且是形成更复杂新知识的编码基础。
所以，在一个信息加工层面上形成的联系，在另一个信息加工层面上，就变成了一种编码，或是编码的一部分。联系本身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编码的存在。一些复杂知识的编码常常是建立在简单知识之间的联系之上的。
我们知道，视网膜上的开中心神经元，是和一大簇感光细胞相连的，只有当中心的感光细胞有光照而边缘没有时，神经元才放电，因此，此开中心神经元的放电代表这些感光细胞的编码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也即是联系。计算机上存储的人脸图像是一个点一个点组成的，任何一个点，都是由三个数字组成的颜色而已，由这三个数字对应某种颜色，再把所有点联系起来，才是一张人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是对编码进行加工的过程，都可看成形成联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输出新的编码。
另外，整个大脑的所有神经元，在某一瞬间，或放电或不放电，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超过140亿位的编码，下一瞬间的状态，又可以被看作另一个极长的编码，整个思维过程，就可以被想象成前后联系的，持续不断的编码流了。
在计算机的硬盘上，存储有“王芳”的名字，这只是几个字节长的二进制数串，通过这个数串，既可以找到硬盘上存储的王芳的照片，也可以从硬盘的其他数据库中调出王芳的各种信息。但如果我想做的工作只是对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总人数进行一个统计，那么程序就只会调出王芳的名字，至于王芳的其他信息，都默默地藏在硬盘的某个角落，不会被惊扰。
但是在大脑中，情况就有了不同。当我看到王芳，大脑中想起她的名字，但是我想：她真的是王芳吗？不会是一个和王芳长得有点像的其他人吗？于是，大脑中的其他跟王芳有关的某些信息也被调了出来，从而证实：当前的人就是王芳。又或者，当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说王芳时，我想：王芳应该就是我昨天下午见过的那个人，是李四的表妹，但是，我没记错吧？于是，在我的大脑中调出更多王芳的信息，包括她的相貌，昨天认识时的场境，试图确认我记忆的正确性。
在上面列出的两个例子中，因为记忆提取的信息需要确认，于是调出其他相关的信息。但事实上，无论大脑对某个信息的正确性有多么肯定，当这个信息出现在大脑中时，与这个信息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信息，就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在大脑中。这样一来，这个信息的编码在大脑中才会有意义。因此，对记忆中编码的提取，无法象提取硬盘上的存储内容一样，可以单独提取某编码而不扰动其他相关联的编码。
张三问我：“你什么时候见过王芳？”我答道：“我刚才在路上看见了王芳。”在我回答出这句话时，我的大脑中，被激活的不仅有“王芳”、“路上”等等信息的编码，还有把这些编码整合为一个句子的联系；不仅有“王芳”名字的语音编码，也有王芳相貌的编码，以及支撑这些编码的更为底层的语音和图象的属性编码。可以看到，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在大脑中的激活模式也是非常复杂的，是多个脑区联合作战的结果。
任何编码之所以出现在大脑中，一定是由其他有关系的编码或外界输入的信息引起的，而编码的出现，也一定会自动地引起一些其他与之相关的编码出现。编码和与之相关联编码相继出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的重叠。这种机制，使得编码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思维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已。在思维这个整体中，每一个编码都需要时刻和其余编码保持一致，以确保其正确性和意义性，同时，也为下一步可能的加工作好准备。但是，这种机制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期望的自动加工，从而干扰思维的进行，甚至使思维方向发生不期望的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