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坂亭①
在清代，朝鲜燕行使在入沈阳前一般会在十里河堡住一夜，第二天再从十里河堡到沈阳。从十里河堡赶到白塔堡吃午饭，然后从这里出发，渡浑河，最后到沈阳城外。
为了解决朝鲜质子馆所员役的馔物供应问题，清人提出拨给土地一区，供朝鲜馆种植蔬菜、水果和饲养牲畜，并设置亭榭，但是朝鲜馆没有答应。直到1641年终于在清皇强烈要求下，于浑江岸边拨给一月耕的菜田，设置了野坂②。设置野坂的另一目的是为郁郁久居的朝鲜世子提供游赏之所。传说凤林大君，即孝宗曾在野坂建有亭子。后来朝鲜使团渡浑河时，自然会想起这一段史事，所以不少燕行录都有关于野坂的记载。
1695年，洪受畴以冬至副使赴燕。在他的燕行录中，没有咏浑河野坂亭的诗，说明他不知道或不重视这个故事③。1713年1月2日，朝鲜冬至使一行渡浑河时，随行的金昌业就提到“世传孝庙在沈馆时，作亭于此云”，并说根据《侍讲院日记》记载，昭显世子也曾在这里种菜[1]402。这一故事代代相传，其实每当朝鲜使团渡浑河时，译官辈往往都会提及此事。所以柳得恭《孟永光百童图歌》说他过去经过沈阳时，“老译指点耶里水，野坂亭前春草香”④。1798年1月16日渡浑河的朝鲜冬至使书状官徐有闻也说：“浑河水出长白山，西南入辽河。孝庙在沈阳时筑室于此水边。”并注明：“近处有田数十日耕，献于世子以供菜蔬之费云。”[2]1651812年8月，以奏请使书状官赴燕的申纬，在其《奏请行卷》中有咏浑河诗，其中最后两句是：“挹娄故地君休问，圣迹红亭亦草莱。”⑤1829年1月9日，朝鲜冬至使渡浑河时，随行的朴思浩也想起了这一故事。他说：“浑河，在沈阳九里。
世传孝庙在沈时作亭于其上，而胡人以野坂田，授世子种菜。”⑥1829年8月，朴来谦作为问安使书状官赴沈阳。9月26日，渡浑河，进入沈阳城。他在《沈槎日记》中写道：“浑河，一名耶里江。曾闻孝庙在沈阳时作亭于此地，《春坊日记》记载昭显世子种菜于此地云。”[3]60-61几年之后，1833年1月20日，朝鲜冬至使一行渡浑河时，书状官金景善在他的燕行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他说：“世传我孝庙在沈阳时，作亭于此，而其遗墟，今不可知。《侍讲院日记》，清人以野畈田授世子种菜，亦其地也云。”⑦虽然以前的燕行录也没有人说见过野坂亭遗址，此后不少人还是相信确有遗址存在，只是已经找不到遗址在哪里了。
可是也有一些燕行录只提到孝宗而没有提到昭显世子。1778年，跟随谢恩兼陈奏使到过中国的李德懋，有《混河》诗云：“耶里水寒马骨伤，飞沙混与塞云黄。生憎万里连天草，遮断王孙望故乡。”并注明：“混河，在沈阳，一名耶里江。江上有孝庙筑亭之墟云。”这里不但没有提到昭显世子，而且将野坂亭描写成一个望乡台。1791年12月27日，跟随朝鲜冬至兼谢恩使渡浑河到沈阳的金正中也想到了孝宗在沈阳时曾在此建了一个亭子，而没有提到昭显世子⑧。1801年，李基宪以朝鲜冬至兼陈奏使书状官赴燕。1802年1月8日，渡浑河时也仅想到“世传孝庙在沈馆时作亭于此云”[4]56。1823年1月15日，朝鲜冬至兼谢恩使一行渡浑河入沈阳城，书状官徐有素在他的《燕行录》中也仅提到“浑河，一名耶里江，甚广阔，设木桥。孝庙留沈时作亭于此云”⑨。这个故事传到后来，还发生了更加有利于孝宗的变化。1829年12月28日，姜时永作为进贺兼谢恩使书状官渡浑河前往沈阳，他在《輶轩续录》中对浑河加以说明时提到，“尝闻孝庙在沈时，清人进一区菜田，在河边建亭，名之曰野坂，今不知其处”[5]62。1855年12月15日，跟随朝鲜进香陈慰使渡浑河的徐庆淳完全沿袭了姜时永的说法，也说：“尝闻孝庙在沈时，清人进一区菜田，在河边建亭，名之曰野坂，今不知其处。”[6]210这里完全没有提到昭显世子，似乎野坂和野坂亭都只与孝宗有关，而与昭显世子没有什么关系。
毕竟昭显世子后来没有继承王位，结束人质生活回国后不久就生病死了，而凤林大君被立为世子，后来继承了王位，是为孝宗，而且孝宗更因其北伐大计而备受推崇。所以后代燕行使在到沈阳的路上，自然常想起孝宗，而昭显世子反而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1697年春，世子册封奏请副使崔奎瑞从白塔堡赶往沈阳途中，想起这一天正是孝宗的忌辰，一种悲愤之情油然而生，因此有诗云：“圣祖宾天日，孤臣出塞时。道途还此夕，辽沈又深悲。漠漠乾坤暮，悠悠岁月驰。匣中雄剑在，唯尔独心知。”⑩在这种心情之下，孝宗的八年人质生活也被神化。据说孝宗在“丙子胡乱”之后就誓雪国耻，在沈阳时还让画师画出勾践栖会稽故事，每天看这幅画，鼓励自己也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11)。也正因为如此，传说孝宗仪表非常，甚至引起清皇帝的忌恨，几次加害都没有成功，清军外出打仗时也必让昭显世子和孝宗“随行矢石之间，危若万状”，然而每次都得逢凶化吉，甚至说孝宗在北京时，五彩盈室，神鬼出现(12)。所以八年人质生活是上天有意对孝宗的一种磨炼，只能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来解释。1778年1月6日，进贺谢恩陈奏兼冬至副使李(土+甲)到沈阳时，见到颓废殆尽的朝鲜馆，就感慨说：“昔我孝庙之来质于此馆者，莫非天运所使。其时清阴与三学士之贞忠大节，必不与此馆而俱颓，百岁之下，不胜击节而起感也。”[7]360-361所以后代认为孝宗崛起于沈馆，连英祖颁布的颁赐文也称：“王若曰：猗欤！圣祖沈馆开业，继继承承，于千万亿。”(13)1760年12月8日朝鲜冬至使辞陛时，英祖命令正使洪启禧一定要将沈阳朝鲜馆中昭显世子、凤林大君居住过的地方，以及显宗诞生的地方画成图画带回(14)。这次燕行使团所留画的《沈阳馆图帖》尚存。洪敬谟(1774-1851)总结孝宗于“丙子胡乱”以后二十多年的经历说：“前后二十余年之间，天之忧戚玉成者，靡所不至。遂升储位而履至尊。”(15)
实际上孝宗的人质生活并不像洪敬谟所概括的那样，“既而西至于蒙古界，南至于山海关。又南至于锦州卫松山堡，见诸将败降。又东至于铁岭卫开元卫。又东北至如奚部，凿玄冰丈余而饮其水。二十六岁而居北八年始得东还，未数月旋入燕山，见京邑灰烬”(16)显得义气豪迈，至少有时也是相当消沉的。孝宗在沈阳时，1641年11月29日，书赠仁兴君李瑛诗曰：“为客关河久闭关，望乡空自泪潸潸。阴云惨惨迷江树，广野茫茫接塞山。愁里厌看清海月，梦中欣逐紫宸班。明年倘遂东归计，樽酒华筵得再攀。”(17)并说明他当时的心情说：“边秋摇落，絷客多事，况缠疾病，愁苦连绵，无意于世事者久矣。”(18)八年的人质生活也是一种惨痛的经历。
从当时孝宗所用的“霜天雪月”和“万叶吟秋”两个闲章也能体会他当时复杂的心情。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段历史也就具有了双重性质。既是孝宗的耻辱史，也是孝宗的发迹史。在这种情况下，将在浑河边种菜也归之于孝宗，大概对表现孝宗卧薪尝胆的精神有所裨益。据说孝宗在沈馆时，见到有人用水车引水浇地，回国后让户曹仿制，准备在各道推行而未果，在肃宗和英祖时也试图推广，都没有成功(19)。说明孝宗在沈馆时也确实就已经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有心人了。
当然，即使到19世纪后半期，仍有人在燕行录中比较完整地表述此事。如1876年8月9日过浑河的朝鲜陈贺兼谢恩副使林翰洙就记载说：“孝庙御沈阳时作亭于此，彼人以野田一坂授世子种菜云。”[8]144其实还有很多燕行录根本没有提到昭显世子在浑河边种菜和孝宗在此建亭的故事，说明他们在渡浑河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点。1848年12月25日，朝鲜冬至使一行渡浑河到沈阳，李有骏(李遇骏)在他的《梦游燕行录》中没有提到昭显之子和孝宗，反而想到“在昔丙子我国被掳男女皆住此处，为彼人役使，受无限侮辱，呼以加吾里帮子”[9]429。这令李有骏非常痛愤，遂题一绝曰：“沈河难洗丙子羞，尚忆新亭泣楚囚。二百年来皮币路，更无人说读春秋。”[9]430在李有骏之前，1831年郑元容作为冬至正使出使中国，这年12月31日渡浑河而入沈阳，但是他在自己的《燕行记录》中根本没有提到孝宗在沈馆时的事情。而1866年6月29日，跟随朝鲜奏请使渡浑河进入沈阳的正使随从，在他的《燕行日记》中也同样没有提到孝宗和野坂亭的故事[10]320-323。

二、入城式
在清朝入关以后，朝鲜有时仍派遣沈阳问安使，而且燕行使也要经过沈阳。朝鲜使团在进入沈阳城时，一直有一种比较固定的入城仪式。
沈阳在明朝时为沈阳卫，后金于1625年从辽阳迁都于此。韩德厚在他的《燕行日录》还说，后金迁都沈阳，是朝鲜降将姜弘立献的计策。姜弘立建议后金先夺沈阳，然后进占中原[11]351。天聪初年，在原城墙基础上改筑为砖石结构，并将四门增加为八门，每个方向开两个城门(20)，一个大门一个小门。1828年的《赴燕日记》说，沈阳“周以方城，城无睥睨。四门，起三层楼”(21)。
1680年，又在城外筑关墙，为土城，也称关墙，设八个关门。1778年1月5日到沈阳的进贺谢恩陈奏兼冬至副使李(土+甲)说：“自外城至内城可为数里，内城之内又为数三里。外城则四方各有一门，门皆一层。内城则四面各有二门，门皆三层也。”1855年12月15日，跟随朝鲜进香陈慰使到沈阳的徐庆淳在他的《梦经堂日史》中记载说：“到沈阳城外门。门如里门，环以土城。从者曰：自年前南匪以后，始筑土城云。城如我国闾家之土垣，不可久完。以大国而有此姑息苟且之事乎？”[6]210-211其实在朝鲜人的燕行录和其他文献中早已有关于沈阳外城的记载，如朝鲜人金锺正(1722-1787)《云溪漫稿》卷八《沈阳日录》已说明：“沈阳外城土筑，周三十余里。”(22)
虽然清于天聪八年改沈阳为盛京，但朝鲜仍坚持称之为沈阳。朝鲜使团入沈阳，通常从内城大南门，即德盛门入城，而出城时通常走西小门，即外攘门出城。有时也从内城大东门，即抚近门入城。1855年12月15日，朝鲜进香陈慰使到沈阳，即进抚近门，住在城南闾家。
在修筑了关城以后，朝鲜使团大多从外城南门入外城。1732年11月4日到沈阳的朝鲜陈贺兼谢恩使就是从南门入城的[11]351。1778年1月5日到沈阳的进贺谢恩陈奏兼冬至使也是先到城外小寺，然后由外城南门入城[7]359。有时也从外城东门或西门入城。1721年5月5日到沈阳的朝鲜谢恩副使李正臣就说他们是先入外城东门，然后入内城南门，到南门内不远大路东边朝鲜使臣常用的馆舍投宿。有时甚至不入内城，就住在外城。1829年朝鲜问安使到沈阳后，就没有进入内城，而住在内城东门外三义庙。书状官朴来谦还说：“盖自前沈阳使所位接处也。”[3]60-61朝鲜燕行使到沈阳，一般都会住在沈阳内城南门，即德盛门之内，朝鲜馆就位于德胜门内右边第一手胡同。
当朝鲜使臣到了沈阳内城南门外，一般要先到南门外关帝庙稍事休息。1778年，李德懋跟随朝鲜谢恩兼陈奏使到沈阳，他在《入燕记》中说：“沈阳南门外有关侯庙，三使各乘马入南城门。”[12]230金景善《沈阳关庙记》更说明朝鲜使团入城前到这里易服排队入城是惯例。他说：“庙在沈城南门外，我国使到此，例为易服之所。入门内僧寮少坐，正副使继至，守僧进茶，持一纸请丸扇，盖课岁阅历我人，有如我国行下之规，好笑。茶罢，各赏数丸，入见正殿。”(23)在参观了关帝庙之后，三使在这里改着青色道袍，头戴黑笠，脚穿黑靴，舍轿骑马，卷起日伞，排队而行。原来在前面引路的军官也被调到后面，而由正使陪表咨文走在最前面，副使和书状官跟在正使后面，其余陪同医官、译官和军官等排成东西两队，穿戎服者在东边，穿战服者在西边，排队入德盛门，来到投宿的客馆。到19世纪，情况也依然如此。如1829年1月9日，朝鲜冬至使抵达沈阳城外后，即“入关帝庙稍憩，三使改服，骑马陪表，成班而行。裨译分东西两行，入自德盛门，即沈之南门也”(24)。1832年12月24日，朝鲜冬至使来到沈阳，也先“至南门外，入关帝庙周览。坐外炕，与正副使改服，着青袍黑带，骑鞍马，陪表咨文，骑马前行。一行亦皆乘马，分左右文武成班入城”(25)。不过也有在别的寺庙易服成班的情况，如1790年8月8日到沈阳的朝鲜进贺使，就是到城南的药王庙稍事歇息，然后在这里改换道袍的[13]440。1791年12月27日，朝鲜冬至兼谢恩使从东面关门进入外城，在城外一古寺易服成班。金正中记载说：“三使星入城外古寺，寺僧进西瓜子、梨、栗之属，此例规也。仍舍轿上马，诸军官及医译一行人马各作队左右，随后入城。”(26)1794年1月4日到沈阳的朝鲜冬至使也是在东门外道旁一寺庙易服成班。李在学记载说“东门外有寺，在道旁。三使入憩，具袍笠，骑马而入德盛门”，“正使陪表咨文居前，两使次之，从官以战服帖里分班而随”[14]49。
也有燕行录清楚表明这种入城仪式是自外城开始的。如1713年1月2日，朝鲜冬至使到达沈阳时，“至土城外，三使臣皆下轿骑马而行。入土城二里许，至内城”[1]403。1778年1月5日，朝鲜进贺谢恩兼冬至使“行到城外小寺，三使俱以青袍，舍轿乘马，由外城南门入，上使陪咨文，副使、书状次之，一行分东西班，戎服者居东，战服者居西”[7]359。这里没有说明小寺的名称。清代盛京城周围有上百座寺庙，仅关帝庙就有五十多座，位于八关之内的关帝庙有十余处[15]152，八关之外也有不少。1823年1月15日，朝鲜冬至兼谢恩使来到沈阳时，就是在关墙以外的一座关帝庙改换服装的。据书状官徐有素记载，“至城一里许有关帝庙，一行皆入憩”，“自此舍车骑马而进，三使以笠、道袍，骑马入城。表咨文在前，三使次之。译员以登天翼进，号曰东班。军官以下以戎服进，号曰西班。分班成列而行，盖旧例也”。从关帝庙开始，走不了多远，就进入了外城，也就是关城(27)。盛京城四面距边门数里处还各有一座白色喇嘛塔和所属的寺庙。朝鲜使团有时也在南边的广慈寺和东边的永光寺改换服装。1802年1月8日朝鲜冬至兼陈奏使到沈阳时，即先入路旁广慈寺小憩，在这里改换服装，然后三使舍车乘马，亦不张伞，分路成班，“入土城二里许，至内城”[4]56，“历两门，抵城内民村止宿”[16]289。书状官李基宪并说，“此例也。”[16]2891829 年11月26日，朝鲜进贺兼谢恩使入沈阳时，也经三义庙，到广慈寺，三使入寺改换服装，然后舍车乘马，张伞而行，由抚近门进入内城，住在城南闾家[5]62。1853年7月4日，姜时永以进贺兼谢恩正使到沈阳时，也是冒雨赶到沈阳城外黄慈庙稍憩，然后陪表咨文，与副使和书状官去日伞，雇乘太平车由南门入城，抵丰隆店李姓人家下宿[17]377。这里所说的黄慈寺应是广慈寺之误。
即使从关墙外即排队成班入城，在外城和内城情况也有所不同。进入内城后，显得更加庄重肃穆，连赶马的声音也要停下来。1778年1月5日朝鲜进贺谢恩兼冬至使入城时，即“至内城，止劝马声”[7]359。到19世纪也是这样。1829年1月9日入沈阳的朝鲜冬至使一行，在进入内城德盛门时，撤去日伞，停劝马声(28)。
此外，从上述各家对入城仪式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具体做法上稍有出入，有的是收起日伞，而有的则张伞而行，三使大多是骑马入城，但是也有乘太平车入城的。不仅1853年7月4日到沈阳的进贺兼谢恩使是乘太平车入城的，此前1851年3月28日到沈阳的朝鲜陈奏兼谢恩使入城时，也是表咨文先行，三使乘车，其他人乘车或骑马以次入城。此后1860年6月22日朝鲜进贺兼谢恩使到沈阳时，三使也是先到东门外关帝庙稍事休息，然后俱着袍乘车，陪表咨文，次第而行，副使朴齐仁还强调此“即使行入沈之旧例然也”[18]74。然而1851年3月28日乘车入城的朝鲜陈奏兼谢恩正使金景善则说：“近例，无易服成班之节。”[19]446也说明乘车入城的方式不是很正规。
除了乘车入城的情况外，也还有不下轿骑马，而继续乘轿入城的。1760年9月28日，朝鲜陈奏兼谢恩使入城时，正副使都是乘轿入城，只是将所乘轿子的前、左、右三面窗子都打开，除去前陪军官，以表咨文先行，三使随后，入南门，来到门内左边笔帖式吴姓人家下宿[20]65。1855年12月15日到沈阳的朝鲜进香陈慰使，虽然也由三使陪表咨文，以次入城，但是他们到投宿的城南闾家稍事休息后，才改穿道袍，为的是到太学参观[6]211。这说明他们也没有遵守易服成班之节。从这些细节差异中可以推知，入城仪式并不是需要严格遵守的仪节。
对于这样做的原因，在燕行录中一般解释为出于对孝宗入质沈阳这段历史的缅怀。到了沈阳，自然会让他们想起孝宗。1697年，奏请副使崔奎瑞到了沈阳，顿时百感交集。他在诗中这样写道：“才入沈阳百感生，新亭感泣晋公卿。先王淹恤八年地，石老钢常千古名。日月重回丁丑岁，山河犹拥赫连城。天涯极目腥尘暗，何处神州觅帝京。”(29)所以大家很自然地将这样做的意义归结到孝宗身上。
1803年到中国的朝鲜冬至使书状官徐长辅也说这种入城仪式具有深意。他说：“此地以孝庙留馆之处，故东使之入沈，尚有追慕之心，不以年久而敬弛也。”(30)所以徐长辅在诗中也说：“为是先王居馆地，行人不改汉衣冠。”(31)1828年，跟随朝鲜冬至使到中国的朴思浩也认为这种做的原因，“盖孝庙留馆之地，故东使敬慕之心，年久而不弛也”(32)。1876年7月9日到沈阳的朝鲜陈贺兼谢恩副使林翰洙也说：“沈阳城，孝庙留馆之所，故东使有追慕之心。城内奉清祖御碑。入城停吹叭，有仪节。”[8]144
其实，从大礼仪上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皇都的尊重，因为朝鲜使团在进北京城时也有类似的礼仪。朝鲜三使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改换服装，然后陪表咨文，骑马以次入城，比进沈阳城时更加郑重其事。沈阳是留都，有皇帝行宫及户、礼、兵、刑、工五部在，所以入城时也不可太随意。况且朝鲜使团入城，会有很多中国人围观，也关乎朝鲜的体面。金正中形容1791年12月27日朝鲜冬至兼谢恩使这样排班入城时，“威容井井，观者盈街”(33)。1866年6月29日，朝鲜奏请使一行入沈阳时，也有同样的效果[21]312，所用的词汇也许就是从金正中的《燕行日记》中抄来的。对于1829年1月9日，朝鲜冬至使入城时的情形，朴思浩也形容说：“观者如堵，指我国贴里者曰文的，狭袖者曰武的云。”(34)在当时，虽然很多人愿意从孝宗的角度来解释，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明白上述道理。1778年1月5日到沈阳的进贺谢恩陈奏兼冬至副使李(土+甲)就解释说：“盖此有行宫故也。”[7]359李(土+甲)是朝鲜王室后裔，他不会到了沈阳还想不起孝宗。实际上他在《燕行记事》中提到朝鲜馆时，也同样充满感愤之情。他说：“(沈阳城内)有朝鲜馆，而今几颓尽矣。昔我孝庙之来质于此馆者，莫非天运所使，其时清阴与三学士之贞忠大节，必不与此馆而俱颓，百岁之下，不胜击节而起感也。”[22]341他的《沈阳》诗亦曰：“久矣神州厄运遭，衣冠文物入腥臊。城池执壮千家辟，棨戟风生六部高。牌字耀金奇货牣，车轮转碧老酋豪。清阴踪迹谁能记，独把雄心视宝刀。”(35)
作出这种解释的不止李(土+甲)一人。在李(土+甲)之前，1756年1月10日到沈阳的朝鲜冬至副使郑光忠已经说过，他们这样做，“盖沈阳有行宫、各衙门故，故称之曰盛京，而将军乃其都统帅也”[23]22。在李(土+甲)之后，1793年11月25日以冬至副使到沈阳的李在学(1745-1806)也说，朝鲜使团在进入沈阳时有如此仪式，是因为沈阳有行宫的缘故[14]49。所以李肇源(1758-1832)在诗中形容沈阳：“八旗诸部落，都统列衙门。谓以王基肇，有同帝里尊。”(36)还有不少燕行录仅仅将这种入城仪式作为一种惯例看待，并没有去追究其背后是否含有深意。如前面提到的著名的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就没有论述这样做的意义何在。1760年9月28日到沈阳的朝鲜陈奏兼谢恩副使徐命臣，在其《庚辰燕行录》中，也没有说明讲究入城仪式的意义。1801年以冬至兼陈奏使书状官赴燕的李基宪也没有说明入城仪式的含义，只是说：“臣等舍轿乘马，从官分东西成班入城，此例也。”[16]289

三、朝鲜馆
1637年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等入质沈阳后，住在沈阳城德盛门内，朝鲜史书称之为沈馆。在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回国后，这里是辽阳州察院所在地，成为接待朝鲜使团的客馆，所以被称为朝鲜馆。1682年4月9日，朝鲜问安使到沈阳时，就住在察院，他们也知道：“察院，即旧时质子馆也。”[24]3311687 年1月，朝鲜谢恩兼冬至使过沈阳时，也住在朝鲜馆[24]313。不过后来朝鲜使臣几乎都不住在这里，只有都卜马头率夫马住在这里。1700年1月24日到沈阳的朝鲜冬至使就很不情愿地住到了察院，副使认为：“盖自礼部近来申饬朝鲜使价之留宿察院，不许下处故也。”[25]285当盛京礼部不再这样要求时，朝鲜使节就自己找客店或民家住宿了。
虽然如此，朝鲜馆对朝鲜人来说仍是重要的历史遗迹，甚至有人将孝宗质留朝鲜馆比为周文王被囚羑里。洪奭周有诗云：“沈阳馆里涨黄尘，恭忆殷忧启圣人。破壁疑藏羑里易，荒庭虚积会稽薪。当时鹃血悲贞魄，他日貂裘泣老臣。二百年间皮币路，行经此地独伤神。”(37)所以李(土+甲)才认为：“昔我孝庙之来质于此馆者，莫非天运所使。”[7]360-361蔡济恭在其《朝鲜馆》诗的后四句也说：“莫道思归公子恨，那知佳气暗相随。神龙有翼东飞去，惟有祥云千古垂。”(38)传说孝宗自沈阳回国时，清朝皇帝送给他一匹马，说是朝鲜江都府镇江山南的镇江场出的。孝宗骑着马往回走，将渡鸭绿江，马先飞一样过了江，不知去向，才知道是匹神马(39)。
正因为如此，朝鲜使团到沈阳时，很多人会打听朝鲜馆之所在。1713年1月2日，朝鲜冬至使到沈阳时，察院“有东西廊屋，而庭湫隘”。金昌业“闻译辈言，通官金四杰之母，曾居此屋。常言此乃丁丑后朝鲜质子人等所接之家。世子馆则今衙门是其地云。曾王考所拘之处即北馆，而今无知者矣”[1]404。可见这时察院已经相当荒凉，而金尚宪住过的北馆已经没有人知道位置了。1725年，金兴庆以冬至使赴燕，路过沈阳时有《沈阳》诗云：“城南驻马徘徊久，旧馆荒凉败壁空。”(40)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连昭显世子和孝宗住过的地方在大家的记忆中也变得模糊不清了。1732年11月4日，朝鲜陈贺兼谢恩使到沈阳后也是住在察院里。书状官韩德厚打听孝宗在沈阳时住的地方，有人说在察院后不远的地方，今为民屋，找不到了。有人说就是现在察院所在此。往事渺茫，莫衷一是。韩德厚“仍想三学士、郑文学之殒身，清阴金先生之雪窖全节，俱在是地，追思往事，徒有感愤涕而已”[11]352。到1760年10月28日，朝鲜陈奏兼谢恩使到沈阳时，就不住在察院了，而是住在南门内左边笔帖式吴姓人家。他们虽然因为等运输方物、干粮的车马在沈阳多呆了一天，10月30日，三使还在一起整天闲聊，也没有去寻访朝鲜馆，在副使徐命臣的《庚辰燕行录》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孝宗和朝鲜馆[20]64-66。可见，一旦不住在朝鲜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寻访朝鲜馆。而1760年的朝鲜冬至使则在往返路上经过沈阳时，因奉有王命，去考察了沈阳馆旧址。经过多方察访，确定察院就是朝鲜馆旧址，可惜十多年前察院重修过，只能将重建后的察院画下来带回复命。《沈阳馆图帖》记载说：“臣于陛辞之日，伏承沈馆旧址审察之命。臣去来之路，留心访问，而天星累周，栋宇累易，百年往事，漠然无徵。而以诸译所传揆之，则要不出于见今本国使行所留察院之址也。”(41)正使洪启禧等因此感念道：“仍伏念我孝庙淹恤于斯，险阻艰难亦既备，尝我显庙诞降于斯，灵光休瑞若有不偶。而先王之志事未遂，人间之岁月频更，顾臣等于百二十年之后，乃以辛巳二月复过此地，俯仰歔欷，百感交集，不知所以为怀也。”(42)
再过十几年，到1778年1月5日，抵达沈阳的进贺谢恩陈奏兼冬至使也没有住在察院，而是住在文姓人家。他们发现沈阳城内的朝鲜馆“而今几颓尽矣”，但是他们相信：“昔我孝庙之来质于此馆者，莫非天运所使，其时清阴与三学士之贞忠大节，必不与此馆而俱颓，百岁之下不胜击节而起感也。”[7]3591778 年5月17日，跟随谢恩兼陈奏使过沈阳的李德懋肯定朝鲜馆就是今察院衙门，第二天早上特意去看了看，发现“只余破屋十楹”，让他在这里“彷徨踯躅，不胜悲愤”[12]230-231。正使蔡济恭在这一天应该也去参观了朝鲜馆，他在咏朝鲜馆诗中也说：“伤心朝鲜馆，蔓草生离离。下马一徘徊，悲歌忆往时。”(43)回程时，这年闰六月初五日又到了沈阳，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行离开离开之前，李德懋再次去参观了朝鲜馆，但见“败垣荒庭，有阁岿然。缅忆昔日，不禁南冠之悲”[26]237。其实，直到1780年9月，金熤以陈奏使经过沈阳时，尚悬有“朝鲜馆”的门匾，因为他在诗中写道：“忍过沈阳馆，朝鲜匾尚悬。无忘当日恨，犹戴百年天。越胆方深痛，轩弓又遽捐。悲歌谁与语，中夜泣龙泉。”(44)
1790年8月8日到沈阳的朝鲜进贺副使徐浩修，虽然也想起来“城内东南有朝鲜馆，即我孝宗寓邸，而显宗诞降之所”[13]440，但是他的燕行录中并没有他去参观的记录，而且也没有对此发什么议论，或抒发什么悲愤之情，他的悲愤之情抒发在了三学士身上。他说：“自外攘门外至西关门内通衢左右皆市廛，此即洪学士翼汉、尹学士集、吴学士达济丁丑成仁处，凭式过之，愀然起敬，黄石斋所谓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者三学士有之，时讳严密，踪迹茫昧，以亭林、榕村诸先辈之好奖节义，亦不曾语到三学士事，悲哉！”[13]440第二年，1791年12月28日，跟随朝鲜冬至兼谢恩使到沈阳的金正中干脆说：“朝鲜馆，丁丑秋我国人被拘之所也。庭宇室堂荒废无可观，转向行宫。”[27]20
正祖十六年(1792)，以冬至兼谢恩使书状官赴燕的金祖淳，在他的《沈阳》诗中也说：“临歧莫说兴亡事，天意沉沉未可量。”(45)1799年，进贺兼谢恩副使徐瀅修在诗中也说：“朝鲜馆(46)下久徘徊，为涤烦襟倒小杯。圣祖当年经验险，秪今志士掩兰台。”(47)过于沉重的历史感也许也会成为他们不去参观朝鲜馆的理由。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人已经对这段历史看得淡了。1794年1月4日，以冬至副使路过沈阳的李在学虽然也提到了孝宗，但是他更推崇金尚宪。他说：“南城下有朝鲜馆，昔我孝庙来质，显祖诞降之所也。尚想清阴诸公楚囚孤忠，凛然如生，今见颓垣废宇，徒洒志士之泪也。”[14]51-52李在学还有《过古南馆有感(48)》诗云：“城南古馆雪封庭，往事伤心岁丙丁。瑞霭至今留败壁，寒风何意打虚扃。扶持两圣惟天地，炳烺三忠若日星。域外孤臣今夜泪，宁陵松柏梦中青。”(49)1802年1月8日到沈阳的朝鲜冬至兼陈奏使书状官李基宪，在其《次正使沈阳韵》诗中也只提到金尚宪等人。他说：“晦老清翁昔此关，三年不变汉衣冠。春王大义悬星日，雪窖高名重斗山。才过寿村谈绮皓，又从仁里想曾颜。后人衔命徒增感，小子何由见一斑。”(50)之所以提到晦谷曹汉英(1608-1670)，是因为正使曹允大乃曹汉英之后孙。
到了19世纪，朝鲜馆当然就更加破败了。1804年1月17日，朝鲜冬至使书状官徐长辅来到这里，看到“房屋荒落，挨土委积于阶础。门匾旧有‘朝鲜馆’三字，今不可见”(51)。因此，徐长辅有诗云：“荒秋古巷雨如烟，列祖忠臣滞几年(52)。落日悲风空踯躅，馆门犹记揭朝鲜。”[10]而1805年，告讣使书状官姜浚钦到这里时，已经是“秖今草没朝鲜馆，欲说当时泪已横”(53)。二十多年后，1829年1月9日，跟随朝鲜冬至使到沈阳的朴思浩也说：“朝鲜馆在东边小胡同，窗楹房闼荒颓。一半时，草树夕阳，惹人悲愤。徘徊想像，不觉凝涕。门匾旧有‘朝鲜馆’三字，今无之。”(54)1829年9月26日，朴来谦作为沈阳问安使来到沈阳，在沈阳活动了很长时间。9月30日，他们去参观太学和沈阳书院时，也顺便参观了朝鲜馆。从太学“循城而南，入朝鲜馆，墙壁颓毁，蓬蒿遮没，即地怀古，殆难定情”[3]69。同样的感情在他10月7日出外攘门前往老边城接驾时也有，因想到“外攘门外通衢即三学士丁丑成仁处也，即地怀古，不觉裂眦”[3]76。
1829年12月28日，姜时永以进贺兼谢恩使书状官到沈阳。在他的《輶轩续录》中，仅提到“盖朝鲜馆今皆颓废，只首译及夫马入处云”[5]62，并没有去凭吊，也没有发表任何感想。1828年6月29日跟随进贺兼谢恩使到沈阳的正使医官兼裨将，在其《赴燕日记》中则根本没有提到朝鲜馆。1832年1月1日到沈阳的冬至正使郑元容，在其《燕行日录》中也同样根本没有提到朝鲜馆。1833年1月20日到沈阳的朝鲜冬至兼谢恩使金景善，也是一到客馆之后就邀正副使一同前往太学参观，然后转往行宫。没有能够进行宫参观，也没有去寻找朝鲜馆，就直接回客馆歇息了[8]。1848年12月26日，跟随朝鲜冬至使到中国的朝鲜文人李有骏(55)，在他的《梦游燕行录》也只提到沈阳“南门内旧有朝鲜馆，今废不用”，所以他们一行由城东门进城后到汇隆店投宿[9]430。1851年3月28日，金景善再次以陈奏兼谢恩正使到沈阳，他的侄子金益亮与人一起去参观了朝鲜馆，所以金景善在他这次的燕行录《出疆录》中记述了朝鲜馆的情况。他说：“盖旧以此馆为三使[19]446下处，近因修理之难，每贳私家，而此馆为都下卜所接。非徒此处，沿路诸站并有察院，为待我国使价之设，而过辄空废，留接之便不如店舍，且距大路多迂回处，今皆不入，便以为例。”[19]449也只提到了朝鲜馆曾经作为客馆的功能，并没有提到孝宗，也没有提到金尚宪等人。1853年7月4日，姜时永以进贺兼谢恩正使再次来到沈阳，7月5日参观了翠英书院和行宫，但是他的《輶轩三录》也没有提到朝鲜馆[17]577。1860年6月22日到沈阳的朝鲜进贺兼谢恩使，到下处稍憩后，也是去参观太学，在副使朴齐仁的《燕行日记》中也没有关于朝鲜馆的记录。几年之后，1866年6月29日，跟随朝鲜奏请正使到沈阳的正使伴倘，在他的《燕行日记》中也同样没有提到朝鲜馆。
虽然我们可以体会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丙子胡乱”那段历史似乎看淡了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朝鲜馆和孝宗入质沈阳这段历史的彻底遗忘。正如李肇源《沈阳》中所说的那样：“西场那忍思，南馆欲无言。是竟谁家物，空销过客魂。”(56)此事还是会随时拨动朝鲜使臣和随行文人的心弦。1855年12月15日，朝鲜进香陈慰使来到沈阳，投宿于城南闾家。在闾家稍憩后，三使臣即改穿道袍去参观太学和行宫。从行宫走到西街，想到这里“即三学士成仁之所也”，因此“追念当日，犹不禁志士扼腕慷慨之怀也”。并由此想到了朝鲜馆，说：“朝鲜馆在东门之内。馆中有封锁处，即昭显世子、孝宗大王所御之室。今为都卜马头率夫马留接之处。”[5]213-214上使伴倘徐庆淳还因此想起了他从《海东琐语》看到的侠女与孝宗的故事，因此咏诗志感，诗曰：“设险苍茫野，沈阳知在斯。行人今日泪，东国百年悲。学士成仁处，先王滞馆时。不才身已老，把酒漫吟诗。”[6]2191877 年1月22日，朝鲜谢恩兼冬至使到沈阳，副使李容学在其《燕蓟纪略》中也提到：“德盛门内有朝鲜馆，即我孝庙朝入质之所也。外攘门外有杀人场，即我朝之三学士并命之所也。”[28]421887年6月26日，朝鲜进贺兼谢恩使赶到白塔堡住宿，而没有住在十里河堡，所以6月27日只是从沈阳经过，赶到永安桥住宿。但是正使李承五在其《燕槎日记》还是提到：“抵朝鲜馆缅忆丙丁往事，不胜伤感，为赋一篇长歌。”[29]

这种情绪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1913年12月28日，流亡中国东北的韩国儒学者李承熙(1847-1916)从安东县沙河镇乘火车来到沈阳，也立即想到了孝宗和三学士。他说：“追想我孝庙被质，三学士殉死，不觉悲愤填臆。”(57)但是时代环境已经变了，韩国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清王朝也已经被推翻，再去为“丙子胡乱”复仇雪耻也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李承熙在他的《沈阳城》诗中写道：“过境恩仇无处说，吾人到此若为情。”(58)1914年3月11日到过沈阳的一直生活在韩国国内的儒学者李炳宪(1870-1940)，首先想到沈阳是个战略要地，想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在沈阳发生的战争，不过他也想到了三学士。他说：“又念洪(翼汉)、吴(达济)、尹(集)三学士之孤魂，当沉郁于泉下人无地可酹，徒使故国遗民益添旷世之感而已。”[30]531但是他已经没有了李承熙那样的对清朝的复杂感情，因为李炳宪的历史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一般韩国儒学者大不相同。他认为朝鲜民族和满洲族同族同源，清不当侵略朝鲜，朝鲜也大可不必尊明而排清。况且现在世界大局已变，韩国当“祖檀宗箕，提汉絜满，为周全合同之计”[30]533。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李炳宪在诗中说：“沈阳正在大辽原，杰榭层楼盛且繁。北麓余寒含冻雪，西郊斜照入黄昏。尘中已锁金銮殿，泉下难招学士魂。寄语满城诸父老，大东民族总同源。”[30]531
燕行途中记事，多道听途说，所以穿凿附会的地方必然会比较多。清代朝鲜使行人员行到沈阳，自然会想到孝宗入质沈阳的一段历史，并常到朝鲜馆凭吊。并因尊慕孝宗，历史认识也以孝宗为中心展开，昭显世子几乎被孝宗的光辉所遮掩，只有金尚宪以及在沈阳被杀的三学士能分得孝宗的部分光辉。这些历史记忆虽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淡忘，但是朝鲜使行人员不断经过沈阳本身又会让他们想起这段历史。而且在北伐大义论的影响下，这种历史认识更加受到重视，甚至成为维系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一个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到了近代，李炳宪才需要通过改造朝鲜民族上古史来对这段历史作出新的解释。那么，李炳宪的努力是否会为接受了新式教育、树立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韩国人所接受呢？针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继续考察一下近代以来韩国人的沈阳游记，也许会有新的发现。限于篇幅，这一问题只能留待后续研究去分析了。

①在各家燕行录中，有的写作“野坂”，有的写作“野畈”或“野板”，这里统一写作“野坂”。至于孝宗在浑河边所作亭子的名称，只见到姜时永《輶轩续录》说叫“野坂”。
②《昭显沈阳日记》，仁祖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③《壶隐集》卷二，燕行录；洪受畴：燕行录，《燕行录全集》28，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74-304页。
④《泠斋集》卷五，古体诗155首，孟永光百童图歌。
⑤申纬：《警修堂全稿》，奏请行卷，浑河；申纬《奏请行卷》，《燕行录全集》67，第69页。
⑥朴思浩：《心田稿》一，十二月初五日；朴思浩：《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85，第262页。
⑦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二，出疆录，壬辰十一月三十日，浑河记，《燕行录全集》70，第405页。
⑧金士龙：《燕行日记》，正祖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燕行录全集》74，第20页；金士龙：《燕行录》，奇游录，正祖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燕行录全集》74，第126页。
⑨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内篇，日记，壬午十二月初四日，《燕行录全集》79，第449页。
⑩《艮斋集》卷一，《白塔途中，逢宁陵忌辰有感，是日入沈》，《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161，第23页。
(11)《研经斋全集》外集卷三十六，尊攘类，风泉杂志。
(12)《研经斋全集》外集卷三十六，尊攘类，风泉杂志。
(13)《英祖实录》卷一一九，英祖四十八年壬辰十一月十八日己酉。
(14)《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壬寅。
(15)《冠岩全书》册二十五，跋尾国朝御墨，列圣朝御笔帖。
(16)《冠岩全书》册二十五，跋尾国朝御墨，列圣朝御笔帖。
(17)《冠岩全书》册二十五，跋尾国朝御墨，列圣朝御笔帖。
(18)《冠岩全书》册二十五，跋尾国朝御墨，列圣朝御笔帖。
(19)《英祖实录》卷五十二，英祖十六年庚申十一月二十日丁亥。
(20)沈阳内城有八门，南之左曰德盛(大南门)，右曰天佑(小南门)；北之左曰福胜(大北门)，右曰地载(小北门)；东之南曰抚近(大东门)，北曰内治(小东门)；西之南曰怀远(大西门)，北曰外攘(小西门)。
(21)未详：《赴燕日记》，历览诸处，沈阳，《燕行录全集》85，第110页。
(22)金锺正：《云溪漫稿》卷八，杂著，沈阳日录。
(23)李正臣：《栎翁遗稿》卷七，燕行录，路程记，辛丑四月初十日；《燕行录全集》34，第128页。
(24)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一，出疆录，壬辰十一月三十日，沈阳关庙记，《燕行录全集》70，第407页。
(25)朴思浩：《心田稿》一，《燕蓟纪程》，戊子十二月初五日；朴思浩：《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85，第262页。
(26)金士龙(金正中)：《燕行日记》，正祖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燕行录全集》74，第20页；金士龙(金正中)：《燕行录》，奇游录，正祖十五年(1791)十二月初三日，《燕行录全集》74，第126页。
(27)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内篇，日记，壬午十二月初四日，《燕行录全集》80，第450-451页。
(28)朴思浩：《心田稿》一，《燕蓟纪程》，戊子十二月初五日；朴思浩：《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85，第263页。
(29)《艮斋集》卷一，《次韵书状沈阳有感》，《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161，第23页。
(30)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二，渡湾，癸亥十二月初四日乙丑，沈阳。
(31)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二，渡湾，癸亥十二月初四日乙丑，沈阳。
(32)朴思浩：《心田稿》一，《燕蓟纪程》，戊子十二月初五日，《燕行录全集》85，第263页。
(33)金正中：《燕行日记》，正祖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燕行录全集》74，第20页；金正中：《燕行录》，奇游录，正祖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燕行录全集》74，第126页。
(34)朴思浩：《心田稿》一，《燕蓟纪程》，戊子十二月初五日；朴思浩：《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85，第262-263页。
(35)李(土+甲)：《燕行记事》，附诗，沈阳，《燕行录全集》53，第245页。
(36)《玉壶集》卷三，黄梁吟中，沈阳，《燕行录全集》61，第285页。
(37)《渊泉先生文集》卷四，诗(四)，沈阳朝鲜馆。原注：“三学士及郑忠愍殉身，皆在沈中，故第五句及之。”
(38)《樊岩先生集》卷十三，诗，含忍录上，朝鲜馆。
(39)《江都增志》；《研经斋全集》外集卷三十六，尊攘类，风泉杂志。
(40)金兴庆：《燕行诗赠季君》，沈阳(一名盛京)，《燕行录全集》65，第396-397页。
(41)《沈阳馆图帖》第三幅，原件藏韩国明知大学校LG燕岩文库。
(42)《沈阳馆图帖》第三幅。
(43)《樊岩先生集》卷十三，诗，含忍录(上)，沈阳馆。
(44)《竹下集》卷四，诗，朝鲜馆。
(45)《枫皋集》卷一，诗，沈阳；金祖淳：《燕行录》，《燕行录全集》65，第345页。
(46)原注：“沈阳朝鲜馆，即我孝庙朝质留旧舊邸。”
(47)《明皋全集》卷二，诗，沈阳七首之三，沈阳馆。
(48)原注：“馆在南城内，孝宗旧馆。”
(49)《芝圃遗稿》卷二，诗，过古南馆有感；李在学《癸丑燕行诗》，《燕行录全集》57，第476页。
(50)李基宪：《燕行诗轴》，次正使沈阳韵，《燕行录全集》64，第397-398页。
(51)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二，渡湾，癸亥十二月初五日丙寅，朝鲜馆。
(52)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二，渡湾，癸亥十二月初五日丙寅，朝鲜馆。
(53)《三溟诗集三编》，诗，燕行录，沈阳馆。
(54)朴思浩：《心田稿》一，《燕蓟纪程》，戊子十二月初五日；朴思浩：《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85，第264页。
(55)李有骏(1801-1867)，后改名李遇骏，字敬文，号梦游子，本贯全州，京畿道杨州人，著有《梦游燕行录》、《梦游野谈》。
(56)《玉壶集》卷三，黄梁吟中，沈阳，《燕行录全集》61，第286页。
(57)《韩溪遗稿》一，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6年，第134页。
(58)《韩溪遗稿》一，第134页。
（转引自《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