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间冶铁产量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天顺五年一个山西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的1.5倍以上。而实际上由于大量偷税漏税现象的存在，这类数字还是大大低估了民营铁产量。但即便按照此低估的数字，假设广东铁产量在全国产量的比例不变，在嘉靖时期全国民营铁产量也达到了16万吨以上，和1８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据《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冶铁铸造中心，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才2500人。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明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是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凤箱还要在这之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则是18世纪后期。

明代的纺织业、印刷业、陶瓷业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印刷业为例，晚明毛晋的汲古阁、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金陵唐氏富春堂、建阳书坊的熊宗立、熊冲宇的种德堂等等都是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中华印刷通史》）。
明代发明的套版印刷技术，拱花技术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明代木活字印刷发展繁荣程度也是空前的，崇祯时期邸报用活字排印，是中国用活字印制报纸的起源。
明代商业化的高度发展使得江南产粮区都因为发展工商业种植经济作物而转变成为粮食进口区。工商业发展伴生的也是旅游业也高度发达，按张岱描述，泰山附近的大旅店，附属的驴马槽房二三十间，戏子寓所二十余处，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炊灶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客日日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厮役不相兼”。比现在的五星级大酒店有过之无不及。

楼主说说是说的啥，想买

明代众多史实表明中国人在发展工商业，主动探求自然科学知识，及时学习和推广自己所能接触到先进武器、先进知识方面的心胸和能力从不逊色于任何其他民族。没有清朝大规模民族压迫统治，正常发展是不至于到两百年后才惊叹所谓洋枪洋炮和铁甲巨舰的威力。
许多人看到明末后金政权打赢了，清政权胜利了，于是就是得出清胜于明的结论。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明政权连清打不过，那明朝延续下去，再过两百年自然比清更不如。
实际上政权的强弱可以随时波动起伏，而文明的强弱则是长期积累演变的结果，难以一时改变。任何一个古代政权，都存在由强变弱的过程，但这个强弱仅仅只能是代表该政权对经济、人员的控制能力，调动能力，并不能代表文明本身的强弱。
如果文明强大，即便政权暂时弱了，换一个强政权，就能迅疾显示出强大力量。如果文明本身变得停滞衰弱，无论政权是强还是弱，都改变不了其受人鄙视，欺凌的下场，一百多年内很难扭转衰萎状态。
明末中国在文明发展水平上，总体和西方并驾齐驱，一些领域还凌驾其上。哪怕政权变弱，只能发挥很小部分实力，都能把在中国沿海地区骚扰的荷兰殖民者打得落花流水。哪怕类似郑芝龙郑成功这种仅割据很小土地的军阀，都足以横行海上，让殖民者退避三舍。

666　

清朝接手的明代中国留下的文明水平处在高位，所以一段时间内其还可表现出强大国力。而清统治稳固后，中国文明发展水平不断停滞乃至下降，到晚清，对付远来不过数量几千的英军，都束手无策。后来更是被列国**，圆明园被烧两次。实际上清末政府经济控制力仍远超明末，仍可搜刮几亿两白银作赔款之用。其衰弱完全就是大规模民族压迫导致文明彻底倒退的结果。

我这本书也论证了明朝是亡于皇帝贪婪吝啬，官员腐败，以及政府横征暴敛这些长期流传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所谓崇祯积聚了七千万内帑是李自成势力炮制出来的政治谣言，意在掩盖自己在北京城抢掠民财，也进一步败坏明朝名声。而不同的群体也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相信并传播了这个谣言。

至于明末官员腐败情形，传统说法也存在很大夸张。我看过的明末地方志上记载的清官比例不低，而且明末清初如郑廉、叶梦珠等人的回忆也表明，明朝官场总体上仍旧保持清廉的风气。
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明朝的官员勋戚，许多人曾以此来论证官员腐败。但遗憾的是缺乏详实有据的分析。有些笼统的记载说从官员身上逼勒出多少钱，但一具体落实到人，似乎谁都说不出来哪个明朝官员是被拷掠出数额比较大的财富。而真的结合史料中相对具体的记载就会发现，李自成在那些官员身上其实没弄到多少钱。
首辅魏德藻，被严刑拷掠，搜尽家产也只一万多两（恐怕其中还有向别人借的），魏德藻父子都被拷掠至死，也没发现更多钱。
时任任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方岳贡，更穷的叮当响，被闯军抄家“萧然无有一物”，其清廉程度比起海瑞来都毫不逊色。
前首辅陈演被夹棍夹了两次，逼勒出五万两银子后被杀害。孙从度受刑至死，仅得四万两银子。吴履中受刑后交出三千两。
崇祯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许多人都说他交出几十万两白银，应该是误解史料，以讹传讹！按《黍离小志》中的记载周奎在要上吊自尽的时候被抓去严刑拷掠，摊派给他七十万两银子，而非真交出七十万两白银，最后把他的房子仓库田产全部没收，至于究竟能折合多少两银子，也没有交代。

有人可能说，五万两，四万两银子也不少了。但应该对比一下，按叶梦珠说明朝布商做生意，“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布商在明代还算不上最有钱的。做到首辅这个级别，被拷掠至死，家产全部被抄，也比不过当时中等资产的商人做生意一次携带的资金量，实在谈不上多腐败。
明朝由于相当完备的高低级官员的制衡约束体系，发达的言官弹劾制度，以及地方基层的舆论监督体系，官场风气总体还算清廉。而真正腐败成风的恰恰是取代明朝的清朝，清代一定程度是通过制度化的腐败，换取官员的卖力效忠。早在后金时期就已如此。具体可看宁完我、徐明远给皇太极的奏疏“我国贪堕成风，以闭口缩头为高”，“今之八门收税官吏，无不昔贪而今富”。
清入关后，官员出仕没有明代清流舆论的制约，名声廉耻都不必在意，捞钱本身就成了做官目的，腐败公行，这点从叶梦珠、史惇等当时人的记录也是很清楚的。

被很多人当成明朝灭亡原因的横征暴敛也是站不住脚的。真正横征暴敛的清朝用敲骨剥髓式的掠夺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而在征收赋税方面三心二意，动不动就蠲免的明朝最后在被复社势力推上台的周延儒推行的蠲免税收的政策下以近于自杀的方式灭亡。
清朝统治者最大限度的压榨掠夺获得的财富不仅支撑了其军队对绵延几十年的全国各地反清起义的镇压，而且与此同时还能供给他们自己的奢侈享受和军队的额外犒赏。明朝崇祯皇帝节衣缩食甚至典当生活器具来供给军饷还要被大臣骂得狗血喷头，发点最基本军饷还要讨饭一样靠募捐，还被后世人骂成是横征暴敛。

下面再说一下本书的核心思想，其实很简单。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赋税收入太低。科举制造成的权力结构导致加农业税难，增加商业税更难。导致明代晚期，工商业高度发展，工商业阶层无比富裕，而国家的赋税收入仍旧是依赖农业。反过来，这种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的税收结构，又导致从绝对数量来说并不算高的农业税，要增加一点，在基层也会遇到极大的抵制，使得更多农业人口流失，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而这种建立在科举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结构又是战国后中国政治体系累积进步下造成的结果，平民阶层尤其是数量大而分散的中小资产阶级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更广泛更深入。我称之为超前的民主。

和通常论述的相反，明代的问题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发展受到的阻力太大，而是受到的阻力太小，发展得太顺利。阻力大让一个事物成长得慢，也可以更经得起打击，为了冲破阻力，配套形成的制度也会更完备周密一些，应对危机灾难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阻力太小或许一时能让事物一时之间发展的更快，但也更娇气。

明末的问题不是autocratic，恰恰是不够autocratic。许多人把责任推到崇祯头上，其实是让一个并无autocratic权力的崇祯去承担一个dictator才能承担的责任。

我书稿里表达的核心思想的后半段，到现在接受的人应该都不多。明代一向是被说成专制顶峰，现在我却说成是超前进步，超前民主，这怎么可能呢？况且民主是西方人的专利，说中国古代君主制下是民主，这不是奇谈怪论么？
更何况，既然是进步，那就应该带来好的结果，既然明代的政治体系，导致了政府无法收到足够税，动员能力低下，无法抵御外侵，无法赈济自然灾害，那只能说成是落后，又怎么能说成进步，还是超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