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首先想请您讲一讲自己的经历，您对中国的兴趣是如何形成的？
周锡瑞：我对中国的兴趣几乎是偶然的。我在哈佛读本科时对研究外国产生了兴趣。那是在1960年代早期，肯尼迪当政的年代，许多美国人开始突破冷战范式来观察世界，尤其是在哈佛。我当然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我那时年轻，想象力有限，只有大国在我的考虑中：印度、苏联、中国。
我本来的专业是经济学，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Galbraith）论经济发展的系列讲课曾令我深受启发，也激起了我对印度的兴趣。可是加尔布雷思旋即就任驻印度大使，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研究印度历史和政治的专家（他们是一对夫妻档）也转去了芝加哥大学。哈佛的印度学，以及开展南亚研究的机会可以说就此完结。

　　 于是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专攻苏联研究还是中国研究。无论哪个都涉及学习一门生疏困难的外语，我知道自己必须有所抉择。当时我一面在费正清门下学习中国历史，一面听苏联政治科学专家比如梅勒·费因索德（MerleFainsod）的课（我当时的专业又转到政治科学）。这些课程的学术氛围和教师们的态度迥然有别，令我震惊。苏联问题专家们明显不喜欢俄国。他们当然反对共产制度，但不仅如此，他们也不喜欢俄国的文化、饮食、生活，乃至不喜欢俄国人。唯一喜欢的是人人赞颂的俄罗斯文学。他们彼此也不那么友好——他们的课上充斥着对其他苏联问题专家的批评。与之相反，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显然相互之间更友善，也更喜爱中国。三四十年代他们在中国生活过，喜欢中国人，赞赏中国文化，喜爱中餐，期待有朝一日中美能够恢复外交、文化和学术的往来。对我来说，研究一个自己对之抱有一定同情的国家要更说得通一些，所以我选择了中国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您先后做过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的学生，能否评述一下他们各自的学术风格，以及他们对您的启发？
周锡瑞：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和风格。费正清是一个极具权威的人，一个令本科生印象深刻的形象——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开山鼻祖”。他学识渊博，令学生们永不会想到有所质疑，而是向他求教并得到解答。然而，在哈佛听了几年费正清讲课以后，我认识到在他所有讲座和他弟子们的全部著述中都是贯穿着那个众所周知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主题。临近毕业时，我感到继续留在哈佛读研究生的“边际效益”不佳。不过，我并非作为一个批评者离开哈佛的。只是在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才写了那篇《哈佛的中国观：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对此，费正清写了一篇尖锐而彬彬有礼的答词。这是他典型的作风：他从未向当了“叛徒”的我这个学生表达过任何憎怨之意，对我一直是友善而公正的。

　　 我是有年春天回加利福尼亚家里考虑读博士的时候，初次在伯克利拜访列文森的。他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学者：更愿意提出新问题，不以权威身份行事，永远有让人预料不到的、创造性的思考，在我想不到的地方看出联系和比较。对于一个年轻的学生，这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这是我决定在伯克利读博士学位的主要原因。在加州大学列文森门下求学，当然激发我思考得更广泛，更多地运用比较方法。虽然我并未从事思想史研究，但是认为自己应该从他那里受到更多的教育和启发，只是他英年早逝。
我在伯克利结识了魏斐德。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也正是他当助理教授的第一年。他年轻（只比我年长几岁），充满活力，是一个聪明至极而又十分多产的学者。他刚刚完成他在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即《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是我们所有人期望效仿的榜样——只是他比我们聪慧那么多，我们怎么也不能望其项背。我在台湾做关于辛亥革命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收到一封电报，得知列文森已在一次行舟事故中不幸去世的消息，于是我成了魏斐德的学生。那时，我已经跟随他进入了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领域。不过，在他评议我的论文草稿时，他对我的影响就更大了——他对细节和逻辑的关注，他对相关社会科学文献的广泛了解，都强烈地影响了我。

　　 魏斐德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我在地方史研究中效仿的对象，做两湖辛亥革命和义和团研究的时候都是如此。从我们个人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明显地了解到，任何一个地方环境都包含有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以及思想等方面；而任何个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上述这些方面的影响。职此之故，如果我们想理解一个特定运动的兴起或激发核心参与者的环境，我们就需要理解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而不能孤立地只看其中任何一个。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有些人会更多被经济因素打动，另一些人则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而其他人则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激发。实际上，人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为经济利益所驱使，而在另一些方面又被政治义务所鼓动。要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得出一个更广泛的、更具整体性的理解，其挑战就在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 您根据妻子的家族写成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一书的叙事采用了更加个体化的视野，在历史的纵深感中写出了更丰富的细节和经验，这是您研究计划中的新方向，还是更多出于对家族的一种情感纪念？妻子的家族故事为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解？
周锡瑞： 正如有些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这本书在风格和方法上表现出对我先前研究的乖离。我过去的大部分历史著述都是有目的地分析，是为了回答我希望解释的某些特定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过程方面的问题。我想了解为何义和团运动在彼时彼地发生，为何采取那种方式。我想了解为何辛亥革命从清末改良运动中发生，而又继之以军阀时代。然而《叶》则是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它是一项个案研究。由此，它并不能支撑关于中国家庭或中国社会的更大的结论。此外，我写这本书是给美国的本科生读的，我想为他们提供一份引人入胜、能够引发他们兴趣和鼓励他们自己提出问题的家族生活叙述。由此我特意避免了任何在我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的明确结论。我特别希望的是学生自己讨论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此外，正如前面提到，我许多工作是在地方史方面——将焦点限定于某个有限区域以阐明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然而我想到，既然历史是在时空的连续体中发展的，那就可能不聚焦于某个空间，而是集中于某个时间段。遵循着这一研究方法，我们受益匪浅。即，如果聚焦于某个特定时刻，对自那时起的材料给予特别的注意，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发生，看到人们在未知将来的情况下的一系列行动（这是柯文《历史三调》中讨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即作为经验的历史。）如此，我们可以更好地避免后见之明的危险，看到人们基于各种从未实现的预期来策划行动。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就能更加把握“生于今而不知明”，即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用之以分析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曾经精彩地引用过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习性”（habitus）的理论来分析“集体行动的起源”。我们也看到在当前的历史研究中存在相当多不那么成功地运用“理论”的例子。因此我想问，在您看来，一般而言，在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中，对于其他领域工作的参照或理论借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周锡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议题。在历史分析中理论的恰当位置是什么？像所有大问题一样，它没有简单的答案。并没有一种研究历史的“正当”方式。无论是督促人们完全避免任何理论——“有事说事”或“实事求是”，还是要求每个人都得用某一个理论，不管是马列主义的，还是后现代的，还是现代化理论的，都非妥当。我试图遵循、也向自己的学生建议的准则是，广泛地阅读其他学科的理论著作。读马克思，读韦伯，读布尔迪厄和别的法国理论家，读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读后现代，读理性选择理论。等做完研究后，再去想这些理论工具中哪一个对于你搜集的材料最为切用。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在有一次谈及城市史研究时提到，要将“现代化”和“西化”加以区分，并指出诸如博物馆、公园等起源于西方的城市空间，当它们在近现代中国出现时，获得了中国式的内容或“色彩”。这让人想起黄宗智教授坚持认为“古今中西”多种因素的存在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特点。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进一步来说，如何将这种观察转化为一种学术立场或方法，来避免诸如过度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中国中心论”或者过度强调外部因素的“西方中心论”？
周锡瑞：我同意黄宗智的观点。现代中国当然是古今中西的糅合。我也同意要避免完全的“中国中心”或“西方中心”式的研究。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是独特的，这是在承认所有国家彼此不同的立场上来说的。过度强调“中国特色”并无益处。中国现代转型的许多方面——工业化、现代通信、新的银行系统、口岸中帝国主义的存在、农产品市场化的扩张、现代教育、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可以目睹。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总是有益的。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何以是独特的，才能分析——而非断言——中国的独特性。

　　 三联生活周刊：迄今为止您最满意的自己的著作是哪一本？其他学者的著作哪些是您非常欣赏和觉得有启发的，能否举一些例子？
周锡瑞：我想我最满意的是《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叶》在中国更流行，至少卖得更好。不过作为原创的历史分析，我觉得义和团这本书更重要。
说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其他书籍，我要说，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本令我读了又读、总有新知的书。这本书写于很多年前，并不是没有缺点或小的错误，可是，这位我自豪地称之为自己老师的伟大历史学家的这本著作是我最喜爱的。其次我要举出罗威廉的著作。在我看来，在目前的中国史研究者中，他是最多产、最可靠，也最重要的一个。从他的每一本书中我都所获良多。不过，因为我喜欢有细节的地方史，我要举出他关于湖北麻城的近著《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作为我最偏爱的一本。

　　 这或许将成为我的最后一本书，其中，我想表达自己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革命事业的理解。我想写革命的历史——社会史而非党史。我想用我在义和团那本书里运用过的方法来理解导致陕北革命的条件，理解陕甘宁边区新政权建立后乡村社会变化的方式。我对于陕北的乡村社会比对延安更感兴趣，后者在1937年以后由外来者——干部、士兵和学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不过现在我还未准备好说我将如何阐释。只能说，至少它将是极其复杂的，而我在写成这本书之前，也还有好些年的研究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