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须一瓜论
何言宏
须一瓜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她的小说曾被称为是“2003年度最为生动的文学景观之一”，她还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的“最具潜力新人奖”。实际上，她在上世纪的80年代便曾发表过不少精粹的小小说，是当时小小说领域中颇具实力的作家。也许真的是源于“对语言艺术的信任的退潮感”，1她从文坛上“退隐”十年，2000年后才又“复出”，重新开始小说创作。仅仅只有两三年的时间，须一瓜就以其创作实绩获得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所以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何以如此？为什么她能在“复出”后的短时间内重获瞩目？是否是因为她的创作具有着我们当前的文学相对匮乏而我们又深切期待的东西？或者说，这位“最具潜力”的文学“新人”的创作，是否隐含着我们的文学值得发掘与发扬的精神？
　　近几年来，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种种不满，人们深切地期望当前的文学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而我在认真阅读了须一瓜近几年来几乎全部的小说创作后，也很深切地感受到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现实的“重新”逼近。所以我甚至认为，须一瓜的“重新”写作正仿佛是应运而生，相当及时地响应了文学“重新逼近现实”的内在要求。这样一来，我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就是她在哪些方面逼近了现实？她的逼近具有怎样的特点和精神向度？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对现实的逼近又使她的写作有着怎样的“女性写作”的意义？在据说我们的叙事正在变得困难的今天，须一瓜的叙事采取了哪些策略？如果我们从“挖潜”的角度来考察须一瓜的写作，又有哪些值得挖掘或亟待超越的方面？
社会杂闻中的“反常”现实
　　须一瓜在上世纪的90年代之初停笔之后，一度从事过律师工作，后来又在《厦门晚报》担任法制记者，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大量案件，她的通讯报道，大多也都是属于社会杂闻的“法制新闻”。须一瓜的“新闻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冲突、杀戮与犯罪的罪案的世界。她的小说所提供的，正是这样“反常”的世界。曾有人认为须一瓜的小说“有着很强的现实感”，2我想这种“现实感”，也是指她对社会杂闻特别是其中的罪案故事这些“反常”现实的自觉书写。但在另一方面，与她的“新闻世界”相比，她的“小说世界”却又有着相当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她的“新闻世界”所表现的，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真实”，那在她的“小说世界”中，却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真实”。须一瓜曾说过：“从概念上说，我的职业要求表述最新鲜的真实，生活的真实，社会的真实，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万花筒一般的真实。这样的真，采访多了，看多了，就会感到在它们的表皮下、真皮下、皮下组织、肌肉下、骨头下，甚至骨髓后面，还有一种真。……我认为它们是更有价值的东西”。3正是通过对一系列的社会杂闻或罪案故事这些“反常”现实背后的“更有价值的东西”的挖掘与揭示，须一瓜的小说体现了相当独特的新意与价值。
　　在论及小说创作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基本功能时，陈思和先生曾经指出：“在当前新闻报道普及的情况下，短篇小说的艺术功能不在于用另一种笔墨重复《南方周末》版上的新闻信息，它关心的是，通过事件的叙述如何透视出人性的内涵以及人在面对事件时所显现的精神的向度”。4须一瓜小说的一个较有价值的方面，正在于她对社会杂闻或“反常”现实背后人性内涵的深入挖掘，体现出她对人性的复杂理解。
　　须一瓜的小说中，人性既有着自私、沉沦与卑污等等相当不堪的恶的一面，也有着得救的希望与令人感叹的向善与美好。《蛇宫》通过一个逃犯的故事，不仅表现了绝望凄美的爱情，还挖掘出其中复杂的人性内涵，揭示了爱情的宿命、嫉妒与绝望以及人性的沉沦、罪孽与救赎。《地瓜一样的大海》中的爱弥丽和小飞天“我”即使混迹于污浊之中，放荡不堪或撒谎成性，仍然有对成人世界的恶的诅咒和对纯洁人性的向往，更是有对亲情的深入骨髓和令人感动的渴望。而在《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中，窃贼粽子和夭夭九正是因为人性尚存，才在盗窃的图谋中始终徘徊于犯罪的边缘，特别是粽子，甚至和老太婆建立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在这篇小说中，人性的力量不仅消除了一宗窃案，还消泯了日趋严峻的社会等级及其所可能导致的怨恨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