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大部分功绩不是隋炀帝杨广的。
大运河能造福后人、造福千秋，那是数千年来从春秋到清朝众多王朝修运河、疏浚整修运河的功劳。
首先，分清元朝京杭大运河与隋朝大运河，用到现代的是元朝京杭大运河，而不是隋朝大运河。
其次，在隋炀帝之前，从春秋到南北朝的很多王朝，已经开凿修过了大运河的很多部分。杨广修隋朝大运河用了从春秋到南北朝众多王朝开凿留下的大量运河河道，而元朝修京杭大运河的大部分河道不是隋朝大运河的河道。
最后，唐、后周、北宋经常开凿疏浚整治才能令隋朝大运河可以继续使用,，失去这些王朝的开凿疏浚整治之后，隋朝大运河湮塞了。元朝开凿京杭大运河，明清也经常疏浚整修大运河保证其使用。大运河能造福千年，那是从春秋到清朝几千年来众多王朝修运河的功劳。
那些拿诗词里一些夸张的描写去吹运河的，就算了吧，诗词里的夸张的描写不能完全当真。
隋朝大运河分四部分，均用了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山阳渎用了东汉邗沟（隋文帝用了吴国邗沟故道）；江南运河用了吴国所开运河、秦丹徒运河等、汉朝以及六朝所开运河等；通济渠用了阳渠故道、汴渠故道（此外还用了黄河天然河道）；永济渠用了屯氏古渎、曹操等开的白沟等（此外还用了沁水清水等天然河道）。
隋炀帝杨广靠着北周、隋朝文帝留下的丰厚人力国力，靠着从春秋到南北朝众多王朝开凿留下的大量运河河道，修了大运河，结果还经常湮塞。唐、后周、北宋要经常疏浚、整修大运河（疏浚，包括且不限于开挖、扩宽、挖深河道），才能令大运河可以继续使用。如果没有及时疏浚、整修大运河，大运河的河道甚至会湮塞的几乎与岸平齐，“几与岸平……亦有作屋其上”。
根据曾长期研究古代地理与河道、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的岑仲勉的成果，不应过度推崇、过分高估隋炀帝修运河。在隋炀帝之前，许多王朝已经修过大运河的很多部分，在隋炀帝之后，唐朝宋朝等须时常疏浚，才能利用。（疏浚，包括且不限于开挖、扩宽、挖深河道。）
科举制的功绩不是杨广的。
看隋朝杨坚杨广的诏书，仍然是让五品以上官员推荐人，并不具备科举的本质与主要特点，没有允许平民“投碟自进”参加科举，没有打击贵族门阀的作用。
要说科举制的萌发，那是萌发于南北朝，其主要发展与真正成型是在唐朝，而不是在隋朝隋炀帝时期。
【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朝。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具体见研究过科举制的历史学家何忠礼的《科举制起源辨析》 、金铮 的《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
灭陈并统一的真正的功绩，是属于隋文帝杨坚、高颎、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的，而不是属于杨广这个挂名统帅的。
灭陈，“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高颎”，高颎真正指挥隋军，而杨广几乎只是个挂名统帅。
北周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已有统一之势，剩下军事弱小的陈，然后杨坚隋朝取代北周，接手北周留下的丰厚遗产（庞大疆域、大量人口人力物力军力、强大国家），而陈军事弱小、君主昏庸。
灭陈时，后有一代雄主杨坚，中有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高颎，前有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名将真正在前线作战，杨广几乎是个挂名的。是高颎在真正担任隋军的指挥（《隋书》：“以颎为元帅长史，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杨素给隋文帝进取陈之计（《隋书》：“上方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之计” ）；
隋文帝下诏说平定陈、统一是靠韩擒虎、贺若弼的能力，是韩擒虎、贺若弼的功劳。（《隋书》记载隋文帝下诏说韩擒虎、贺若弼“深谋大略，东南逋寇……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隋书》还记载隋文帝又下优诏于韩擒虎、贺若弼曰“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廓清，专是公（韩擒虎、贺若弼）之功也”，“考之人谋，实二臣（韩擒虎、贺若弼）之力”。）
而隋炀帝杨广却造成了大乱、破坏了统一，留下严重分裂的局面。
看隋炀帝留下的是什么，不是统一的“中国”，不是弱小的突厥。隋炀帝接手了外无强敌、内部人口众多贮备丰厚、状况良好的隋朝，留下的却是破坏严重、分裂严重的烂摊子与恶劣局势、极其强大“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突厥，突厥还曾一度把隋炀帝围在雁门，隋炀帝脱险后至死没报此仇、更没能解决突厥的威胁，最终隋炀帝留下烂摊子与恶劣局势，却到江都去醉生梦死，没解决他留下的众多严重问题。
杨广根本没资格与秦始皇比。秦始皇统一；而北周留下丰厚遗产、强大帝国，隋文帝接手北周的丰厚遗产，灭陈统一，而隋炀帝接手北周、陈、隋文帝几代人留下的丰厚的遗产，短短几年就败坏成了人口凋敝锐减到不足之前的四分之一、经济被严重破坏、严重分裂、外敌空前强大的恶劣局面。
秦始皇修长城虽然也用到了其他国长城，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长城是秦国修的。而杨广修的隋朝大运河的绝大部分却是从先秦到南北朝众多王朝开凿留下的河道。 秦始皇死的时候，长城可没塌。 而杨广后期，隋朝大运河就已经出现淤塞了，例如沁水会清水一段的运河已经淤塞了。
北周、隋朝文帝几代人留下了强大国力、丰厚人力物力，而接手这些丰厚遗产的杨广修的东都洛阳却“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后来武则天时期才修了外城。
《资治通鉴》：“长寿元年壬辰，公元六九二年 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至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

隋炀帝没有打击关陇贵族或门阀贵族阶层。隋朝的灭亡、隋炀帝杨广的政权崩溃的原因不是打击关陇贵族或门阀贵族阶层，而是隋炀帝过度残暴征敛与统治导致全国大量百姓农民起义。
隋炀帝杨广仍然重用关陇贵族以及门阀贵族阶层。
看隋朝杨坚杨广的诏书，仍然是让五品以上官员推荐人，并不具备科举的本质与主要特点，没有允许平民“投碟自进”参加科举，没有打击关陇贵族或贵族门阀的作用。
【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朝。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具体见研究过科举制的历史学家何忠礼的《科举制起源辨析》 、金铮 的《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
隋炀帝征高句丽更不是为了打击关陇贵族或门阀贵族阶层，也不是为了打击山东豪强。隋炀帝征高句丽用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兵与民夫，来自全国各地的平民百姓，而不是用贵族门阀与豪强的私兵。
《资治通鉴》记载：“先是，诏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 ；“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馀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四方兵皆集涿郡”；“诏征天下兵集涿郡”……
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改革将府兵以及地方豪强大族所控制的农民改为直接为朝廷所掌握。杨坚接手北周，并且把兵权收归于皇帝之手，关陇贵族集团已经难以对抗皇权了。在杨广登基为帝时，关陇贵族集团早已无力推翻隋朝。关陇贵族成员反而要讨好隋炀帝杨广。
杨广重用关陇贵族门阀宇文述、宇文化及、周护、韦匡伯、侯莫陈毅、豆卢寔等。
杨义臣、宇文述在征辽中惨败，却没有被杨广严惩，而只是被免除官职或爵位，而且不久就恢复了官职与爵位，杨义臣甚至进位左光禄大夫。杨广如此庇护，何谈得罪、打击贵族门阀阶层？
甚至最后天下大乱时，关陇门阀集团的重要人物苏威仍然忠心于杨广，劝杨广深固根本。
隋炀帝仍然重用关陇集团（关陇贵族门阀集团）。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隋炀帝得罪关陇集团，不是因为遭到关陇集团的反抗，而是因为隋炀帝过度残暴征敛与统治导致的大量百姓农民起义使隋朝统治崩溃名存实亡。
何况，关陇集团（关陇贵族门阀集团）这个概念，只是历史学界部分人（陈寅恪）提出的，而历史学界仍然有很多人不认可这个概念。 即使历史学家里认可这个概念的那部分人里，还有认为关陇集团在隋炀帝初年就已经解体的，还有认为关陇集团在隋文帝时期就解体了、退出历史舞台了的。例如历史学家雷依群的《论关陇集团》指出，隋文帝时关陇集团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最早爆发的是百姓农民起义，隋朝对其镇压、斩杀，却没能禁止，仍然有新的起义出现，“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 而之后贵族杨玄感的起事却迅速被杨广平定了。 第三次高句丽，隋炀帝的征敛与统治更加残暴，导致大量百姓农民起义，使隋朝统治崩溃、名存实亡。
在百姓农民起义已经使隋朝统治崩溃、名存实亡之后，李渊李世民才起兵。李渊李世民起兵时只有太原一地，李渊李世民击败众多强敌、打下的天下、统一并扩张出庞大疆域，唐朝的天下实际是李渊李世民打下的，而不是取自隋朝的。
在打击突厥方面，杨广不但没有功绩，反而造成大乱以及突厥崛起极端强盛。
北周时期突厥室点密西征，实质上西突厥已经形成并割据行政，突厥实质分裂。之后是隋文帝、长孙晟、杨素搞垮突厥。
而杨广出征对突厥作战的结果是没有任何杀获就返回了。
隋文帝时期，突厥入寇，杨广率军出征，却没有什么斩获就返回了。《隋书》记载的杨广“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出灵武，无虏而还”，无虏而还，没有俘获而返回。
而在隋炀帝后期，突厥反而崛起极端强大，一度把隋炀帝包围在雁门，隋炀帝脱险后至死也没能报此仇，更没能解除突厥的威胁。
隋炀帝杨广造成大乱，留下“戎狄炽强，古未有也”极端强大的突厥，突厥把隋朝中原的部分地区纳入势力范围，突厥可汗想效法拓跋道武帝入主中原，而隋炀帝杨广却无可奈何，杨广反而到江都去醉生梦死。
隋炀帝死后，隋朝萧后与杨政道去了突厥，杨政道被突厥立为隋王，这个“隋”反而完全成了突厥的傀儡政权。
《隋书》：“八月，始毕率其种落入寇，围帝于雁门。”
《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四》：“有遗腹子政道，与萧后同入突厥，处罗可汗号为隋王。”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上：“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那于说什么唐朝吃了隋朝存粮几十年的，完全就是谣言了。 北周、隋朝那大批粮食、财物，早就被隋炀帝大量消耗，在隋炀帝后期就已经没剩下多少了，隋炀帝后期隋朝自己都“百姓疲劳，府藏空竭”“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了。
《隋书》列传第三十记载，隋朝大业十二年，赵才入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
《旧唐书·食货志》：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
战乱、火灾等等，能轻易毁掉巨额的粮食与财物。
隋朝的粮仓，储存的再多，经历隋炀帝消耗、以及隋炀帝造成的大乱的破坏与消耗，留给唐朝与李世民的能有多少呢？
马周的一段话造成了误解。有人提到“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有人借此说“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 实际这是错误的。
其实，早在李渊进西京（长安）想用西京府库的东西赏赐功臣时，西京府库的东西就不够用了，李渊另用其他办法获得物资。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四卷：
“渊倾府库以赐勋人，国用不足，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以为‘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苏贵而布帛贱；请伐六街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可得数十万匹。’渊从之。”
何况，根据《隋书》列传第三十也记载，大业十二年时隋朝已经“百姓疲劳，府藏空竭”。根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的戴胄的上言，大业中年隋朝就已经“国用不足”、大业末年隋朝已经“无以支给”。
实际上，早在李渊进西京（长安）用西京府库的东西赏赐功臣时，西京府库的东西就不够用了，李渊另用其他办法获得了物资。而马周所说的西京府库存的东西“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原因是李渊、李世民往西京府库里存东西，才能使其“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并非是靠隋朝储备。
而洛口仓、东都等地的物资，反而被唐朝的对手王世充、李密等人利用了，这对唐朝来说并不是好事。
含嘉仓大规模储存粮食，不是在隋朝，而是在唐朝、宋朝。具体见余扶危、贺官保的《隋唐东都含嘉仓》。
而考古发掘出的含嘉仓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这些谷子是宋朝存进去的，并非隋朝存进去的。
含嘉仓大规模储存粮食，不是在隋朝，而是在唐朝、宋朝。可以用其他理由说隋朝的富裕与强盛，但是，用含嘉仓存粮去说“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就错的严重了。何况，隋朝的富裕强盛，早就被隋炀帝杨广造成大乱败坏了，没留给唐朝。
有个荒谬谣言说隋朝存粮吃到了贞观年间、构成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接下来反驳这个谣言。
隋文帝时号称存的可以吃五六十年的粮食，那么多粮食是属于大规模储存粮食，其正常储存年限只有2到4年，（即使现代远比古代先进的科技条件下，大规模储存粮食的正常存储年限才2到4年，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隋朝储存粮食的正常存储年限是短于现代的），粟存的大规模储存时间稍长，有达到9年的，接下来说明，即使放宽条件认为隋朝大规模存粮能存5年或9年，也对唐朝没有多大帮助，更不会构成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隋朝时期存下的粮食主要是隋文帝存入的，而从隋炀帝开始消耗巨大的征讨、工程时，就难以大规模存入粮食了，而是要大量消耗之前隋文帝存的粮食。（而隋炀帝征讨得到的疆域成果也随着隋炀帝造成的大乱很快丢失了。）
所以，等到隋炀帝末期，隋朝的大量存粮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被隋炀帝的征讨消耗了，这也与《隋书》列传第三十记载的隋朝”府藏空竭“相符。而剩下的粮食，部分被战火毁掉，部分也很快被各起义军、割据势力消耗，即使还有剩余，也很快就变质了。 各起义军、割据势力要靠乱世里百姓新收获的粮食生存。李渊起兵后，一边作战扩张，另一面在关中等地这些扩张占据的疆域上恢复农业生产、经济生产，主要是靠自己治下的百姓生产的粮食。等到李世民的贞观时期，吃的粮食基本是李渊武德时期生产的、以及李世民贞观时期生产的。
某些人提出用“替换”“轮换”的方法使唐朝贞观十几年的时候仍然吃隋朝存粮、贞观之治靠隋朝存粮。但是，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才有可能使这种方法成立。第一个条件：隋文帝时期存入的大量粮食，经过隋炀帝时期的消耗、隋炀帝造成的大乱的消耗与破坏，还能剩下相当多的粮食。第二个条件：隋朝末期、唐武德年间生产储存的粮食能够替换大量隋朝生产储存的粮食。 这两个条件都成立时，才有可能使“替换”“轮换”的方法成立，但是，如果第二个条件成立，就等于说，用不到隋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下 生产储存的粮食数量 与 隋朝强盛时多年生产储存的粮食数量 差不多，这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退一步说，如果这是成立的，那么就等于说人口凋敝天下大乱时都能生产储存与隋朝强盛时多年生产储存的粮食数量差不多的粮食，那么隋朝存粮就更没有意义了。）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大乱时期这些生产的粮食无法大量“替换”“轮换”隋朝存粮，那么只“替换”“轮换”其中一小部分即可。但是这样的话，能够“替换”“轮换”的只是大乱时期生产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则变质，结果能“替换”“轮换”的数量只保持在大乱时期生产的那一小部分上，实际到了贞观初期，吃的粮食就已经是唐朝武德年间生产的，而贞观十几年的时候，吃的粮食已经是贞观初期生产的粮食了。 如果这也算吃隋朝存粮的话，那么按这说法这样轮换下去，往后，能轮换到宋、元、明、清，直到现在，往前，能轮换到北周、西魏……晋、魏蜀吴、东汉、西汉…… 按这说法，宋、元、明、清直到现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了吃唐、隋、北周、西魏……晋、魏蜀吴、东汉、西汉…… 中任何一个王朝的存粮了，可见这说法是很荒谬的。所以用这种“替换”“轮换”的方法说吃隋朝存粮是很荒谬的。
而且第一个条件是否成立都有问题，隋文帝存粮的大量粮食，经过隋炀帝的各种征讨的消耗、隋炀帝造成的大乱的破坏与消耗，其中有隋末农民起义军（如李密翟让瓦岗军等）、军阀（如刘武周、梁师都、薛举等）开仓赈济百姓等等（这种情况的赈济百姓往往恣民所取，导致百姓拿的粮食超过其力所能运回去的量 ，不得不将大部分粮食抛弃在路边的荒郊野地）。经过这样的消耗与破坏，隋文帝那庞大的存粮也没有多少能留给唐朝了。
所以第一个条件也很难成立。而第二个条件根本不成立，所以用这种“替换”“轮换”的方法仍然不能使隋朝存粮吃到贞观年间，更无法使隋朝存粮构成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所以 隋朝存粮吃到了贞观年间、构成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这说法是荒谬的谣言。
而且，实际正如前面列举的史料所说的，大业中年隋朝就已经“国用不足”、大业末年隋朝已经“无以支给”，大业十二年时隋朝已经“百姓疲劳，府藏空竭”。

隋炀帝杨广那些所谓的功绩，实际上大部分是其他朝代、其他人的功绩被挪用给了杨广（具体说明在楼上、楼下的其他段落里），而其余的也是靠挥霍北周、隋朝文帝留下的丰厚遗产人力物力做事，结果还造成大乱，严重损害了华夏的实力。
隋炀帝的那些功绩，但凡拥有北周、陈、隋朝隋文帝留下的那丰厚遗产，并且皇帝不是傻子，就能做成。
而隋炀帝杨广诛杀贤臣高颎、贺若弼、张衡、薛道衡等，言者有罪，如再不称昏君，真不知昏君其为何物了。隋朝征高句丽，在国力军力上都拥有绝对优势，却因为杨广的战略错误而一头栽在高句丽手下。
在李渊起兵之前，隋朝已经被各种起义搞的统治崩溃、名存实亡了。李渊起兵时只有太原一地，以及自己招募的3万军队，军队数量并不多，靠着李渊李世民等人突出的政治与军事才能，李渊李世民才击败众多强敌，唐朝李渊李世民的江山是击败众多强敌、自己扩张打下来的，而不是取自隋朝。 唐朝、李渊、李世民的正统地位、合法性，来自唐朝、李渊、李世民击败众多强敌、统一、平定隋末乱世，所以唐朝、李渊、李世民都没必要歪曲、抹黑杨广。
唐朝官方写的《隋书》，而《隋书》作为信史中的地位和准确度是历史学界公认认可的。
如果唐朝官方写的《隋书》黑了杨广的话，那么民间野史里的杨广应该比《隋书》里的杨广好。但是实际却正相反。 民间野史里的杨广，比唐朝官方写的《隋书》里的杨广，更垃圾。

隋炀帝的暴政已经导致大量百姓死亡，而隋炀帝却执迷不悟，昏的继续其暴政，逼的幸存的百姓没活路纷纷起义。隋末天下大乱正是隋炀帝的暴政导致的。隋炀帝的暴政以及其暴政导致的天下大乱造成人口户口锐减四分之三以上。请问，隋炀吹们哪个愿意自己全家全族死四分之三以上去满足隋炀帝的为所欲为？
隋末战乱以及人口大减正是杨广造成的。先是杨广的过度暴政导致大量百姓死亡，然后杨广的过度暴政导致幸存的百姓活不下去而纷纷起义，杨广的过度暴政导致的大乱也造成大量百姓死亡。 隋末大乱人口骤减，主要责任在杨广。 而唐朝李渊李世民较快平定天下、统一，还较快结束了战乱，不仅阻止了人口继续减少，还使社会、百姓获得安定，社会、人口、经济、文化各方面开始发展。

隋炀帝接手的是北周、隋朝文帝留下的丰厚遗产（庞大疆域、大量人口丰厚人力物力国力），但是隋炀帝却过度残暴、造成大乱，不仅破坏了华夏百姓的安宁，还造成大乱给社会各方面带来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到200万户，隋末战乱以及人口大减正是杨广造成的。先是杨广的过度暴政导致大量百姓死亡，然后杨广的过度暴政导致幸存的百姓活不下去而纷纷起义，杨广的过度暴政导致的大乱也造成大量百姓死亡。 隋末大乱人口骤减，主要责任在杨广。
隋炀帝不仅把他扩张的疆域丢了，没留给下一代，而且隋炀帝连接手的前人留下的河西、陇右以及中原的部分地区也丢了，成为突厥的势力范围。连吐谷浑都返回故地还打的隋朝河右郡县防御不了。突厥可汗还想效法拓跋道武帝入主中原。隋炀帝使华夏陷入巨大危机。多亏后来李渊李世民解决了危机。
唐太宗面对的是隋末大乱破坏之后的烂摊子，但是唐太宗却保证了华夏百姓的安宁与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唐太宗还扩张占据漠南、漠北、西域等地，并且把扩展的疆域留给下一任唐朝皇帝。
而且在登基成为皇帝之前，李世民在“攻灭众多强敌、平定天下大乱，做到统一”中亲自指挥或参与多次重要大战、立下大功，为“较快结束战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李渊李世民较快平定天下大乱，做到统一，并且较快结束了战乱，阻止了人口继续减少，还使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发展，人口开始增加。
（受隋炀帝造成的隋末大乱严重破坏所留下的烂摊子的拖累，唐太宗贞观年间人口户口不多，但是唐太宗时期人口户口是较快增长的，到了唐高宗初有380万户，比隋炀帝造成隋末大乱留下的200万户多多了。）

杨坚篡取北周江山，这跟什么华夷之辨、华夏正朔无关。杨隋代周本质上是一次权力集团的内部集团利益斗争，与汉人鲜卑无涉，杨坚班底中，有相当程度的鲜卑人参与其中。
西魏-北周的统治阶级,是由鲜卑人和汉人融合而成的，但要注意的是,鲜卑人本身就是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所以二者除了血统,基本没有本质区别。无论是否有杨坚隋朝取代北周，汉化都是必然的。最有可能执政的赵王宇文招，“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清丽”，汉学修养极深，即使赵王执政，也会继续推行鲜卑与汉人的融合、汉化。
至于杨坚上台后恢复汉姓等一系列政策,对统治集团本身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隋朝同北周一样,鲜卑贵族仍然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朝统治集团里的鲜卑人，上自三公、三师下至刺史、总管，比比皆是，是隋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中枢机构出纳王命者,列表说明如下:


本表所列仅限《隋书》本纪及有关列传,显然并非全部。但这已经清楚地表明鲜卑贵族在隋代中枢机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和极重要的地位。他们或以有所建树而著称,或以总一方面工作而闻名,或以恩幸而得宠。
特别值得提出的则是宇文述。自隋炀帝即位至大业十二年的十几年中,宇文述差不多一直是隋炀帝最宠任的权臣,压倒其他大官僚。还在杨广镇扬州时,宇文述看出杨广有“夺嫡”之心,便迎合杨广参与了谋划废太子杨勇事件。开皇二十年,杨勇被废,杨广被立为太子,宇文述因功被任为太子左卫率。自此,宇文述就成为杨广的心腹
仁寿四年，隋文帝患病，却发现杨广的负面事迹，于是召杨勇，但是杨广与杨素宇文述等人矫诏封锁宫廷，隋文帝死因不明，杨广登基即位。在这次事件中,杨素矫诏以东宫兵进宫廷宿卫,宫掖“门禁出入”,一由宇文述等节度(《杨素传》)。可见宇文述在这事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即以宇文述为左卫大将军,改封许国公。不久,“参选事”,为“选曹七贵”之一(《通鉴》卷180《隋纪》四)。宇文述与杨素是杨广登基功劳最大的两个人,而杨素“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杨素传》),并于大业二年就病死了,所以宇文述也就成了大业前期隋炀帝唯一可靠的心腹。大凡隋炀帝一系列荒唐之事都与宇文述有关。大业六年,宇文述“常典选事,参与朝政”。“时述贵幸,言无不从,势倾朝廷”,“文武百僚莫敢违件”。“述之宠遇,当时莫与为比”。后来曾随隋炀帝亲征吐谷浑和高句丽。大业十二年,宇文述“观望帝意,劝幸江都,,。宇文述也就在这一年病死于江都。在宇文述死后,“帝为之废朝,赠司徒、尚书令、十郡太守,班剑四十人,
辍辕车,前后部鼓吹,溢日恭。帝令黄门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鸿护监护丧事”(《宇文述传》)。宇文述虽一生未做过三公、三师、宰相等要职,但他在朝廷中所起的作用又远远超过身居要职的官员们。
另外,大业十四年,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字文智及兄弟为首在江都发动政变,杀死了隋炀帝。这与元胄保护杨坚脱险、宇文述参与谋划杨广登极相映成趣,更有力地表明了鲜卑贵族在隋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何等重要地位!至于鲜卑贵族任州刺史(或郡太守)、总管者,枚不胜举,其“有善政”、“甚有能名”、“甚有惠政”者极多,还有“政为夭下之最”者。当然也有象元弘嗣那样以“酷”而出名者。因篇幅有限,不加赘述。
鲜卑人在隋十二卫中任大将军的：

北周宣帝猜忌宗室，齐王宇文宪、重臣宇文孝伯、宇文神举皆被杀，令赵王宇文招等五王就国，排挤宗室力量，试图把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北周宣帝忽然病重，临终前试图召五王回京辅政。然而近臣刘昉、郑译担心宇文氏诸王回京执政会清算他们，所以矫诏拉拢郑译故旧、有后父之戚的杨坚辅政，以对抗五王回朝执政。面对天赐良机，杨坚抓住机会，完全没有按照刘昉、郑译的安排计划，直接假黄钺，自为大丞相，都督内外军事，以武力逼文武百官服从入府，掌控了中枢，并迅速组建了自己的班底。
杨坚建立隋朝既得益于北周宣帝暴崩的偶然，又侥幸于近侍内臣矫诏辅政，从而控制中枢。杨坚依靠北周武帝宣帝两朝积累起来的强大皇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终于篡夺了北周的国祚。
北周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剩下的陈军事弱小。杨坚隋朝篡取了北周庞大的疆域与大量人口人力物力。
（北周留下了大量隐漏瞒报人口户口，北周有大量实际人口户口没有统计上来。根据历史学家岑仲勉、杨志玖等人的考证，北周“留给”隋朝约690万户以及约690万户以外的大量隐漏瞒报户口。隋朝通过大索貌阅等手段清查北周、陈的隐漏瞒报户口，使开皇年间就达870万户，《资治通鉴》记载：“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

李渊起兵之前，隋朝已经统鎻治崩溃、名存实亡。 李渊起兵时地盘极小、只有太原，因为隋炀帝留下的恶劣形势，为了防止突厥与刘鎻武周攻打自己，李渊才暂时结好突厥。后来李渊建立唐朝之后，不久就与突厥开战。唐朝一面打败众多敌人，扩张，进行统一战争，另一面抵御突厥，还消灭突厥支持的割据势力，削弱了突厥可汗的力量与威望，还分化突厥。
[
历史大家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指出：隋末华夏弱，而突厥极强，突厥可汗想要做拓跋道武帝第二、取得中原，而华夏有不世出之人杰李鎻世鎻民，李渊李鎻世鎻民数年苦战，不仅统一，还抵御突厥，粉碎了突厥可汗想做北魏道武帝第二、取得中原的企图，因而保卫了华夏民鎻族几千年的文明；还消灭了突厥支持的多个割据势力，削弱了突厥的力量，打击了突厥可汗的威望。
]
唐朝的力量上升，唐朝还削弱突厥可汗的力量与威望。之后渭水之盟，是因为唐朝内讧（玄武门之变等）导致的偶然情况，建成余党罗艺放突厥南下，突厥趁机入寇。
《旧唐书》 卷一百九十四上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 对渭水之盟的记载：
太宗与侍中高鎻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驰六骑幸渭水之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其酋帅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萧瑀以轻敌固谏于马前，上曰：“吾已筹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扫其境内，直入渭滨，应是闻我国家初有内难，朕又新登九五，将谓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虏必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举。朕故独出，以示轻之；又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虏入既深，理当自惧。与战则必克，与和则必固，制鎻服匈奴，自兹始矣！”是日，颉利请和，诏许焉。车驾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颉利引兵而退。萧瑀进曰 ：“初，颉利之未和也，谋臣猛将多请战，而陛下不纳，臣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 ：“我观突厥之兵，虽众而不整，君臣之计，唯财利是视。可汗独在水西，酋帅皆来谒我，我因而袭鎻击其众，势同拉朽。然我已令无忌、李靖设伏于幽州以待之，虏若奔还，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战者，即位日浅，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又匈虏一败，或当惧而修德，结怨于我，为患不细。我今卷甲韬戈，陷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渐，其在兹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也！”九月，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
（《资治通鉴》也有于此基本相符的记载。）
《资治通鉴》对渭水之盟的记载：
武德九年（丙戌，公元六二鎻六年）……
上自出玄武门，与高鎻士廉、房玄龄等立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瑀以上轻敌，叩马固谏，上曰：“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心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鎻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上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
萧瑀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鎻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仗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鎻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
有人说唐太宗把府库里的财物都给了突厥可汗才让突厥退兵，实际这是错误的说法，是把小说《隋唐嘉话》的记载篡改歪曲后得出的。“倾府库”的原始记载出自小说《隋唐嘉话》，而《隋唐嘉话》记载的是“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据险邀之，虏弃老弱而遁，获马数万匹，玉帛无遗焉。”根据《隋唐嘉话》的记载，李鎻世鎻民和李靖先用财物哄突厥退兵，并派唐军在突厥的归路上阻击，结果突厥逃跑，唐军缴获数万匹马，还把之前给突厥的财物都夺回了（“玉帛无遗焉”）。如果采信“倾府库”的说法，那么也要采信唐军在突厥归路上立即打的突厥逃跑，唐军夺回了给突厥的财物，还缴获了数万匹马。而如果不采信后者，那么也没有理由采信“倾府库”的说法，否则只能理解成恶意歪曲记载的无脑黑了。而且《隋唐嘉话》这段记载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矛盾，所以空府库、“倾府库”的说法并不可信。

还有人信“终唐一朝，始终没赶上隋朝”这谣言？ 比较顶峰，唐朝的疆域、经济、人口户口等方面都远超隋朝。
北周“留给”隋朝约690万户以及约690万户以外的大量隐漏瞒报户口（根据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玖等人的考证），隋朝吞并陈的户口，通过大索貌阅等手段清查北周、陈的隐漏瞒报户口，使开皇年间就达870万户（《资治通鉴》：“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隋朝鼎盛时期达890万户，但是，隋炀帝造成隋末严重的大乱，隋朝留下200余万户（《通典》记载杜正伦奏“……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馀万户”），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极其严重、疆域丢失、严重分裂的隋末烂摊子与恶劣局势。
[说明：根据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玖等人的考证，《通典》所说后周静帝末授隋禅有户359.964万户，实际没有算上北周吞并北齐的大量户口，而加上北周吞并北齐的户口，则有约690万户，而且，这个690万户还仍然未算上北周“留给”隋朝的大量隐漏瞒报户口。 隋朝吞并陈的户口、通过大索貌阅等手段清查北周与陈的隐漏瞒报户口，使户口在开皇年间就达到870万户（《资治通鉴》：“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这大部分是北周、陈“留下”的实际人口户口。 隋炀帝大业五年达到890万户，之后隋炀帝造成大乱，破坏严重，隋朝留下的人口户口只有200余万户（《通典》记载杜正伦奏“……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馀万户”）。]
唐朝人口最多时，是在天宝年间。《旧唐书》记载唐朝天宝十三年961万余户、5200多万人，
《旧唐书》本纪第九：“（天宝）十三载……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
《通典》记载唐朝天宝年间的户数人口数时提到当时有严重的瞒报少报现象，认为当时至少有1300万-1400万户。
《通典》记载唐朝天宝年间“所在隐漏之甚也……大唐百三十馀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而《中国人口史》等相关书籍现代学者们考证出的唐朝天宝十三年的实际户数与人口数，比《旧唐书》《资治通鉴》记载的唐朝天宝十三年的户数与人口数，还要多很多。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认为，唐朝天宝十三年时，有约1430万到1540万户，约7475万到8050万口。
李渊李世民起兵时，只有太原一地。但是，之后李渊李世民唐朝击败众多强敌，扩张占据了中原、南方等地，还扩张占据了庞大的外围疆域。
实际上，北周留给隋朝的疆域与人口，远多于隋朝留下的疆域与人口。而唐朝打败众多内外敌人，经过扩张，疆域面积远超过隋朝，后来经过发展，唐朝的人口、经济等方面也超过了隋朝。

拿隋朝鼎盛时期跟贞观年间比，不合适。 看看隋朝接手的北周、陈是多么富足，人口多么庞大。而隋炀帝造成大乱留下的隋末烂摊子人口户口凋敝锐减到什么程度。
北周“留给”隋朝约690万户以及约690万户以外的大量隐漏瞒报户口（根据历史学家岑仲勉、杨志玖等人的考证），隋朝吞并陈的户口，通过大索貌阅等手段清查北周、陈的隐漏瞒报户口，使开皇年间就达870万户（《资治通鉴》：“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隋朝鼎盛时期达890万户，但是，隋炀帝造成隋末严重的大乱，隋朝留下200余万户（《通典》记载杜正伦奏“……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馀万户”），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疆域丢失、严重分裂的隋末烂摊子。
隋朝人口高速增长，并不是隋朝实际人口高速增长，而是隋朝极力清查北周、陈留下的隐漏户口，把本来就存在但是没统计上来的人口户口清查出来，导致人口户口高速增长。隋朝顶峰这890万户4600万人，绝大多数是靠清查北周、陈留下的众多隐瞒人口户口。
而隋末大乱，只留下200余万户，李渊时期还在战乱，隋炀帝留下的破坏严重的烂摊子也没那么快恢复，唐朝贞观十三年已恢复到3041871户（冻国栋 《中国人口史》第二卷统计的《旧唐书》诸州户口数 ）。这已经是比较快的恢复了。
而且“贞观之治”什么时候成了号称中国第一盛世了？“贞观之治”是治世，不是盛世。
隋朝接手北周、陈的丰厚遗产得来的盛世，跟唐朝收拾隋朝留下的烂摊子比？ 怎么不与唐朝盛世时比呢？
李渊起兵时地盘极小，唐朝自己扩张出较大的疆域，自己发展出盛世。
唐玄宗时期，唐朝进入盛世。 而且唐朝在疆域、人口、经济等方面的顶峰都超过了隋朝的顶峰。
某些人提到隋朝耕地开垦量。但是，毕生从事隋唐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汪篯也早就提出隋朝那垦田数不是真实的。
那是应授田数，不是隋朝实际的耕地数。
看看隋朝耕地数的两个奇葩的数据：“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换算成亩，约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亿亩，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亿亩”（若考虑到度量衡的换算，那么这开皇九年为15亿亩、大业中期为43.5亿亩，考虑到大业三年曾改度量衡，则大业中期为16亿亩，据汪篯《隋唐史论稿》），1957年中国才有16.8万亩耕地，这还是几千年发展的结果。
而那几个隋朝耕地数，要么远超1957年的中国，要么与1957年的中国差不多。但是，1957年的中国，有18%或以上的耕地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贵州，而隋朝在这些地区几乎没有耕地；有约20%的耕地在江南和岭南，但是隋朝在这些地方只有70万户，还有大片地区没有深入开发；所以隋朝的耕地数是绝不可能超过、也绝不可能接近1957年中国的耕地数，隋朝这耕地数是假的、是被严重夸大的。（汪篯《隋唐史论稿》）
实际上，早在《通典》里就提出隋朝这垦田数不是真实的，“恐本史之非实”。
而毕生从事隋唐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汪篯，也早就提出隋朝这垦田数不是真实的。
看看其他朝代耕地最多时的数据，
西汉平帝元始2年，耕地面积约8.27亿亩，
东汉安帝延光4年，耕地面积约6.94亿亩，
明神宗万历30年，耕地面积约11.62亿亩，
清光绪13年，耕地9.12亿亩，
（参考《明神宗实录》、《光绪会典》、《我国历代耕地面积的变化》等，）
看人口顶峰，以上几个朝代的人口都远超过隋朝的人口，看疆域，西汉、东汉、明朝疆域并不比隋朝小，历代耕地主要集中的地区，也大多在这些朝代的疆域范围内，而清朝疆域则远超隋朝。
但是，隋朝耕地数居然远超这些朝代。超过汉朝还有可能，但是，竟然远超明朝、清朝。要知道，明朝、清朝的技术远超隋朝，而且明朝、清朝的南方的开发程度也远超隋朝。
可见，隋朝垦田数是假的，是被严重夸大的。
根据历史学家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唐朝农业有很大发展，水利事业、农业生产工具也有很大发展，耕地面积增多，亩产量增加；手工业、商业也有很大发展。

实际上，大业中年隋朝就已经“国用不足”、大业末年隋朝已经“无以支给”，大业十二年时隋朝已经“百姓疲劳，府藏空竭”。
那于说什么唐朝吃了隋朝存粮几十年的，完全就是谣言了。 北周、隋朝那大批粮食、财物，早就被隋炀帝大量消耗，在隋炀帝后期就已经没剩下多少了，隋炀帝后期隋朝自己都“百姓疲劳，府藏空竭”“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了。
《隋书》列传第三十记载，隋朝大业十二年，赵才入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
《旧唐书·食货志》：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
战乱、火灾等等，能轻易毁掉巨额的粮食与财物。
隋朝的粮仓，储存的再多，经历隋炀帝消耗、以及隋炀帝造成的大乱的破坏与消耗，留给唐朝与李世民的能有多少呢？
马周的一段话造成了误解。有人提到“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有人借此说“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 实际这是错误的。
其实，早在李渊进西京（长安）想用西京府库的东西赏赐功臣时，西京府库的东西就不够用了，李渊另用其他办法获得物资。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四卷：
“渊倾府库以赐勋人，国用不足，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以为‘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苏贵而布帛贱；请伐六街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可得数十万匹。’渊从之。”
何况，根据《隋书》列传第三十也记载，大业十二年时隋朝已经“百姓疲劳，府藏空竭”。根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的戴胄的上言，大业中年隋朝就已经“国用不足”、大业末年隋朝已经“无以支给”。
实际上，早在李渊进西京（长安）用西京府库的东西赏赐功臣时，西京府库的东西就不够用了，李渊另用其他办法获得了物资。而马周所说的西京府库存的东西“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原因是李渊、李世民往西京府库里存东西，才能使其“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并非是靠隋朝储备。
而洛口仓、东都等地的物资，反而被唐朝的对手王世充、李密等人利用了，这对唐朝来说并不是好事。
含嘉仓大规模储存粮食，不是在隋朝，而是在唐朝、宋朝。具体见余扶危、贺官保的《隋唐东都含嘉仓》。
而考古发掘出的含嘉仓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这些谷子是宋朝存进去的，并非隋朝存进去的。
含嘉仓大规模储存粮食，不是在隋朝，而是在唐朝、宋朝。可以用其他理由说隋朝的富裕与强盛，但是，用含嘉仓存粮去说“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就错的严重了。何况，隋朝的富裕强盛，早就被隋炀帝杨广造成大乱败坏了，没留给唐朝。
有个荒谬谣言说隋朝存粮吃到了贞观年间、构成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接下来反驳这个谣言。
隋文帝时号称存的可以吃五六十年的粮食，那么多粮食是属于大规模储存粮食，其正常储存年限只有2到4年，（即使现代远比古代先进的科技条件下，大规模储存粮食的正常存储年限才2到4年，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隋朝储存粮食的正常存储年限是短于现代的），粟存的大规模储存时间稍长，有达到9年的，接下来说明，即使放宽条件认为隋朝大规模存粮能存5年或9年，也对唐朝没有多大帮助，更不会构成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隋朝时期存下的粮食主要是隋文帝存入的，而从隋炀帝开始消耗巨大的征讨、工程时，就难以大规模存入粮食了，而是要大量消耗之前隋文帝存的粮食。（而隋炀帝征讨得到的疆域成果也随着隋炀帝造成的大乱很快丢失了。）
所以，等到隋炀帝末期，隋朝的大量存粮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被隋炀帝的征讨消耗了，这也与《隋书》列传第三十记载的隋朝”府藏空竭“相符。而剩下的粮食，部分被战火毁掉，部分也很快被各起义军、割据势力消耗，即使还有剩余，也很快就变质了。 各起义军、割据势力要靠乱世里百姓新收获的粮食生存。李渊起兵后，一边作战扩张，另一面在关中等地这些扩张占据的疆域上恢复农业生产、经济生产，主要是靠自己治下的百姓生产的粮食。等到李世民的贞观时期，吃的粮食基本是李渊武德时期生产的、以及李世民贞观时期生产的。
某些人提出用“替换”“轮换”的方法使唐朝贞观十几年的时候仍然吃隋朝存粮、贞观之治靠隋朝存粮。但是，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才有可能使这种方法成立。第一个条件：隋文帝时期存入的大量粮食，经过隋炀帝时期的消耗、隋炀帝造成的大乱的消耗与破坏，还能剩下相当多的粮食。第二个条件：隋朝末期、唐武德年间生产储存的粮食能够替换大量隋朝生产储存的粮食。 这两个条件都成立时，才有可能使“替换”“轮换”的方法成立，但是，如果第二个条件成立，就等于说，用不到隋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下 生产储存的粮食数量 与 隋朝强盛时多年生产储存的粮食数量 差不多，这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退一步说，如果这是成立的，那么就等于说人口凋敝天下大乱时都能生产储存与隋朝强盛时多年生产储存的粮食数量差不多的粮食，那么隋朝存粮就更没有意义了。）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大乱时期这些生产的粮食无法大量“替换”“轮换”隋朝存粮，那么只“替换”“轮换”其中一小部分即可。但是这样的话，能够“替换”“轮换”的只是大乱时期生产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则变质，结果能“替换”“轮换”的数量只保持在大乱时期生产的那一小部分上，实际到了贞观初期，吃的粮食就已经是唐朝武德年间生产的，而贞观十几年的时候，吃的粮食已经是贞观初期生产的粮食了。 如果这也算吃隋朝存粮的话，那么按这说法这样轮换下去，往后，能轮换到宋、元、明、清，直到现在，往前，能轮换到北周、西魏……晋、魏蜀吴、东汉、西汉…… 按这说法，宋、元、明、清直到现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了吃唐、隋、北周、西魏……晋、魏蜀吴、东汉、西汉…… 中任何一个王朝的存粮了，可见这说法是很荒谬的。所以用这种“替换”“轮换”的方法说吃隋朝存粮是很荒谬的。
而且第一个条件是否成立都有问题，隋文帝存粮的大量粮食，经过隋炀帝的各种征讨的消耗、隋炀帝造成的大乱的破坏与消耗，其中有隋末农民起义军（如李密翟让瓦岗军等）、军阀（如刘武周、梁师都、薛举等）开仓赈济百姓等等（这种情况的赈济百姓往往恣民所取，导致百姓拿的粮食超过其力所能运回去的量 ，不得不将大部分粮食抛弃在路边的荒郊野地）。经过这样的消耗与破坏，隋文帝那庞大的存粮也没有多少能留给唐朝了。
所以第一个条件也很难成立。而第二个条件根本不成立，所以用这种“替换”“轮换”的方法仍然不能使隋朝存粮吃到贞观年间，更无法使隋朝存粮构成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所以 隋朝存粮吃到了贞观年间、构成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这说法是荒谬的谣言。
而且，实际正如前面列举的史料所说的，大业中年隋朝就已经“国用不足”、大业末年隋朝已经“无以支给”，大业十二年时隋朝已经“百姓疲劳，府藏空竭”。

某些人非要说杨广最帅。但是事实上，北齐皇帝高演、高湛比隋炀帝杨广帅。
高演“身长八尺”“仪望风表，迥然独秀”。高湛“仪表瑰杰”“冠服端严，神情闲远，华戎叹异”。 而杨广只是“美姿仪”。 高纬“美容仪”。高澄“美姿容”“从容弘雅”“英秀”。高洋“目有精光，长头高权，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 高演、高湛比杨广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