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哪一个早期的文明可以在历史写作的早熟练达方面和古代中国相提并论。近300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著述不仅卷帙浩繁，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也是风格卓异，令人叹为观止。因而，很难勾画出某个历史写作类型上划时代的黄金时期。但不难想像，东周（公元前770—256）便是这样一个时期：历史写作第一次摆脱了文学和占卜天象的樊笼，明确宣称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对写作对象的自主把握。事实上，每个时代对历史写作的理念和技巧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毫无疑问，宋朝（公元960—1279）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个时期历史写作的革新源自古代传统，写作者将古典模式加以调整来适应政治上的需要和学术上的期待。《新五代史记》糅和了传统和变革，把基于深思熟虑的一丝不苟和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融为一体，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以至于它随后被很快钦定为官方历史著作。这也是最后一部完全由个人独立撰写的王朝历史。

　　 充满动荡骚乱以及个人悲剧的五代（907—979）和欧阳修生活的年代（1007—1072）有着天壤之别。五代早期，强大的军事机器粗暴地践踏着文人的统治，平庸的获胜者作为宫廷的继任肆意施行灾祸；皇帝们恣意妄为，手下的臣相们更是贪得无厌；而此时，北部中国正屈服于一连串的异族占领者。欧阳修的历史写作是在一种愤慨和疑虑中进行的，其间多是充满情感的评注。这些评注对大多数道德沦丧者的批判和对仅有的守道者的颂扬一样的高亢激烈。他的色彩斑斓的人物性格描写给予抽象的道德伦理以人性的深度，突出了那个时代的戏剧性和道德伦理的萎靡不振。虽然是聚焦于10世纪的历史，但《新五代史》的洞见和议题明显源自于11世纪：关于正统和党争的激辩，宗教矛盾乃至边界事务都浸透其中。显然，不拘泥于时的历史远见也是《新五代史》一直享有盛誉的众多原因之一。
　　 1077年在作者身后出版的《新五代史》，在写作方法上因打破陈式而领先于时代。通过充分地梳理文本以使得写作更注重叙述、阐释而不是受制于历史记载，作者同时让每一个历史故事获得文学和历史的双重效果。众多的围绕着道德主题的传记（像政治修身）展现出对当时历史的哲学意义上的鲜明挑战和冲击。对术语的阐释和写作的技巧显示出作者超越数世纪的真知远见；同样地，欧阳修经验主义的严谨也反映在他对代表性人物和事件的严格把握上。另一方面，《新五代史》无疑可归属于典型的传统儒家著作，表述和评注被处理成最大限度上的道德教谕。保守的信息还进一步体现在对汉族英雄的颂扬，对其它所谓“蛮夷”的中伤，夸张地反对自主的女人（assertive women），以及对政治破败和家庭价值观念沦丧的忧心忡忡。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和新颖手法的混合迫使作者如履薄冰地赋予历史以道德和经验的功能。

欧阳修不仅是11世纪知识分子群英中的集大成者，还是当时文化复兴运动的领袖。他有着一连串骄人的职业成就，诸如辅佐大臣，政治改革家以及国家考试总监，然而，对一个令人敬畏的跨时代的文化巨匠来说，这些都不过是其中的一页。几乎是独领风骚，他掀起了一场旨在用春秋古文取代当时流行的拙劣文风的文学运动——古文运动，使得古文体一直到11世纪中叶都是独占鳌头，称雄文坛。长期以来，自由顺畅地表达理念总是受制于僵化呆板的文风，但欧阳修“浑然天成”，按照他的官方传记，“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①。在《新五代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手里，最简单的语言所能展示的巨大魅力。
不仅如此，欧阳修还在风格化了的传统的形式中写出了愈发精美的诗句，特别是创造出了更加自由流畅的新体：词，并经由他发扬光大。他所弘扬的古代传统，不仅体现在写作形态上，更渗透在作品的内容里。通过诠释古代经典诸如《周礼》、《诗经》、《春秋》，运用内在的例证和现代的推理把握古代先贤的原初意愿，欧阳修刻意强调历经千年评说的古书典籍。和其他追索探究并行不悖的是作者对历史研究的兴趣，这个领域由于欧阳修罕见的多重修养而得以丰富。所以，欧阳修的历史不是简单地呈现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突破了专业和规则的藩篱。
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常常困惑于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历史和诗歌，中国小说的出现要滞后许多。其实，异常丰富的中国历史写作有太多的理由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就像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证实的。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1040—1085）曾自豪地回忆起当《新五代史》以手稿的形式在朋友间留传的情形，“当时士大夫有得数十字，皆藏以为宝，而未尝为人书石。”②

　　 如此强烈的兴趣持续了几个世纪。可以誉之为古代中国最具备鉴赏力的批评家赵翼（1727—1814）对欧阳修罕见的成就大加赞誉：“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记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③
　　 这段写于欧阳修谢世7个世纪，距司马迁生活近两千年以后的评述，显然是把《新五代史》放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史诗般的历史著述的长河中加以审视。

　　 选择《新五代史》作为自己这部历史著作的书名，欧阳修毫无掩饰地肯定了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影响。虽然司马迁的原意是要为世代后人著述历史，但却同时也为后来的编撰者创立了记述王朝历史的模式：纪传体。也就是始之于政治的年表，辅之于随后对个人和体制的论述。在《史记》中既包含着标明前因后果的简洁的年表，同时又有使历史记录人性化的故事细节，所以《史记》保留了原初历史记载的优势却又超越了它：即来源于孔子的《春秋》和提供了以故事排序的编年史的《左传》。然而，欧阳修所得益于司马迁的却不仅仅是历史写作的模式。
　　 毫无疑问，极大地激励了欧阳修的是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资料来源广泛的怀疑，对历史事件合理的解释以及客观的表述。客观化的理想反映在文本和评鉴的分离，事实和观点的区别，同样也表现在对资料来源的折中选择和有鉴别地使用，以及在质疑官方记载的私人写作中找到平衡。其实，在古代汉语里并没有“客观”这个词汇，但这种精神却在《史记》里贯穿始终。司马迁相当著名的一点是强调人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避免天意的介入和超自然事件的影响：在他的笔下，那些“惧怕鬼神”或“放纵情欲”的君王和弄臣并非皆有报应。当然，司马迁的理性主义本能也并不总是一以贯之的，但他毕竟给后来的历史学家建立起了一个仿效的基础。除了怀疑论者，司马迁也是一位历史现实主义者，这一点对欧阳修也有影响。例如，专制和短命的秦王朝（公元前221—206）在司马迁的时代被普遍认为是非正统而遭到排斥，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他却通过给秦“本纪”，坚持尊重秦统治的合法性（即便是不合正统的）——像对待以往别的所谓正统的统治者一样。司马迁意识到，秦朝虽然是被两个遭人鄙视、自我毁灭的统治者所掌管，但它毕竟取得了统一中国的实绩。即使是对争议蜂起的吕氏（她生前是几十年实际的统治者），在司马迁的著作中也被记入本纪——而这一殊荣往往是留给男性统治者的。这样，司马迁为后世王朝的历史写作设立了一个基于理念的高标准。

　　 但在最初的五代史——后称为《旧五代史》里，却全然没有这样的严格的标准和全面的设想。在宰相薛居正（912—981）名义上的指导以及他的助手卢多逊（934—985）的实际监督下，《旧五代史》的编撰在刚刚登基的宋朝官方的赞助下，于公元974年完成，当时，南方的大部和北方的一部分仍然试图抵触宋朝的统治。
　　 和持续了近三百年却只有240章的唐朝历史（618—907）相比，仅有60年的五代史却有150章之多，如此，显得十分的不对称。令人生厌的对文件的引用，不加评判地对官方资料的依赖，对待北方五代和同时存在的南方十国的不平衡，《旧五代史》看上去就像是一本没有选择和目的的资料汇编。最后，即便是作为一本参考资料，《旧五代史》也很难使用。它一共有五册，每个朝代一册，每一册包括自成体例的年表和传记。

　　 通过对《旧五代史》仔细的分析研究，欧阳修创立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体例：对五代每一个朝代的记录被置于12个短卷里，每个朝代的皇帝的妻室嫔妃和族人的传记放在8章中，而个人的传记有37卷之多；被限制在天文和行政管理的论文有3卷，十国的编年史分为10卷，附录的“四夷”有3卷。
　　 这是一部更综合更简洁的著作：《新五代史》的74卷只有《旧五代史》的一半。《新五代史》的合理和有效大多来自对引文，特别是年谱的大量删减。对年历、商品、公共服务、军事机构以及法律和刑罚也都悉数取消。传记部分则按照“史增文减”的精神加以精简一更多的人物入选，但筛选每个人物的入传细节。因此，每卷都有其明确的目的。主要增添的部分在十国：在《旧五代史》中的五卷被欧阳修扩张为十卷并被赋予“世家”一由司马迁创制的名目。这些章目包括那些在官方完成的《旧五代史》后在970 年中期和晚期向宋朝投诚的君王。实际上，欧阳修的所作已超越了仅仅修改旧史，而是为理解那个时代创立了新的范式。
　　 相对于由个人撰写的别朝历史，《新五代史》更能代表作者本人的实力和智慧。虽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草创了这个工程并撰写了一些章节，但《史记》一般仍被认为是司马迁的杰作。另外可以和《史记》媲美的是11世纪出现的司马光（1019—1086）编撰的《资治通鉴》，书中却很少有他自己的写作。有些论者认为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得益于他的朋友尹洙（1001—1047）最初的设想，但如此的假设是值得推敲的，这样的影响最多也只能限制在年表上，因为尹洙很早就去世了。随后，对术语、方法和象征含义的注释被添加了，是由欧阳修的学生徐无党完成的。毋庸置疑，绝大多数的草稿和以后的修订是由欧阳修单独完成的。无法模拟的整体叙述风格、内涵丰富的评点和一生凝聚的哲学思辨融为一体。

　　 欧阳修最初的草稿写就于在中南部的夷陵和乾德县流放期间（1036 年10 月—1039年6月）。但是，作者一直到1072年去世的那年仍然没有辍笔。1077年，宋宫廷传命修改出版《新五代史》。现代学者能够发现没有什么外在逼迫的原因使得作者坚拒出版，而只允许手稿在朋友之间留传。1060年末，欧阳修拒绝了宫廷出版此书的要求，强调需要“精加考订”，这个过程据悉受到了官方的阻挠。追述至1053年，一封写给世交的信函提及了分为74卷的“五代史”，准确地说就是现在的形式，暗示着后来的改动是适度而有分寸的，基本上是在当初的轮廓里。同一封信中包含着富有玄机的声明：“闲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74卷。不敢多令人知。”欧阳修的说法半是谦逊，半是精妙的象征。他还说：“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奈何奈何，失音可救”。④
　　 他到底担心什么样的俗人？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论述和评论会激起俗人的批评呢？能够觉察到的批评是如何导致了后来的修改？在此，没有明确的答案。当然通过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作者随后几年写作中，是独立的修正，而不是表面的重写，这尤其体现在史述的长度和权威性的评述上，在那里，作者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意识得以最佳的展示，当代的意义得以最主要的体认。

　　 欧阳修在1050年对《新五代史》的独立修订无可辩驳地表现在他对“正统继承（legitimate succession）”的评述上。围绕着他在1040年写的论文《正统论》，在对那些遭到广泛攻击，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的王朝（像古代的秦和前不久的后唐）的合法性的问题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对许多人而言，他似乎是霸权者的辩护人。在《五代史记》的《梁本纪》结论性的评述中，欧阳修暗示了几年前的涉及到他个人的一场争执：“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他进而概述了反面的批评，并逐一加以反驳。毫无疑问，第2卷中的评论写在他那篇争议蜂起的1040 年的论文的多年之后，和最初的《新五代史》的草稿是一致的。更有甚者，第2卷中的内容和评论的表达和其他各卷也是相辅相成的，这和几年后欧阳修关于正统的思想（如《魏梁解》）有着显著的不同。
　　 1040年的文章中，尽管只是暗示了其他朝代的空位期（interregnum）（武统和决统），但并未将五代置于这个模式之外。准确地说，早期对五代正统性的推定实际上解释了围绕着这些统治展开的《五代史记》的结构。若干年后，在欧阳修的《正统三论》中，显然放弃了把整个五代作为空位期的论述：“其或始终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⑤”在儒家道德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的张力中，老年的欧阳修显然转向了后者。这个内心的改变来的太迟了以至于不可能改变《五代史记》的整体结构，但却微妙地影响了作者对五代的所谓正统问题的小心规避：第2卷的评论并没有特别地肯定五代的正统，但只是宣称了作者对梁代不失偏颇的探究——一个在前期和后期写作中都很常见的主题。
　　 欧阳修的关于“朋党之争”的议论出现在《唐六臣传》的结论部分，这同样也提示我们他在1044年写的《朋党论》以后思想上的实质性变化。和《正统论》相比，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文章更具有爆炸性，因为它的写作不是就历史经验抽象而言，而是替他在朝廷中那些改革的同人所作的辩护。不顾孔子在《论语》中将结党和政治诡计相提并论，欧阳修争辩道，品性高超之人的结盟有益于国家，应当被宽待。“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他进而把古代尧舜的“天下大治”归因于对“君子之朋”的提擢，把后汉和唐朝“人各异心”归因于对道德君子的清洗，以至于褊狭的小人当道。欧阳修的作传者刘子健（James T. C. Liu）指出欧阳修在一年以后的另一起记载中被明显地错当成了反对改革者的宗派领袖。那么，这种变化是内心真正的改变抑或是策略上的退却，我们不得而知。《新五代史》开始的评论否定那些“高举朋党旗帜”的人似乎反映了欧阳修后期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在同一评论的最后三段，欧阳修肯定了“夫善善之相乐，以其类同，此自然之理也”，这也许可以说是欧阳修早期和后期观点的融合，因为他明确地反对给他的任何标签——哪怕他为道德者结盟的辩护。这一新的融合反映了作者更加成熟的观念，暗示着他在晚年能够更好地完成对历史的整体评述。

《新五代史》日渐扩大和持久的吸引力伴随着《旧五代史》影响的不断减弱，这一反差的出现不仅反映在前者编辑的完美无瑕，还表现在其令人瞩目的自然结构中。《旧五代史》承袭了传统的在每章结尾处以寥寥数行作评的方式，并在此前公式化刻板地加上“史臣曰”。欧阳修并没有把他的评述限制在预先设定的位置，它们可以出现在任何表达上有效的地方，甚至是一章开头的延长了的前言。但它们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应景之文。因此，有的章节没有评述，有的章节的评述有数段之长。史无前例的是评述无一例外是以“呜呼”开始——长啸和哀叹之声。所有的评述基本上都是愤懑于当时的动乱。英语中“呜呼”有哀恸之声的含义，所以它的真正意义是“我们为此哀叹恸哭”。

　　 欧阳修的历史写作是其个人积极提倡和推广的“古文”的样板。文学和古典修养也促使作者准确地使用和推敲文字，这些都可以在他的对术语的注解中发现，这些注解由他的学生徐无党在向作者咨询后写就。第2卷和第3卷这样的注解尤其之多，充满了哲学和历史学的洞见。在一个方面，作者解释了为什么选用四个不同的动词来描叙混杂的军事行动，“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第2卷）。道德的暗示和判断常常反映在注释里，读者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些特点。例如在同一卷中，作者写道“叛者，背此而附彼，犹臣于人也。反，自下谋上，恶逆之大者也”。如此的特性也表现在对文理的关注中，诸如文字上的“语言的一贯性”，句型或句式。语言的独特增大了他的历史道德感。《新五代史》是最早的给原文附加如此慎重的注解的王朝史，这种方法以前只是广泛地运用在哲学写作中。
　　 有关传记的章节也是独树一帜的。《旧五代史》并没有为“忠义”设立专门的系列，尽管这一事实已成为晚近王朝史的醒目现象。官方历史学家的理性从来都是模棱两可的，但愤愤不平的欧阳修重新审视了从32—57卷的自传部分，列举了一连串严格的儒家职责。有两卷分别标明为“死节”和“死事”用以表彰那些忠义的生命，区别在于他们的死是自愿或被迫。欧阳修同样把那些只服务于一个朝代的平民和军人放在“臣”的名下，而那些道德妥协事奉两个朝代的则被置于“杂传”的条目下，“杂”有混杂和不洁的双重含义，和“杂组”是同样的。即使是历史的安排也反映了在道德原则下的等级：模范的人物出现在道德模糊者的前面。

　　 道德的教谕尽管重要，但《新五代史》同样注重另一个醒目的方面：为历史学家所倚仗的“史”和“理”。唯实论尊重历史事实，避免迷惑于不公正的或误导人的资料来源。如在18卷中作者所言“故史之阙文，可不慎哉。其疑以传疑，则信者信矣”。他特别暗示了关于历史事件的不准确的信息。传统的根据政府记录的资料常常包含华而不实的虚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奇迹和预言。因为人类早期，自然的反复无常——地上和天际的异象被当作是上天愉悦和发怒的预兆。《旧五代史》就像记录早期朝代历史的著作那样，包含着天象征兆的细节。它同时还例证了生辰的奇迹和新皇诞生的关联：梁太祖家的“赤气”，盘旋在金太祖头上的白气，红光和雷鸣般的吼叫声传报给周太祖，马拉松式的13个月的怀孕催生了唐太祖。当道德的朝代或统治者被不道德者篡位了，《旧五代史》便会将此归结为不可思议的上天。这样的传言习惯于被毫无批评地从现成的文件取用并作为简单的事实。
　　 在《旧五代史》里每一个所谓的奇迹在《新五代史》中都被删减或遭到明确的谴责。例如，在梁夺取王位后，据称通常混浊的黄河水变清，含有训诫的注解是这样的“于此书，见不为瑞也”（卷2）。更令人惊异的例子出现在卷63，在关于前蜀的记录中有大量的诸如龙、凤奇迹的引证，但以讽刺的形式加以表达。这一卷的结尾前有一长段的评述质疑了如此荒唐的描述：“予读《蜀书》，至于龟、龙、麟、凤、驺虞之类世所谓王者之嘉瑞，莫不毕出于其国，异哉”！欧阳修并不否认在远古时代这些神话色彩的动物的存在，他怀疑的是它们出现在不幸的时代如五代或蜀这样的背景里，如此，便显得错置和荒诞。正如欧阳修在卷五的注解里肯定的，结论是依据“常理”。他在卷5的注解里强调的“水、旱、风、蝗之类害物者，灾也，故书；其变逆常理不知所以然者，异也，以其不可知，故不书尔”。在随后的没有翻译的一章中，欧阳修拒绝记录火出江水中，天雨豆之类的异象，强调这样的事情“皆非中国耳目所及者”。实际上，历史的缘由应当以人类的经验为基础，确凿的例证理应排除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像他在私人的写作里强调的，要有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如此，自然或非自然的现象就必须有怀疑地使用。

　　 过分关注预言和奇迹不仅和欧阳修的“常理”的原则相悖，而且也要承担政治风险。五代的篡位者明显地借助这些预言和奇迹以使非法的篡位合法化。为此，他引证了吴越的缔造者，年轻的钱镠，通过一些预言使奇迹神圣化，为他日后的篡位提供了借口（卷67）。这一章的结束是一段评述：“天人之际，为难言也。非徒自故术者好奇而幸中，至于英豪草窃亦多自托于妖祥……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这里历史学家的高度职责便是揭露政治的虚妄，再次确认影响政治发展的个人才能的中心作用。因而，《五代史记》很少涉及到天意干涉人间事务的例证，甚至比1060年出版，由欧阳修总编并参与部分编写的《新唐史》更少。作为一个拥有独立写作空间的个性独立的作家，他对此更是深信不疑：“盛世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⑥
　　 有作者刻画了曾经是怀疑论的欧阳修随着年龄的增长逾发迷信的形象。但在《新五代史》中很难找到这样的证据，其实，终其一生，欧阳修都没有改变他探究事理的本色。

这样的对迷信持有怀疑的历史学家很可能在中唐找到它的根基，特别是刘知几（661—721）和杜佑（735—812）。他们远离命运和宗教的古老迷惑，注重分析人本身的生存状况，而把征兆和占卜作为不健康的精神错乱，认为前者对历史的影响要远大于后者。知识分子对征兆和占卜的敌视在宋早期的十年中得到了加强，由于始皇帝太祖（960—976）和太宗（976—997）的政策。他们担心占星术和算命之书会让新朝不稳故对此采取了严格的禁止。但历史学家对此类信息的无视却呈示了另一类问题。传说在历史的展开中能明显地呈现出未来主题的核心。通过消除命算等类似的描述，事件本身却会在完整的历史叙述方式里变得难以理解。换言之，对历史学原则的拘泥会对历史本身的意义产生危害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