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和“三突出”原则
于会泳是一位卓越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是《智取威虎》、《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现代京剧的音乐主创者。1975年四届人大时被周恩来总理提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次年8月在关押中自杀,当时的结论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死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1965年初,江青在北京掀起京剧革命后,于会泳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评论文章。他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他提出,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流传。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一是从音乐、唱腔方面切入,专业水平很高;二是提倡改革,而不仅仅是赞颂。
于会泳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的专业素养使他获得了到上海京剧院工作的机会,他果然展现了过人才华,改造京剧《海港》唱腔成功后,又负责《智取威虎山》全剧唱腔设计工作。他将传统京剧伴奏和交响乐团成功融合,而且非常有效地借用了西方交响乐和歌剧的创作手法,极大地丰富了京剧的表现力,又没有让京剧音乐失去原有特征。他独立完成的《杜鹃山》不但唱腔优美,台词也韵白,被称为是“样板戏中的样板戏”。
在于会泳的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例子是《智取威虎山》里的“打虎上山”和《杜鹃山》里的“乱云飞”,这两段不管是以京剧唱段或歌剧咏叹调的标准衡量都堪称精品。有专业评论认为:“打虎上山”引奏中的圆号,辽远悠扬,引人入胜;杨子荣潇洒慷慨的唱腔中,有表现他向往春天的一句伴奏,由长笛单独奏出,似天外飞来,其动人之处,不亚于普契尼歌剧《绣花女》中表现咪咪向往春天的一句;“乱云飞”在整个京历史上是极其出类拔萃的一段唱腔,它非常生动、有层次地表现了主人公柯湘由焦虑、担忧、到思考、明朗的心理过程,其中描摹柯湘思考的女声合唱帮腔更是神来之笔。
于会泳并非后来政治控诉中的“官迷”、“野心家”,唱腔设计和音乐创作才是他的最爱。他当上国务院文化小组副组长(相当于文化部副部长)后,仍然整天在排练现场,一丝不苟地过问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他患有胃病,需要靠时不时吃一片苏打饼干来缓解胃痛,这反而使他经常忘记了吃饭。
1968年,于会泳在《文汇报》发表题为《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的署名文章,首次系统地提出了闻名遐迩的“三突出”理论。他写道:“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人物即中心人物。”
文革结束后,“三突出”的理论受到反复批判,被认为是“假大空”、“高大全”的理论根源,1980年代后,一批“丑男”和面目模糊、亦正亦邪的人物成为银幕及舞台的主角,就与这种批判有关。但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三突出”其实体现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针对“三突出”蕴涵文革精神基因的指责,有学者指出:好莱坞普遍流行的英雄主义创作手法何尝不是如此?难道好莱坞也是文革精神的基因?这种突出主要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手法其实是世界上多数民族的审美心理需要,所有史诗性作品都是如此。
“样板戏”至今仍被一致称道的成就是在音乐创新方面,这中间的关键人物就是于会泳,他是当之无愧的京剧音乐创作从民间性向专业性过渡的开创者。著名戏剧家、也曾经参与过样板戏创作的汪曾祺曾经说,于会泳对京剧现代化的贡献“前无古人”。遗憾的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虽然于会泳担任主创的样板戏仍然不断被演出,但他的名字却从不被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