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方士族和流民的大量涌入，如何振兴经济，如何安置流民，是摆在司马睿政权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政权建立初期，司马睿就采纳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北方士人参与政权。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他们始终抱有日后还乡的愿望，于是，司马睿和王导对侨民和原住民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而当地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同时，北方流民相对具有强悍的民风，良好的流民安置政策，也使东晋军队的兵源和战斗力得到了一定的保证。

在外交方面，如何处理与北方胡族势力的敌对关系，东晋基本上采用绥靖政策。王导的“偷安江左，无志北伐”也是他一向受到批评的地方。吕思勉论及《王导传》时说：“此传颇能道出东晋建国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调和南方人士，收用北来上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帝之本志盖仅在保全江表而不间北方，即王导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台。东晋之所以能立国江东者以此，其终不能恢复北方者亦以此。”但是这种偷安，并非是投降主义。与南宋王朝动辄以“儿皇帝”自称有很大的区别。晋成帝年间，东晋朝廷曾焚烧后赵石勒送来的钱币，以示决不与敌议和，表现了一定的骨气。

细究东晋的偷安，由来已久，早在后汉刘曜围攻长安的时候，晋愍帝司马邺曾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实际目的是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后汉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达到收复洛阳的目的。但是，司马睿与王导合议之后，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88）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居住在京口的军谘祭酒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就来自此公）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建立并稳固偏安朝廷在江南的统治，是当时司马睿和王导的首要任务，北伐勤王之举倒在其次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更不愿意留下一个不忠于西晋朝廷的恶名。最后，司马睿和王导采取了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只给祖逖调拨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然祖逖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后来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屡屡收复黄河以南失地，创建功勋。

昔日王导在新亭会上的铮铮豪言“当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此时终成虚话。用“事后诸葛”的方式去分析，这种豪言纯粹是一种策略，不过拢络人心而已。当然，无志北伐也许并非是一味的软弱偷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东晋政权草创，百废待兴，军力松弛，即使举国大兴北伐壮举，能否在胡人强悍的铁蹄下全身而退也是一个未知数。历史是一种必然，但有时又似乎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只可惜历史从来不容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