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补《史记》的褚先生名少孙，是汉朝元成间的一个博士。今本《史记》中凡是褚少孙所补的大都标明“褚先生曰”，极容易辨识。张晏所认为褚少孙补的武帝本纪可没标明“褚先生曰”，全篇又是从《封禅书》里截取的，褚少孙也不至于低能到那个样子。清人钱大昕在他写的廿二史考异中说：“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傅靳蒯成列传》所叙三侯立国的年代都跟《功臣表》相符，文章格调又很像司马迁，褚少孙补作不会那样完密，他也未必写得出那样的文章。所以张晏的话也未可全信。

现存《史记》旧注有三家，就是刘宋裴駰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原先都各自单行，跟《史记》卷数不相合。《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著录《史记集解》八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绿《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各三十卷。单刻的八十卷本《史记集解》早已失传，现在有把《集解》散列在正文下的《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正义》旧本失传，卷帙次第无可考。惟独《索隐》有明末毛氏汲古阁覆刻本，卷数仍旧。
据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把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始於北宋，但旧本都已失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有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比外有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有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和清乾隆时候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其中武英殿本最为通行，有各种翻刻或影印的本子。
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史纪集解》、《索隐》、《正义》合刻奉一百三十卷（以下简称“金陵局本”）。这个本子经张文虎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时本加以考订，择善而从，是清朝后期较好的本子。

关于《三国志》
《东观汉记》是后人辑佚书），就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后人推重陈寿的史学和文笔，于是又加上《三国志》，称为四史。《三国志》继承《史记》、《汉书》而作，成书远在《后汉书》以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
陈寿成书的年代虽然不能确定，但知他死在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这时候魏的最后一个君主陈留王尚未死去。当时魏、吴两国已先有史，官修的有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私撰的有鱼豢《魏略》，这三种书是陈寿所根据的基本材料。惟蜀国无史，必须由陈寿直接采集资料。陈寿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在蜀未亡时即注意蜀事，他所采集的虽然不及魏、吴官史那样丰富，也终于完成《蜀书》，与《魏》、《吴》两书并列。总的来说，因为陈寿见到的史料有限，所以三书的内容都还不够充实。《三国志》没有志表，正是因为材料不足；后来裴松之所以要给他作注，也是要补救这个缺陷。
《魏》、《蜀》、《吴》三书曾各自为书。《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入正史类，《蜀书》、《吴书》入编年类，这种分类法，固然错误可笑，但由此可以知道三书在宋以前曾经是独立流传的。《三国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一○○三）国子监刻本，《吴志》分上下两帙，前有刻《吴志》牒文。后来绍熙的重刻本里，也保留著一页咸平国子监刻《蜀志》的牒文。可知咸平刻书时虽已合并，但三书还是分别发刻。

陈寿死后约一百三十余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四二九）告成。东晋以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搜辑，利用这些资料来补充陈忆，正像他自己所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裴注的体例，在他的《进书表》里提到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二、“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三、“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四、“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按《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注《三国志》，除本书六十五卷外，还有《叙录》一卷。可惜唐以后《叙录》失传，使我们对于作者的意旨不能得到更深刻的了解。
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于原文的音切和解释并不详备。《四库提要》称：“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籍罢了。
裴注多过陈寿本书数倍，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重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丛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四四五），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成《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清代学者对于《三国志》的校勘考订工作，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自顾炎武、何焯以下约二十余家，都能根据本书前后文互证，并参考它书，对于宋、元以来各种版本相尚未改的错误，分别提出意见，或批注书眉，或成为专门著作刊布。后来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及卢弼《三国志集解》，先后汇集诸家校语，作了两次总结。

由于《晋书》成于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如《冯紞传》说“紞兄恢，自有传”，《殷顗传》说“弟仲文、叔献，别有传”，而实际上书中并没有《冯紞传》和《殷叔献传》。《李重传》说“重议之，见《百官志》”，其实本书没有《百官志》，只有《职官志》，其中不载李重奏议。《司马彪传》说“语在《郊祀志》”，实际上本书没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见于《礼志》。又如《地理志》仅详于西晋的情况，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则非常简略，对于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以致混淆不清。至于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记里已经指出，这里不再详举。
虽然这部书是有缺点的，但由于唐代以前的诸家《晋书》已经失传，它还是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历史的一部主要参考书，包含了不少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料。如东晋末年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尽管作者有严重歪曲，史实也有遗漏，但本传中还是记述了起义的概况。对于晋朝统治者的贪鄙无耻，本书也有所揭露。如《刘毅传》，反映了开国皇帝的出卖官职。《武帝纪》和愍怀太子、何曾、任恺、会稽王道子等传，记载了从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图，骄奢淫逸。在《石崇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公开抢劫，因而成为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传》，可以看到“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的贪婪丑态。《文苑·王沈传》中的《释时论》和《隐逸·鲁褒传》中的《钱神论》，则把当时统治阶级无耻钻营、贪财好利的丑恶本性，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弄。
在志的部分，如《食货志》从三国时代叙起，大体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律历志》所记几种历法，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因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已经亡佚，三十卷载记成为了解十六国汉族、少数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

关于《宋书》
刘宋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就已开始。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预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四〇五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下来了。
南齐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永明六年（公元四八八年）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的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成的。在八志中，《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邹衍为邹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〇二年）以后了。
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于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

沈约（公元四四一年——五一三年），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他历仕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做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政权交替之际，他力劝梁武帝萧衍代齐称帝，因而在梁朝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的著作很多，但现在除了《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晋史》、《齐纪》、梁《高祖纪》、《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
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占劳动力，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以门第相夸，把持官位，所谓“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梁武帝也极力支持士族，他在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要纠正“冠履倒错，珪甑莫辨”的现象（《梁书·武帝纪》）。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于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杨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

譬如《宋书》列传中，有关地主阶级中代表人物高门士族的传，几乎占了半数。仅就王、谢二族来说，《宋书》里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立传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陈郡谢弘微，传中写他如何忙于经营谢氏产业，传末却又吹捧他为人“简而不失，淡而不流”。这两个人因为都是高门士族，所以《宋书》都为他们立了“佳传”。《宋书》中对于士族中的人物，总说什么是“前代名家”，风度“简贵”，“风格高峻”，“世重清谈，士推素论”，等等。而对于像鲍照那样在作品中表现了对门阀制度反抗的诗人，又由于他出身寒微，就只附见于临川王子义庆传中。
但《宋书》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卷六十《范泰传》、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于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樵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
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里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文帝纪》、《刘粹传弟道济附传》）。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张邵传》、《沈庆之传》等）。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
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
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晁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嵩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传》也一起抄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修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约《自序》中叙沈亮事，于“联事惟忝，忧同职同”下，各本都注“阙”字，于叙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阙”字。叙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注“阙”字。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关于《南齐书》
南齐是南北朝时期继宋以后在南方割据的封建王朝。公元四七九年，萧道成（南齐高帝）建立南齐，传了三代。四九四年，萧随成的侄子萧鸾（南齐明帝）夺取了帝位，传了两代。五○二年，萧衍（梁武帝）灭了南齐，另建了梁朝。南齐的统治只有二十三年，是南北朝时期最短促的一个朝代。它建都在建康（今南京）、统治的地区西到现在的四川，北到淮河、汉水，萧鸾时期又在淮河以南失去一些地方。当时同南齐对立的，是割据北方的北魏封建政权（公元三八六到五三四），北魏的军事力量要比南齐强些。
萧子显（约公元四八九到五三七）。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是萧道成的孙子。他父亲豫章王萧嶷在南齐前期曾煊赫一时，他本人在梁做到吏部尚书。他虽然还是梁朝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但这时他家的政治地位已经衰落下来。
萧子显入梁以后，还是积极地为巩固梁朝政权效力。萧衍曾当面向萧子显兄弟表示希望他们作梁朝的“忠臣”。萧子显也就特别利用了自己的文史才能为梁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他曾奏请编纂萧衍的文集，，赞美萧衍挂名主编的《通史》，并在国学里讲解由萧衍题名的《五经义》。他还编写了五卷《普通北伐记》，这书虽已不可见，而顾名思义，应是颂扬萧衍在普通年间（公元五二○到五二六的军事活动的。他编写《南齐书》，也是经过奏请的。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
南齐初年，萧道成设置史官，命檀超、江淹等编集“国史”。在梁代，沈约著有《齐纪》，吴均著有《齐春秋》。萧子显的《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江淹等的书稿，而他们的稿子没有传下来。沈约、吴均的书约在十一世纪以后也散失了。关于南齐的最早的史书，现存的只有这部《南齐书》。

《南齐书》六十卷，见于《梁书·萧子显传》。到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这部书，就只有五十九卷了。刘知几《史通·序例》曾说过《南齐书》原有序录，后人从而推论《南齐书》佚失的一卷就是序录。
萧子显虽然是以封建史臣的观点来修史的，但他以当代人记当代事，在《南齐书》里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关于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倾轧残杀，书中都有所记载。对当时唐寓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豫章文献王嶷传》、《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沈文季传》等里，也提供了材料。此外对南齐一代的文学史、思想史、科学史方面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科学家祖冲之，在《南齐书》里就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传。总的来说，《南齐书》是一部研究南齐历史的重要史书。

关于《梁书》
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又有《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陈书·顾野王传》说他有“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陆琼还著有《陈书》四十二卷。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姚察在陈初曾参与《梁史》的编撰。入隋后，又在公元五八九年（隋开皇九年）受命编撰梁、陈两朝史，没有成书就死了。姚思廉在隋唐两次受命继续完成这两朝史，到六三六年（唐贞观十年）才写成了《梁书》和《陈书》。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在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在陈代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在隋代做秘书丞。死於公元六○六年（隋大业二年）。姚思廉字简之，在唐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来做到散骑常侍。死于六三七年（唐贞观十一年）。
姚思廉编撰粱陈史的时候，魏征是梁、陈、齐、周、隋五史的监修官。所以《梁书》、《陈书》本纪部分和《陈书·皇后传》后面都有魏征的史论。他在一些具体论述上，看法有和姚氏父子相出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