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在欧洲生活的我，亲眼目睹了难民带来的灾难
西方赢得冷战之后，其制度模式也随之席卷全球，但后果之一则是全球难民人数的剧增。欧洲二战以后爆发的最大规模难民潮，就是拜西方欢呼的阿拉伯之春所赐。
本文要谈论的重点不是为什么西方的普世价值没有带来和平与发展，却是全球性的难民危机——这要么是西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要么是好心办坏事的自负，后果都是害人害已，本文要讨论的是：面对难民危机，中国怎么办。
本人长期生活在法国，亲眼目睹了难民问题对欧洲造成的冲击、社会的撕裂以及人道灾难。比如当德国敞开大门欢迎难民时，国内秩序、安全、团结均受到了严重考验。曾有一个城市在接纳难民问题上发生争论，结果民选出来的市长竟然对民众说：“你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德国”，这种宁可让自己的国民离开自己的国家也要接受难民的言行实在令人瞠目。

巴黎警方清场一处遭难民占据的中学，遭遇抵抗
可以说，我既反对西方制造难民危机的行径，也反对它们处理难民危机的方式：治标式的接纳而不是治本式的在难民产生国重新恢复秩序。当然西方“三人行我必为师久矣”，大概也听不进逆耳之言，但重要的是中国怎么办。
从道德上讲，作为世界一员，尤其是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哪怕这场危机中国没有任何责任，这是中国复兴重返世界之巅不得不承受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官方以及代表官方的学者不得不在公开发言时支持接纳难民，之所以是“不得不”，因为他们也深知中国主流民意是不赞成的。
所以从务实层面讲，中国一方面不得不接纳难民，事实上也已经接纳了三十多万人，但另一方面必须吸取西方的教训，把握好度，同时也一定要以此为筹码要求西方从根源上解决难民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掌握发言权。
目前西方大国中接纳难民最少的是日本。2013年日本接受了6名难民（申请者3777名）。2015年27个，2016年为28人，这与其说是接收还不如说是拒绝。尽管日本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最为严重的，劳动力严重短缺，而且人口一直处于绝对减少中。据预测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将减少至6000万左右。虽然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日本有什么谴责，但从这件事上可以发现日本岛国的自私本性和狭窄心胸。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向认为日本根本没有可能成为亚洲领导者的资格，更别说在世界扮演什么积极角色了。

欧洲城市中席地而睡的难民
接纳规模最大的则当属德国。危机最高峰的2015年，就接纳了上百万人。但是德国只有8000万人口，更严重的是，本国出生率极低，德国人数正急剧减少。而其它族裔尤其是穆斯林正在迅速增长。由于这是西方普遍的现象，事实求是的说西方正面临严重的种族存续危机。但恰在这个时候，德国却一下接纳上百成难民，且不说安全、秩序面临巨大挑战，更严重的是种族危机会更快的爆发。
所以无论是日本模式还是德国模式，对中国而言都不可取。虽然中国老龄化程度与西方比远算不上严重，也没有西方那样的种族危机，但中国接纳难民第一位要考虑的就是规模。以目前来看，中国接纳30余万难民还是合理范围，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微乎其微，根本不会对中国的民族结构产生任何影响。
全球难民一般分为经济难民、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包括战争和自然灾害）。政治难民往往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收留宗教人士居伦引发土耳其的抗议，俄罗斯收留斯诺登令美俄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经济难民一旦开了口子，将永无止境。对于中国而言，战争和自然灾害难民是首选，政治和经济难民可以不予考虑。
但即使是战争难民和灾害难民也不是没有选择的。全球十大难民接收国前几位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排第一的是巴基斯坦，主要接收的是阿富汗难民。原因倒也不复杂，一是双方是邻国，难民涌入极为容易，巴基斯坦也不得不承担其责任，特别是巴国北部民族与阿富汗人同文同种，双方只不过是是国籍不同而已。二是双方都是伊斯兰国家，信仰相同。

位于法国北部的加莱难民营
巴基斯坦的经验对世界都非常具有启示。比如加拿大声称要扩大接纳难民，但第一批却只是基督徒。对中国而言，接纳缅甸因为战争导致的难民是首选。一是邻国，帮助自己邻居就是帮助自己，有助于稳定南部边境。二是缅甸是佛教国家，佛教虽然对中国而言是外来物，但漫长的历史已经成功将其中国化，佛教也早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会存在文化上的冲突。再者，从人种上讲，东南亚历史上华人众多，很多东南亚国家本土民族都有华人血统。比如泰国五分之一是华人，拥有华人血统的更是不计其数，甚至泰国王室都是如此。所以接纳这一类型的难民，除了有一些经济负担外，对中国而言基本不会有什么副作用。这和当年香港积极接纳大量的越南难民是相同的道理。
此外，欧洲的问题就在于大有把难民当作移民之势。它们的出发点也好理解，希望通过教育和同化，让他们成为劳动力，刺激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既不同文也不同种、信仰也不同的难民，是极难同化的，欧洲各国的现状已经从实践层面给出答案。所以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帮助难民渡过目前的困境，等到他们的国家重新恢复和平和秩序，也一定将他们遣送回国。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接受难民必须明确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给民意以交待，也才能令民众接受政府从道义上、责任上接纳难民的决策。
最后要说的是，接纳难民是中国不得不承担的责任，我们不可能像日本一样令人鄙视，但接受难民的同时一定要推动世界尤其是西方难民问题的治本解决。比如要放弃地缘政治私利，与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合作，尽快恢复和平。在利比亚，各方则要共同努力迅速结束该国的无政府状态，重建秩序。至于更宏观的层面，要劝导西方不要再盲目强行推广在它们自己国家都运转不灵的制度，以免这样的悲剧重演。
不管怎样讲，难民问题是中国成为大国之后必须面对的考验，中国需要摸索经验。而且不讳言的是，当中国最终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之时，类似的考验还有更多。只有正视和妥善解决，才能确保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巅。
西方赢得冷战之后，其制度模式也随之席卷全球，但后果之一则是全球难民人数的剧增。欧洲二战以后爆发的最大规模难民潮，就是拜西方欢呼的阿拉伯之春所赐。
本文要谈论的重点不是为什么西方的普世价值没有带来和平与发展，却是全球性的难民危机——这要么是西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要么是好心办坏事的自负，后果都是害人害已，本文要讨论的是：面对难民危机，中国怎么办。
本人长期生活在法国，亲眼目睹了难民问题对欧洲造成的冲击、社会的撕裂以及人道灾难。比如当德国敞开大门欢迎难民时，国内秩序、安全、团结均受到了严重考验。曾有一个城市在接纳难民问题上发生争论，结果民选出来的市长竟然对民众说：“你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德国”，这种宁可让自己的国民离开自己的国家也要接受难民的言行实在令人瞠目。

巴黎警方清场一处遭难民占据的中学，遭遇抵抗
可以说，我既反对西方制造难民危机的行径，也反对它们处理难民危机的方式：治标式的接纳而不是治本式的在难民产生国重新恢复秩序。当然西方“三人行我必为师久矣”，大概也听不进逆耳之言，但重要的是中国怎么办。
从道德上讲，作为世界一员，尤其是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哪怕这场危机中国没有任何责任，这是中国复兴重返世界之巅不得不承受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官方以及代表官方的学者不得不在公开发言时支持接纳难民，之所以是“不得不”，因为他们也深知中国主流民意是不赞成的。
所以从务实层面讲，中国一方面不得不接纳难民，事实上也已经接纳了三十多万人，但另一方面必须吸取西方的教训，把握好度，同时也一定要以此为筹码要求西方从根源上解决难民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掌握发言权。
目前西方大国中接纳难民最少的是日本。2013年日本接受了6名难民（申请者3777名）。2015年27个，2016年为28人，这与其说是接收还不如说是拒绝。尽管日本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最为严重的，劳动力严重短缺，而且人口一直处于绝对减少中。据预测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将减少至6000万左右。虽然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日本有什么谴责，但从这件事上可以发现日本岛国的自私本性和狭窄心胸。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向认为日本根本没有可能成为亚洲领导者的资格，更别说在世界扮演什么积极角色了。

欧洲城市中席地而睡的难民
接纳规模最大的则当属德国。危机最高峰的2015年，就接纳了上百万人。但是德国只有8000万人口，更严重的是，本国出生率极低，德国人数正急剧减少。而其它族裔尤其是穆斯林正在迅速增长。由于这是西方普遍的现象，事实求是的说西方正面临严重的种族存续危机。但恰在这个时候，德国却一下接纳上百成难民，且不说安全、秩序面临巨大挑战，更严重的是种族危机会更快的爆发。
所以无论是日本模式还是德国模式，对中国而言都不可取。虽然中国老龄化程度与西方比远算不上严重，也没有西方那样的种族危机，但中国接纳难民第一位要考虑的就是规模。以目前来看，中国接纳30余万难民还是合理范围，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微乎其微，根本不会对中国的民族结构产生任何影响。
全球难民一般分为经济难民、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包括战争和自然灾害）。政治难民往往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收留宗教人士居伦引发土耳其的抗议，俄罗斯收留斯诺登令美俄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经济难民一旦开了口子，将永无止境。对于中国而言，战争和自然灾害难民是首选，政治和经济难民可以不予考虑。
但即使是战争难民和灾害难民也不是没有选择的。全球十大难民接收国前几位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排第一的是巴基斯坦，主要接收的是阿富汗难民。原因倒也不复杂，一是双方是邻国，难民涌入极为容易，巴基斯坦也不得不承担其责任，特别是巴国北部民族与阿富汗人同文同种，双方只不过是是国籍不同而已。二是双方都是伊斯兰国家，信仰相同。

位于法国北部的加莱难民营
巴基斯坦的经验对世界都非常具有启示。比如加拿大声称要扩大接纳难民，但第一批却只是基督徒。对中国而言，接纳缅甸因为战争导致的难民是首选。一是邻国，帮助自己邻居就是帮助自己，有助于稳定南部边境。二是缅甸是佛教国家，佛教虽然对中国而言是外来物，但漫长的历史已经成功将其中国化，佛教也早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会存在文化上的冲突。再者，从人种上讲，东南亚历史上华人众多，很多东南亚国家本土民族都有华人血统。比如泰国五分之一是华人，拥有华人血统的更是不计其数，甚至泰国王室都是如此。所以接纳这一类型的难民，除了有一些经济负担外，对中国而言基本不会有什么副作用。这和当年香港积极接纳大量的越南难民是相同的道理。
此外，欧洲的问题就在于大有把难民当作移民之势。它们的出发点也好理解，希望通过教育和同化，让他们成为劳动力，刺激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既不同文也不同种、信仰也不同的难民，是极难同化的，欧洲各国的现状已经从实践层面给出答案。所以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帮助难民渡过目前的困境，等到他们的国家重新恢复和平和秩序，也一定将他们遣送回国。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接受难民必须明确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给民意以交待，也才能令民众接受政府从道义上、责任上接纳难民的决策。
最后要说的是，接纳难民是中国不得不承担的责任，我们不可能像日本一样令人鄙视，但接受难民的同时一定要推动世界尤其是西方难民问题的治本解决。比如要放弃地缘政治私利，与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合作，尽快恢复和平。在利比亚，各方则要共同努力迅速结束该国的无政府状态，重建秩序。至于更宏观的层面，要劝导西方不要再盲目强行推广在它们自己国家都运转不灵的制度，以免这样的悲剧重演。
不管怎样讲，难民问题是中国成为大国之后必须面对的考验，中国需要摸索经验。而且不讳言的是，当中国最终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之时，类似的考验还有更多。只有正视和妥善解决，才能确保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