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苗”到“苗族”――来自“他者”的近代民族集团的建构过程
从以上的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在近代以前，所谓的“苗种”，主要指的是分布在以“苗疆”内的，即以现今的贵州省为中心，包括了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区的非汉系的族群的泛称。作为一种汉民族对于异族的称谓，这里所说的“种”代表的是一种“华”与“夷”区别的模糊的文化境界，而并不是现今意义上所看到的“种族”或“民族”。但是，进入到19世纪以后，在严重的内外危机面前，过去“天下主义”的观念被彻底抛弃，中国开始了由帝国体制向具有明确疆土界线和国民意识的近代国民国家的艰难的转化过程，“民族”这一概念也是这时期通过中国留日学生传入到了中国[24]。在这一巨大变迁的历史潮流中，我们看到，“苗”不仅经历了由“苗”向“苗族”――即由泛称向近代民族集团的演变过程，并且在20世纪初叶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过程中，“苗族”也被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上。
有关20世纪初叶在中国社会以及海外留学的中国人中发生急剧的思想变化等情况，已有众多论者涉及。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受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有关“种族”的言说盛行一时。一方面，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被转化为“白种”与“黄种”之间的对抗关系，“优胜劣败”的思想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带来了强烈的民族存亡的危机感；另一方面，在革命派中，他们又将这种“种族”思想作为武器，把满清政权打上了“异族统治”标签”[25]。饶有兴趣的是，在上述有关“种族”言说的展开中，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在他们的论说和作品里，几乎都涉及到了“苗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在汉文化境界中的“苗”的印象，随着时代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在1902年以后至辛亥革命初期，对于“种族”的初步分类中，“苗”开始作为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系统，开始被区别出来了。如清末留日学生邹容的反清檄文《革命军》中，他把世界人种大致区分为“白种”与“黄种”两大类，而“黄种”之下又区分为“西伯利亚种”和“中国人种”两种。这其中，满清统治者被当作“异族”，与蒙古族、通古斯族一道被划入到“西伯利亚种”中，而“中国人种”中，则包括了“汉族”、“西藏族”与“交趾支那族”三个不同的支系。其中他把“苗民”归入到“交趾支那族”条下，记道：“此族古代曾占据中国本部，后为汉民族渐次驱赶。前周之苗民、荆蛮、唐代之南诏国恐均属此族”[26]。同一时期（1903年）与《革命军》齐名另一部著名的反清檄文，同样是由留日学生陈天华撰写的《警世钟》一文中，除了按当时流行的分类，将世界的“种族”区别为白种、黄种、黑种、红种和棕种以外，在“黄种”中，进而又分为“汉种”、“苗种”、“东胡种”和“蒙古种”四个类别。这里的“苗种”，在他的括号注明中，就明确地指称为“苗族”[27]。其次，在20世纪初期汉民族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形成的过程中，“苗族”被置于一个特殊的参照系上，它作为一个“古老的”“衰落的”、并充满了悲情色彩的民族形象开始形成。进而在“排满兴汉”的反清辩论中，“苗族”也被卷入其中。在这过程中形成的种种有关“苗族”的言说，不仅成为其后苗族知识分子展开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再建构的中核内容之一，并且也奠定了苗族的历时性历史过程再建构的基础。

1902年以后，在围绕着革命派的“保种”与改良派的“保教”之间的激烈争论中，奉“黄帝”为汉民族祖先，以黄帝纪年为中国历史纪年开端的动向也迅速普及开来。汉民族作为“炎黄子孙”的言说，也是形成在这一时期[28]。在对于汉民族族源的追溯中，受到当时西方“白种人至上”思潮的影响，有关“汉族西来说”盛行一时。而“苗族”则被视为中国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后来被“外来者”黄帝以及炎帝一族所驱逐，才被迫流落到南方。史藉中有关黄帝与“苗族”首领蚩尤之间发生战争，最终黄帝战胜并杀死蚩尤的“涿鹿之战”的传说，也被视为奠定了华夏在中原发展的一场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例如，陈天华在他的《警世钟》中有关“种族”划分的一节中就指出：汉民族的祖先黄帝正是凭借战胜了“苗族”的祖先蚩尤，才奠定了汉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发展的基础；与此相反，“苗族”则以此为转折点，走上了衰败没落的道路[29]。同样的，清末另一位反清革命思想家章太炎在他早期的著述中也屡屡涉及于此。如他在其所著的《訄书》云：“自黄帝入中国，与土著君长蚩尤战于阪泉，夷其宗。（中略）三苗以亡，自是俚瑶诸族，分保荆粤至今” [30]。上述邹容、陈天华与章太炎都是清末最为著名的反清志士，他们散布的革命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31]。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在其论述中将对于“苗族”的论述当然也会随着其革命思想的传播而影响到许多人。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们会将作为南方民族泛称的“苗”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主人，与过去古代的“三苗”联系在一起呢？其后民族学家林纯声、芮逸夫在其《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指出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宋朝以后，汉族文人多将“苗”与“三苗”联系起来；二是受到日本史家的研究的影响[32]。然而，这时候呈现在汉族民族主义者中的“苗族”的古老形象，内含着两种解读方式，一是作为汉族始祖的黄帝和炎帝，正是依靠战胜了“苗族”祖先蚩尤以后，才最初奠定了汉族在中原的主导地位。在这里，“苗族”是被想象成汉民族所遭遇到的最初的“异族”和“对手”而表现出来的，进而这一对立在后来又被从“种族”的对立转化为“文明”与“野蛮”之间对立的图式上。其次，“苗族”是作为在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的这一反面教材被突显出来的。在当时“物竞天演、优胜劣败”进化论思想影响下，加上“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以后所面临的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普遍蔓延着一种对于国家、民族存亡的强烈的危机意识。在他们的眼中，“苗族”虽然是中国最“古老”的主人，但正是“优胜劣败”的生存竞争中失败于汉族，才遭到了被驱赶到山地，陷入到一蹶不振的境地中。而这一点，无论是改良派也好，还是革命派也好，在当时的社会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如康有为在其《保救大清黄帝公司序例》一文中云：“我南省原皆猫、瑶、侗、僮之地方，今已为我黄帝子孙逼处，猫、瑶、僮亦将绝矣!” [33]。而梁启超在著作中，也屡屡提及苗族，一方面，他根据史藉记载，把“苗族”视为中国最先发明了刑法、金属以及宗教的古老民族；另一方面，他也不停地强调“苗族”与“汉族”在生存竞争所遭受到的失败的命运。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写到：“此族与我族交涉最古，自黄帝迄舜禹，为激烈之竞争，尽人知之……。当其盛时，有绝世伟人蚩尤为之酋帅，涉江逾河，伐我炎黄，华族之不斩如缕。黄帝起而攘之，经颛喾尧舜禹数百年血战，始殴之复南，保残喘于故垒……。盖此族数千年来退避迁徙，其迹最历历分明，由江北而江南，由湖东而湖西，卒泝沅江以达其上游苦瘠之地，展转委靡以极于今日。”[34]。这些对于“苗族”失败命运的诸种议论，是在当时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危机的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或者汉民族自身不奋发图强的话，他们也会步“苗族”的后尘，面临种族衰落甚至灭亡的危险。。
从上述议论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这其中主要是留日知识分子中兴起的以“排满兴汉”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呈现在“他者”眼光中的“苗”的印象也随之推移演变。一方面，过去处于“华夷之辨”次序下的，作为南方非汉系族群泛称的“苗”开始随着“种族”、“民族”概念的传入变成了“苗族”，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民族集团演变。另一方面，在这场围绕着“反满兴汉”为中心展开的争论中，过去在汉文化语境中充满了负面含义的“苗”，伴随着“民族”概念的传入而成为了“苗族”，并且它作为中国一支“古老的”，但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遭受了失败命运的“衰败的”民族的形象而被想象和突显出来。对于当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之所以屡屡提及“苗族”，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参照系，一个“前车之鉴”，以警告世人，唤起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危机意识。从这时候开始，“苗族”作为一个古老而充满了悲情色彩的民族形象，开始在人们的印象中固定下来。
然而，在20世纪初叶的有关“种族”的议论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于“种族”与“民族”内涵的理解极为模糊。在这时期，不仅“种族”和“民族”两个概念有时相互混杂，并且在“民族”与“国家”（国民）之间的区别和解释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例，他是按照“人种”、“民族”、“人”（如“中国人”等）这一划分系列来展开其“种族”论的。这其中，他一方面把君临中国的满人踢到“西伯利亚人种”里，当成了“异类”；另一方面，又把“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泰国人）”和“西藏人”、“中国人”一道，全部归类到“汉民族”的范畴内，视为了“同胞”[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