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两代的早期历史著作都已失传，因此《梁书》和《陈书》就成为现存的比较原始的记载。除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外，这两部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资料。《梁书·诸夷传》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海南一些国家的历史，记载了它们的传说、风俗、物产，以及我国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一般说来，《梁书》的记载要比《陈书》丰富些，《梁书》的文笔也比《陈书》要好些。《梁书》记公元五○五年合肥之战，五○六年邵阳之战（《韦睿传》、钟离之守《昌义之传》），都是比较生动的。

关于《魏书》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四八七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齐天保二年（五五一），高洋命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编写魏史，设置修史局，由太保、录尚书事高隆之监修，房延佑等六人先后参加修史。
魏收（五○五——五七二）字伯起，巨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他是北齐著名文人，和温子升、邢子才齐名。早在北魏末年他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挂名，魏收推荐的史官都是一向趋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天保五年（五五四）秋，完成纪传，十一月又成十志。
书成后，议论纷纭，被称为“秽史”。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他公然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还有受贿行为。由于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孙控诉“不平”的一百多人。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愔、高德正庇护魏收，逮捕了一些控诉的人下狱治罪，暂时压下这场风波，同时也命魏书“且不施行”。以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修改，始成定本，即传下来的这部《魏书》。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在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书中记载鲜卑拓跋部的早期活动，多少反映了拓跋部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材料。
北魏承“十六国”之后，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书中列举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魏书》自卷一百至一百三是国内少数族和外国的列传，大致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记录和口传写成。其中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载和传闻失实的地方，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各族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征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
虽然如此，十志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食货志》记录了太和九年（四八五）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和以后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有助于对当时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的了解。《灵征志》的上卷留下北魏建国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的各地地震记录。《官氏志》和《释老志》是魏收创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举拓跋部和所属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当姓，为后来姓氏书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当时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并离合。《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寇谦之修改道教的经过。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别是反映了寺院所属奴隶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这不仅是有关寺院经济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有助于对当时全部封建剥削制度的了解。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于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了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佑六年（一○六一）曾命馆阁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一○六七——一○七○）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抄、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于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

传本《北齐书》大部份出于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于《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份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面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凭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丑事记载较多。这是由于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僭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东魏、北齐时期，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钢铁冶炼技术上有很大发展，《北齐书》的《方伎传》中记载了綦母怀文在这方面的新贡献。《方技传》中还记载了数学家信都芳、天文学家张子信的事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邢卲和唯心主义者杜弼关于形神问题的辩论)，《北齐书》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留下了一份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文献。

《北齐书》早在唐代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十七卷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钞中相关纪传补全。这部书的最早刻本，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是在北宋末政和中即十二世纪初。这个最早的刻本早巳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