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谈及古代中国的名马，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西周穆王的“八骏”。《穆天子传》载云：“（穆）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1]《拾遗记》虽然也提及“八骏”，但是其名与《穆天子传》迥异：“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2] 

此外，唐太宗所宠爱的六匹战马，即所谓的“昭陵六骏”，也频为后世之人道及。昭陵遗址在今陕西省醴泉县西北的九峻山上，太宗当初曾经亲自撰文，为文德皇后立碑于此，并刻六匹爱马之石像。《册府元龟》载云，唐太宗贞观十年（636 年）十一月，谓侍臣曰：“朕自征伐以来，所乘戎马，陷军破阵，济朕于难者，刊石为镌真形，置之左右，以伸帷盖之义。”[3]《金石录》云：“右《唐昭陵六马赞》。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马，为赞刻之。皆欧阳询八分书。”[4]　这六骏的名字分别是：飒露紫、特勒骠、拳毛、青骓、白蹄乌、什伐赤。 

又，太宗在位后期，北方游牧部落骨利干（或谓其地在今贝加尔湖之北）曾遣使献马：“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献马，帝取其异者，号十骥，皆为美名：曰腾霜白，曰皎雪骢，曰凝露骢，曰县光骢，曰决波騟，曰飞霞骠，曰发电赤，曰流金，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礼其使。”[5] 

此外，尚有其他许多“骏马”、“宝马”、“天马”、“神马”之类，如駃騠[6]、騕褭[7]、汗血马[8]等等，本文不拟详述。 

古代中国之马——尤其是名马——之非“土产”，而多得之于域外（特别是中亚和北亚），早为世人认可，在此毋需赘述。实际上，从这些名马的称呼方面，很容易辨别出非汉语的语原。诸如“盗骊”、“逾轮”、“什伐赤”、“特勒骠”等，都难以用汉文解释其含义。至于“白义”、“渠黄”、“华骝”、“飒露紫”等，虽然似乎颇具汉文含义（古人确也多作这类解释），但是，它们很可能仍属外来语译名，只不过兼顾音义罢了。至于《拾遗记》所列的马名，则恐怕绝大部分是后人将其“汉化”和“神化”了的名号，业已脱离了真实马匹的本来面目，歪曲了名号的最初含义。 

本文旨在就古代中国部分名马的称号，作语原方面的探讨。对于前人的陈说予以重新研究，或有新的发明，或作修改、充实，以期初步揭示出域外游牧民族的“马文化”对于古代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对于马名的比定，力求符合于下述三个条件：第一，在语音方面尽量一致（当然，考虑到各种方言的区别，以及汉译者在兼顾音义时可能出现的语音偏差，有些对音不可能象现代译名那样精确地吻合）。第二，多数原语当与颜色有关（尽管郭璞“八骏皆因其毛色以为名号”之语[9]未必尽然，但也不能完全无视）。第三，这些原语无论是含有颜色之义，还是其它意思，都应该本就是马的称号，或者是与之关系密切的词汇。兹考证如下。 

一．“盗骊”的语原可能是突厥语 toruğ 

郭璞注《穆天子传》“盗骊”云：“为马细颈。骊，黑色也。”在此，“骊”字似乎有其汉文含义，但是这种马还有许多异名。《广雅疏证》释“駣”条云：“《史记·秦本纪》‘造父得骥温骊’，徐广云：‘温，一作盗。’《索隐》云：‘邹诞生本作駣，音陶。’则盗骊即此駣。……《玉篇》作桃；《御览》引《广雅》，亦作‘桃’；《集韵》云：‘駣，兽名，似马。’”[10]　由此可见，“盗骊”又能作“駣”、“桃”、“駣”等；而“”、“”诸字却无“黑色”之义，仅音与“骊”同而已。亦即是说，“盗骊”一名最初全然出于音译，是十分明显的。故而，“盗骊”之原义未必是“细颈的黑马”。 

《阙特勤碑》[11]东面第 33 行记道：“（阙特勤）第三次骑 yägin silik 官的带有马衣的粟色马进击，该马在那里死了。”[12]在此，“栗色马”的古突厥语原文的拉丁转写为 toruğ，此词至今存在于突厥语的所有语言群中；它在东北语言群的图凡语中，可以写作 doruğ，在西北语言群的奥斯曼语中，则可写 doru，如此等等。特金释其义为“bay，reddish-brown”[13]，克劳森释为“（of a horse）bay”[14]，显然进一步明确指出，此词通常只是用来修饰马。也就是常指栗色、赤褐色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