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牙相错的做法从元代开始走向极端
元代是犬牙相错原则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作为高层政区的行省，还是降为统县政区的路，犬牙相错原则都走向了极端。
元代的路与路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就层级而言，北方许多路除直辖县外，又通过属州再领县；南方不少路则较简单，路下不带领县之州。就幅员来说，悬殊也很大，大的如山西地区，只设两个半路，一路有半个今天的省那麼大；小的如福建兴化路，只有两县之地。就边界而论，南方的许多路以山川为界，而河北、山东地区的路却极端犬牙相入，以至于产生许多飞地——与本路地域不相连接的属地。
但是最能体现犬牙相错原则极端化的实例，则是行省的划界。元代行省幅员过于辽阔，即使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长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政区划层次既多又复杂，为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错的原则。因此元朝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

元朝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为中书省，又于全国设11个行中书省，另划今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直属中书省，称为“腹里”。行中书省管理路、府、州、县的行政，简称行省
其中的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以湖南、湖北为主体而又越过南岭有广西，江西行省也同样跨过南岭而有广东，河南江北行省则合淮水南北为一；中书省直辖地却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兼有山西高原、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三种不同的地理区域；至于江浙行省，乃从江南平原逶迤直到福建山地；只有四川行省稍成四塞之国，但其北面屏障秦岭业已撤去，难以养成长期割据的气候。

元代行省的划分使得地方割据缺乏地理基础
行省这样划分就使所有山川之险完全消解。因此元代行省幅员虽广，分权虽大，但是缺乏实行割据的地理基础，也就不易产生分裂局面。对比唐代的道和元代的省，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朝代的划界方法正好完全相反。唐道的分划是以横向为主，元省的分划却以纵向为重。

唐代十道图
中国的主要山川大都呈东西走向，而唐代的道是以山川形便来分划，所以唐初的十道，大都是东西长南北短：河南道由山东半岛到豫西山地，江南道从东海之滨到贵州高原，横向长度都在一千公里以上，纵向却只四五百公里；岭南道、山南道、淮南道、陇右道也都是既扁且宽。只有河东道、河北道、剑南道是既狭且长，但这也是山川所限，河东道阨于太行与黄河之间，河北道为渤海太行所限。元代分省的志趣与唐代分道相反，既要便于军事上实行由北向南的控制，又要破除山川之险，省的形状也自然与道完全相反。陕西、湖广、江西、江浙四省南北长而东西短，正与江南、岭南二道的横向布置相径庭；而中书省又把山东、山西（唐河东道）与河北合在一起，却是变纵向为横向。

因为元灭宋是自北向南的，元初的行省也大都是呈南北长条状。而且设置行省大多也只是为了考虑占领控制，并非出于经济发展人文和谐等考虑
后人对元代划分行省的方法大多予以贬斥。清人储大文说：“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平心而论，储氏此说尚未完全搔到痒处，他还未提到最不合理的合岭南岭北为一、合太行山东西为一两例。而且合江南江北为一是明代的事，元初虽一度有过，但后来已纠正；合浙东、浙西为一本非元代之过，唐代和北宋时浙东西根本未分，因此不宜说“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同时归州隶楚亦在唐宋而不在元。但是储氏所说因天险尽去而引起地方治安无法维持，确有一定道理。

犬牙相错极端化的思想在南宋时已经萌发
再进一步分析，犬牙相错极端化的做法虽然发生在元代，但其思想在南宋已经萌发。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写道：“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矫其尾大之弊，然国已寖弱。故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南昌），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

文天祥，宋末政治家、文学家，抗元名臣，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文天祥的建议几乎与元代南方几省的分划完全一致，这正是从政治军事观点出发而得出的共同结论。文天祥为了北向抗敌，认为必须多头突击，又为了使地大力众，必须合两路为一路，所以就主张合湖南、广西为一，合江西广东为一，合江东福建为一，产生纵向的合并。如果横向合并，例如合江西、湖南为一，合广东、广西为一，那麼虽地大力众，但却只有一个突击方向，在军事方面自然不利。
元朝统治思想恰好与此相反相成，是既要实行南向控制，同时又要使行省成为地大人众的军事殖民区，因此对宋代的路也只能采取纵向合并的办法：以荆湖南北路和广南西路组成湖广行省，以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组成江西行省，以江南东路和福建路再加上南宋首都所在的两浙路组成江浙行省。试想，如果将湖南江西合组一个行省，两广又合组一个行省，那麼中央朝廷对岭南的军事控制不是鞭长莫及了吗？因此元代的南向控制与文天祥的北向抗敌的思想正合了一句老话——相反而皆相成也。

元代分省只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目的
如果再更详细地观察元代行省的分置过程，还可发现，元初七省的分划完全是南下军事征服行动的直接后果，后来的十一省则是根据行政管理需要，再作进一步调整所形成，这点留待后面再予以论述。仅由上述情况看来，元代的分省建置并不全是“惟务侈阔”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出于明确的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
当然，元代这样分省只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目的，必定要伴生出许多弊病，如地方无险可守，于长治久安颇为有碍；再则纵向建省，将不同气候土壤的地理区域合而为一，为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三则行省地域过大，于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很不方便，省与路之间不得不再设道一级监察区域，增加了管理层次。所以明朝兴起后，对这些弊病有所改革，但这些改革并不是放弃犬牙相错的原则，而是从另一个方向造成新的犬牙相错区域。
明初因为建都南京，南方的统治相对稳固，因此将元代南方三省统统一分为二：江西省回到汉豫章郡、唐后期江南两道的范围，又成了完整的地理区域；福建省回到唐后期福建观察使辖区和两宋福建路的领域；两广则因袭宋代而有所调整。又将元代北方的中书省一分为三：北平（北直隶）、山东和山西；将中部的河南江北行省之地分属南直隶、河南、湖广三省。元代犬牙相错之区只留下陕西一省，但是明代新的犬牙相错形势又产生了。

明代太湖流域分属两个高层行政区划
首先是南京的建置。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江南的金陵（元属集庆路，明属应天府），他的老家又在淮南的凤阳。于是洪武元年（1368年）他以金陵与凤阳为两个中心，画出一个包括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不同地域的“大南京”，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淮河和长江都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重要分界线，宋代以前跨淮或越江的政区都是罕见的现象。元代虽厉行犬牙相错的原则，但元初的江淮行省只跨长江两岸，元中期的河南江北行省仅越淮河南北，从未出现过同时跨江越淮的政区。明代南京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幅员很大，包括十六府和四直隶州，其西北角直达今安徽砀山，离京师的南端不过一百多公里。

明朝南京都城
南京的设置使邻省浙江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局促，一共只有九府之地。于是后来将嘉兴、湖州两府割给浙江，但这样一来，却又再次违背了山川形便原则，使太湖流域分属于两个高层行政区划。而在历史上太湖流域历来处于单一的高层政区之中，从秦汉历隋唐至宋元不变，因此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形容这一做法如同把人腰斩。南京属下的府，也同样存在犬牙相错的现象，如首都所在的应天府地跨长江南北，朱元璋以其老家凤阳置一大府，又使其领域踞淮河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