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后，我进行了6个周期的化疗、放疗，还有5年的内分泌治疗，并按照医嘱定期复查。想着乳腺癌的生存率很高，我的病情又相对较轻，自己很可能会成为幸运者，我又开始回归正常的生活，几乎忘记了乳腺癌这个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年前的例行体检发现，我有淋巴结、胸膜、骨转移，但是症状并不明显。之后我进行了卵巢切除术，并继续进行内分泌治疗和化疗，但是病情逐渐进展，1年前不幸出现了肝脏多发结节，后来穿刺病理证实为乳腺癌肝转移。可怕的是，以前我几乎没有过肿瘤的症状，而现在有腹胀、腹痛和食欲减退等表现。这下子，我才真正意识到，肝转移是非常严重的，我可能真的会面临死亡……
平时和朋友聊天，当聊到癌症时，很多人会说：“我要是得了那病就不治了，不受那个罪，该玩玩，该乐乐，能活多久活多久，没啥好怕的。”可是当一个人真正的患上癌症，面临死亡，面临着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亲人孩子时，没有人能够淡定，也很少有人能够微笑着走向死亡，我也一样。
那时候我非常害怕，同时也异常强烈地想要活下去，想活10年、20年甚至更长，想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想看着她毕业、工作、嫁人……于是我又住进了医院，但是医生的话不再像刚发病时那样给我力量，而是把我打入绝境：“你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如果化疗效果不好，生存期不会太长了……”

带着失望、绝望和恐惧，我又开始了化疗，方案是zishanchun和kabo。
这个阶段的化疗和以往不同，原来的化疗我几乎没什么反应，就是有些乏力，白细胞掉得也并不厉害。可到这次化疗，各种副反应都出来了，恶心、呕吐、乏力，头皮感染出现脓疮，白细胞下降，贫血……同时腹痛腹胀，根本吃不下饭。
但是没办法，治疗毕竟还有一丝希望，如果不治疗，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咬着牙坚持了2个周期，复查影像，骨转移、淋巴结转移略有改善，但是肝转移病灶没有变化。这时候，医生给了我两个选择：继续原方案化疗，或者调整成其他方案；但是，其他方案的效果不一定好，只能试试看。
英国会有新的转机么？
化疗效果不理想，不良反应难以忍受，未来的预后也并不乐观，等等这些让我萌生了到国外看病的想法。
通过网上搜索，我发现很多国内束手无策的重症患者选择到国外就医，尤以美国居多。我把想法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说了，同学们纷纷给我出主意。其中一位同学告诉我，她的公公在国内得了结肠癌，手术后又出现肝转移，后来她和丈夫把老人接到了英国，治疗了大半年，现在已经回国2年了，至今没有复发的迹象。而最初在国内，医生对老人的判断是“生存期也就半年吧”。

同学的亲身经历给了我出国看病的勇气和决心，在她的推荐下，我联系了盛诺一家。从他们那我了解到，英国的乳腺癌5年生存率与美国基本一致，都比国内高出不少（中国73.1%，英国87%，美国89.7%）。在我决定出国看病并表示更倾向英国后（英国的医疗费用相对美国低一些），他们给我推荐了英国最好的一家癌症专科医院，把这家医院的乳腺癌专科详细介绍给到我，并筛选了该院最权威的3位乳腺癌专家。
后来我了解到，这家医院是全世界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也是目前世界四大肿瘤中心之一。既然找到了满意医院和医生，我也不敢再耽搁，2016年5月，在盛诺一家的帮助下，我飞往了英国。
毕生难忘的首诊
到英国的第2天，我就在翻译人员的陪同下来到预约的医院。医院坐落在伦敦切尔西区。整个街区安静古朴，已经百余年的医院建筑，外观充满了历史和文化的韵味。威廉王子和已故的戴安娜王妃，是这家医院的两届名誉院长，很多英国乃至欧洲的政要都曾经到这家医院来就医。

医院内的设施与医院的外表呈现出强烈的反差。医院外观很古朴，内部设施却非常的现代化和人性化。整个医院空间内没有人声鼎沸，没有拥挤喧闹，患者们都安静地坐着，看些医院的杂志或者低声聊天，或者安心等待。医务人员也都非常友好，只要我看过去，他们都会报以善意的微笑。
由于是提前预约好的，等待了10几分钟后，我终于见到了主治医生。在进诊室之前，我异常地紧张，在门口扶着把手好长时间才敢进去，因为很可能医生的一句话，就把我再次打入深渊。
然而，当我真正地坐下来和主治医生交流后，我的紧张就慢慢消失了。他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精神矍铄、和蔼可亲。虽然我不懂英语，但是他和善的面容、真诚的语气，都令我感到温暖和放松。

尽管已经提前收到了我的英文病例，但他还是再次确认了我的病情和相关影像资料。根据国内的病情介绍和我的临床表现，他认为我的病尽管已经到了四期，但只要规范治疗，生存期绝对不是按照月计算，很可能是5年、10年，甚至更长。
相比国内医生给了我两个选择，这位英国医生意见很坚定：之前的化疗方案2个周期已经有一定疗效，完全不用更改，建议6个周期后再评价疗效。退一步讲，如果这个方案效果不好，还有其他很多化疗药物可以选择。另外，我的病原来是ER/PR阳性，但是新发肝转移灶的免疫组化是ER/PR弱阳性，这个结果不适合应用内分泌药物，只能是通过化疗治疗。
首诊的时间有一个多小时，主治医生耐心地告知了我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至于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了。他可是世界闻名的大专家啊，却把大量的时间留给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国际患者，详细分析我的病情，倾听我的唠叨，这在国内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曾经好几次被“现在没空，有时间再说”给打发。
这次首诊让我把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踏实了很多。走出医院，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清新了，我一定可以战胜癌症，幸运之神在向我招手，未来美好的生活在呼唤着我。

病理评估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诊后，主治医生的助手就收走了我从国内带来的病理切片，一周后，他给盛诺一家的陪同翻译（因为我不懂英语，给医院留的联系方式是她的）打来电话，通知病理结果出来了，与国内的有差别。这下可把我又吓坏了，出了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现病情更加险恶？我已经治疗了这么久，难道治错了吗？
怀着极度忐忑的心情，我和翻译一起再次去见了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告诉我：7年前手术的病理，国内外意见一致。但是1年前肝转移病理却出现了不同，国内的报告是乳腺癌肝转移，免疫组化呈弱阳性；而英国的报告是肝脏活检显示形态学上可见腺癌浸润，符合乳腺来源（III级浸润性导管癌），免疫组化呈强阳性。
难以想象，免疫组化的结果居然不一样！！主治医生针对这一不同的病理结果，向我做了详细的解释：一般来讲，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转移性癌症，内分泌治疗优先于化疗，而且最好是单药化疗而并非联合化疗。
主治医生认为，虽然免疫组化有差异，但总体上国内的治疗有一定效果,尽管是联合化疗而非单药化疗，但是目前的治疗方案可以继续，6周期后再评估疗效。如果疗效好，可继续原方案化疗；如果疗效欠佳，则可以调整为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的方案是来曲唑联合palbociclib，但是Palbociclib应在资深肿瘤内科医生的监督下用药，应密切关注患者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并根据需要适当减低剂量。
病理结果的改变让我心生不安，但是在主治医生详细告知我后续的一系列应对方案后，我的心情慢慢放松下来。
下一步治疗在哪里实施
按照主治医生的意见，下一步治疗是维持原来国内的化疗方案，我可以选择在英国化疗，也可以选择回国化疗。
毫无疑问，英国的医疗条件更好，治疗过程会比较舒适，但是要离开亲人孩子一个人在外，难免会觉得孤独。主治医生也提醒我，英国的花费会相对贵一些，让我考虑回国化疗，因为在他看来，有家人相伴对患者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听他这么说，我突然觉得好感动。在国内治疗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医生护士谈到我的心理感受，有的只是开药、检查、化疗，简单而生硬。甚至很多时候我都是谨小慎微地跟医护人员说话，尽量少麻烦他们，生怕得罪他们。
其实我也知道，国内的医护人员非常辛苦、非常不易，确实没时间没精力非常耐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但是就个人而言，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稍微多关心我一点啊。然而这种期望，却在得病7年后、万里之外的英国才真正感受到。
考虑到经济、时间和精力，我最终还是决定回国化疗。主治医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祝我回国治疗顺利，告诉我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可以通过盛诺一家随时联系他的助手；助手得到我的信息后会尽快给到他，而他会尽可能全面地给出回复。这样的话，我就避免了旅途劳顿，可以在中国安心地治疗了。
在英国停留2周后，我和一直陪同我的翻译道别。在这2周里，她给了我许多的帮助，没有她，我可能在英国寸步难行。
回到国内后，我按照英国医生的意见继续化疗。令人振奋的是，同样的方案，出国之前好多的消化道反应，但是回国后几乎没有太大的反应。也可能是这趟英国之行让我充满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心理上的改变导致了身体上的变化，最终体现在治疗反应上。总之，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又变得开朗乐观，仿佛回到了得病之前的状态。未来也许还有很多艰难，但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有信心能够一直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