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固然不容置疑,但主编在凸显这一重心的同时,却未能避免因此导致的弊病:即之前和之后著述家的贡献和努力,要么是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做思想准备和理论铺垫,要么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演绎发挥。例如第二至第七章对荷马、赫西俄德、梭伦、悲喜剧、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智术师、色诺芬、演说家等的处理,难道他们的著述只是一些缺乏系统的只言片语?而且,从这些章节的相关内容来看,显然不能代表相关领域目前的研究水平;再例如第三章对希腊戏剧的处理,作者只集中讨论了两部悲剧: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提亚》三联剧和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不知作者这样做是为了迁就自己以为的读者"理解力",还是一种学术上的偷懒之举?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但主编和作者这样的处理办法,无疑是一大缺憾;再比如,在柏拉图心目中,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有着同等的地位,可惜作者只用三页篇幅就将这位对城邦以及民主政治有着系统思考的伟大的喜剧诗人匆匆打发掉了,而且内容也格外肤皮潦草;另外,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的著述并不能作为单纯的历史著述对待,他们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贡献即便无法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肩,但主编和作者对他们这样的处理显然缺乏基本的说服力和学术上的公允,而且远未能反映相关领域晚近的研究成果。对于上述问题,比较可信的解释只能是:主编的总体构思和对相关章节撰写者的选择上有自己的主张,两位主编都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方面的专门研究家,或许在他们看来,希罗多德等人的著述只能被归属于历史著作,是历史系学者的"自留地",他们在政治理论、政治哲学上的贡献即便有,也非常有限,现代学科建制的隔阂和偏见对他们的编写视野构成了相当的局限,这似乎不能被认为是求全责备或者是无厘头的臆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