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语在语言学上虽被归于北方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却有不少和其他同语系相差较远的特征。例如，辅音l,r不出现在语头本是阿尔泰语系的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特征，但满语却没有这个特点。满语里有不少以l开头，发音和汉语拼音的l相似的单词（形容词、名词、动词都有），例如：
labdu（多），lamun（蓝色），langgv（南瓜），largin（繁杂的、错综的），lashala-（决断/动词），lefu（熊），lempi（少白头），leole-（议论/动词），leose（建筑物，楼阁），lifahan（泥泞），liyeliye-（发呆，意识模糊），loho（刀剑），lorin（骡马）。
阿尔泰诸语中以r或l开头的词，都是借自他族语言。例如，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诸语（含蒙古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东乡语、保安语等）中以r开头的词主要是借自汉语。具有鲜明阿尔泰语特点、曾被一些学者划归为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和日语也是一样，它们原本也无l,r的语头，凡是有l,r语头的，起初都是来自汉语，只是汉语发音的借用词，时间久了，这些词汇连同发音方法就成了其体系的一部分。日本人、朝鲜人不但用这种发音方法去吸收他民族的词汇，还用于创造其民族的新词汇。
满语和日语、朝鲜语是一样，有大量以辅音l做语头的非借词。这一事实表明汉语辅音l也是满语语音“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成员。辅音l，不但用于名词等文化性质的借用词的语头，还能用来创造动词、形容词之类的本民族语言词汇。这说明l早就在满语语音中根深蒂固，早就是很多满语民族词汇读音的祖先。由此可见汉语语音对满语语音体系“破坏力”之大。
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除了入声k，t，p以及鼻音m,n,ng做韵尾外，大多数汉字音都是以元音做韵尾，因此汉语被认为是开音节语。与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的其他民族的语言，如蒙古语、突厥语等因语尾多为辅音，所以这些语言被认为是闭音节语。具有阿尔泰语系语法特征，但不属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也是闭音节语，理由就是朝鲜语有27个辅音韵尾，且变化多，即有大量闭音节，闭音节大约占了朝鲜语音节总数的80%。
满语则和汉语一样，是以元音为韵尾的开音节占多数，只有少数以辅音k,r,m,n,ng为韵尾。例如：
baksan（一队、一群、一束），eigen（丈夫）,eihen（驴），fang kala（低的，矮的），fempi（封印，封皮），fiyanggv（末子），forgon（时期，季节），hamgiyari（野猪），honggon（铃），sargan（老婆，妻），sampa（虾），semken（手镯），tampin（盛饮料的壶），xatan（白砂糖），yamji（晚，日没後），yamun（衙门，政府机关）。
由上面的例子还可知，现代满语中有类似於古代汉语的-m韵尾，而-m韵尾在现代汉语（包括不少现代方言）中已经消失。
满语中的r韵尾只出现在语中（满语是多音节，和汉语不同），不在语尾。即使是原本有语尾为辅音r韵的借用语，当它进入满语时，其r韵尾就会被去掉，变成元音韵尾。例如：
“镰”在蒙古语中读hadugur，r为语尾，满语借去後就把它的读音转成鼻音韵尾的hadufun；又比如满语的“巴图鲁baturu”，这个词想必有不少人听说过，意思就是勇士、勇气、勇敢的，它是三个音节、语尾为元音的开音节语。baturu来源于蒙古语的r韵尾的闭音节语bahatur。满语在借用它时，为了适合自身的语音特点，就把r韵语尾去掉，使其成为元音u为韵尾的开音节语。
另外，满语中的l不做词头而作为单个音节发音时，确实与汉语的儿化音相似，如：elden--音读“额尔登”，意为“光”；ildun—音读“伊尔蹲”，意为“方便、顺便”，但这里的l是独立音节而不是与前一个音节的韵母结为一体作韵尾。
由上亦可知，汉语中的儿化音不可能来自满语的l或r，因为现代汉语，例如北京话中的儿化音是词语後缀的“儿”不自成音节，而是和前头的音节合在一起作韵尾，使前一音节的韵母成为卷舌韵母。事实上，汉语中的儿化音，其形成不可能晚至清代，因为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徐孝编辑的，与现代北京音已相当接近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把“儿”列入影母之下；由旅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所著，天启六年（1626年）刊行，反映了明末官话音系的《西儒耳目资》把“儿”列入ul韵；1674年赵绍箕所著《拙庵韵悟》中“姑儿”、“瓜儿”、“格儿”等字就要拼为一个音节；另外还有明代俗曲，如赵南星的《芳茹园乐府》中也都有儿化韵脚。
满语中还有类似于古汉语的入声k,t做韵尾（因为音系不同，而入声又是汉语里的一种重要语音现象，所以这里只说是“类似”）。除上面所举例子外，再以一些例子佐证：
bokson（弓的一部分，门阀），buksin（伏兵），dethe（矢或翼的羽根），doksin（粗暴的、暴虐的），dukdure-（突起，突出/动词），faksi（工匠，巧妙的），fatha（蹄），haksan（阴险的，凶暴的），hethe（皮带，折痕，花蒂），huthe（疮盖），maksin （舞蹈），makta-（称赞，扔弃/动词），sakda（上年纪了，老了），saksaha（喜鹊），sekte-（铺/动词），sektefun（布团），sukdun（空气、气），tak（咯噔咯噔，喀哒喀哒），taksi-(存续，活得长久/动词)，tokto-（决定/动词），tuttu（这样的）。
这是其同类蒙古语中没有的现象，因此只能说满人不但没有消灭汉语入声，其语言的语音反而有可能受了从前的中原汉语中才有的入声韵尾的影响。
这里顺便说一下，汉语语音中入声消失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现象。语言大师王力指出，早在《诗经》之前就有入声消失现象，例如“岁”字，在《广韵》中为去声，直到现在仍是去声，但在《诗经》里却是和“发”“烈”“褐”等字叶韵，属韵尾为t的入声。上古声调中的入声有长短之分，而长入声（促而长的声调）到中古时代，大约是五世纪或更早时期，就转为去声而消失，只剩下了短入声。中古汉语以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入声，实际上就是短入声。入声和韵尾p,t,k有密切关系，如果p,t,k消失，入声就会跟着消失。在宋代，入声p,t,k已经普遍相互通用，显然应转化为喉塞音韵尾。成书于十三世纪末（1292年）之前的《古今韵会》中只有k,t入声，而p的入声字已收到t的入声字里。大约是到十四世纪或更早时期，中原汉语中的p,t,k韵尾就已经消失，字音也就成了开音节，例如“哭”kuk->ku，“扑”puk->pu，“独”duk->du，“酷”kuok->ku，“答”dap->da，“八”bat->ba，“辣”lat->la，“劣”liwεt->lie。
入声消失的过程现在仍在持续。一些有入声的现代汉语方言，如闽北方言的入声韵味，现在一律变成了k；江西的客赣方言，虽保留入声，但一般只有一个或两个塞音韵尾；吴方言，已不再是p,t,k收尾，入声也就只有一个喉塞韵。也就是说，它们正处于向入声消失的过渡阶段。
因有人以上古无轻唇音f为由，认为轻唇音f也是受满语的影响，现再用王力等学者的论证结果来说说这个问题。
由唐末的守温三十六字母（这是传统说法，依据敦煌唐写本守温韵学残卷，只有三十字母）以及唐末宋初期间成书的《韵镜》可知，唇音（也称双唇音，声母分别为帮p,滂p’,并b’,明m。p,p’,m相当于汉语拼音的b,p,m）分化为重唇音（仍称双唇音，初期仍是p,p’,b’,m，到十二、三世纪浊音清化时代，b’分别变为p,p’和f）与轻唇音（也称唇齿音，初期分别是f,f’,v,mv，到十二、三世纪浊音清化时代，v变为f；mv由明母m分化而来，其发音方法与m同，发音部位与v同，故在北方话里就演变成了v，後又变为半元音w，最後变成了u。）应该是在守温三十六个字母诞生之前，即应该是在唐末之前。甚至可以认为远在九世纪或更早，就已经产生了轻唇音，因为白居易琵琶行已把“妇”字押入遇韵（虞韵去声）。所以，轻唇音的产生与六七百年後才发展起来的满语没有关系。
由《韵镜》还知，至少在唐末宋初期间，就有了舌上音（知系“知、彻、澄”等字的声母），而舌上音的音值，就是卷舌塞音（近似于现代普通话的zh,ch,sh，也有人认为是舌面塞音，但都是有标音，与前中古音不同了）。所以，汉语卷舌音的产生也肯定与满语无关。
隋代601年编撰的韵书《切韵》中尚无轻唇音，也无舌上音。因此可以断定，轻唇音和舌上音的产生与曾占据过北方的五胡以及鲜卑等异族也无关。
在此想指出一下，把现代汉语中有而古代汉语中没有，或者把现代汉语中没有而古代汉语中有，当作是胡人语音或者满人语音影响的结果，是很不正确的，而一味地认为汉语越古越好的观点也是非常不对的。如上所述，上古时期只有一套唇音，既只有重唇音，如(p,b’)，到了唐末（最迟在北宋）就多了一套轻唇音(f,v)与之对应，这对区别同音字有极大帮助，否则“滂pang”与“帮bang”都是bang，“谱pu”与“补bu”都念b’u，那就难分辨了。
王力还指出，现代的f是从中古的合口三等的p,p’,b’演变而来的，并非只是从双唇音p’（即ph）演变而来，当然就不是其变形。现代方言中，只有闽方言（闽北、闽南）仍无唇齿音，凡是普通话里的f声母的字，在闽方言中都念p,p’或h。其他方言都有唇齿音。客家话只於“非敷奉”的字保留了点双唇的痕迹，而吴方言，只有极个别字、如“访”才保留了古读。
语音发生变化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事情。语言学告诉我们，历史上越是远离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地方，越是偏僻的地方，当地方言就越保守，也就是说这些方言保存的古代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因素就越多。又因为语言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即使是
labdu（多），lamun（蓝色），langgv（南瓜），largin（繁杂的、错综的），lashala-（决断/动词），lefu（熊），lempi（少白头），leole-（议论/动词），leose（建筑物，楼阁），lifahan（泥泞），liyeliye-（发呆，意识模糊），loho（刀剑），lorin（骡马）。
阿尔泰诸语中以r或l开头的词，都是借自他族语言。例如，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诸语（含蒙古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东乡语、保安语等）中以r开头的词主要是借自汉语。具有鲜明阿尔泰语特点、曾被一些学者划归为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和日语也是一样，它们原本也无l,r的语头，凡是有l,r语头的，起初都是来自汉语，只是汉语发音的借用词，时间久了，这些词汇连同发音方法就成了其体系的一部分。日本人、朝鲜人不但用这种发音方法去吸收他民族的词汇，还用于创造其民族的新词汇。
满语和日语、朝鲜语是一样，有大量以辅音l做语头的非借词。这一事实表明汉语辅音l也是满语语音“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成员。辅音l，不但用于名词等文化性质的借用词的语头，还能用来创造动词、形容词之类的本民族语言词汇。这说明l早就在满语语音中根深蒂固，早就是很多满语民族词汇读音的祖先。由此可见汉语语音对满语语音体系“破坏力”之大。
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除了入声k，t，p以及鼻音m,n,ng做韵尾外，大多数汉字音都是以元音做韵尾，因此汉语被认为是开音节语。与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的其他民族的语言，如蒙古语、突厥语等因语尾多为辅音，所以这些语言被认为是闭音节语。具有阿尔泰语系语法特征，但不属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也是闭音节语，理由就是朝鲜语有27个辅音韵尾，且变化多，即有大量闭音节，闭音节大约占了朝鲜语音节总数的80%。
满语则和汉语一样，是以元音为韵尾的开音节占多数，只有少数以辅音k,r,m,n,ng为韵尾。例如：
baksan（一队、一群、一束），eigen（丈夫）,eihen（驴），fang kala（低的，矮的），fempi（封印，封皮），fiyanggv（末子），forgon（时期，季节），hamgiyari（野猪），honggon（铃），sargan（老婆，妻），sampa（虾），semken（手镯），tampin（盛饮料的壶），xatan（白砂糖），yamji（晚，日没後），yamun（衙门，政府机关）。
由上面的例子还可知，现代满语中有类似於古代汉语的-m韵尾，而-m韵尾在现代汉语（包括不少现代方言）中已经消失。
满语中的r韵尾只出现在语中（满语是多音节，和汉语不同），不在语尾。即使是原本有语尾为辅音r韵的借用语，当它进入满语时，其r韵尾就会被去掉，变成元音韵尾。例如：
“镰”在蒙古语中读hadugur，r为语尾，满语借去後就把它的读音转成鼻音韵尾的hadufun；又比如满语的“巴图鲁baturu”，这个词想必有不少人听说过，意思就是勇士、勇气、勇敢的，它是三个音节、语尾为元音的开音节语。baturu来源于蒙古语的r韵尾的闭音节语bahatur。满语在借用它时，为了适合自身的语音特点，就把r韵语尾去掉，使其成为元音u为韵尾的开音节语。
另外，满语中的l不做词头而作为单个音节发音时，确实与汉语的儿化音相似，如：elden--音读“额尔登”，意为“光”；ildun—音读“伊尔蹲”，意为“方便、顺便”，但这里的l是独立音节而不是与前一个音节的韵母结为一体作韵尾。
由上亦可知，汉语中的儿化音不可能来自满语的l或r，因为现代汉语，例如北京话中的儿化音是词语後缀的“儿”不自成音节，而是和前头的音节合在一起作韵尾，使前一音节的韵母成为卷舌韵母。事实上，汉语中的儿化音，其形成不可能晚至清代，因为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徐孝编辑的，与现代北京音已相当接近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把“儿”列入影母之下；由旅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所著，天启六年（1626年）刊行，反映了明末官话音系的《西儒耳目资》把“儿”列入ul韵；1674年赵绍箕所著《拙庵韵悟》中“姑儿”、“瓜儿”、“格儿”等字就要拼为一个音节；另外还有明代俗曲，如赵南星的《芳茹园乐府》中也都有儿化韵脚。
满语中还有类似于古汉语的入声k,t做韵尾（因为音系不同，而入声又是汉语里的一种重要语音现象，所以这里只说是“类似”）。除上面所举例子外，再以一些例子佐证：
bokson（弓的一部分，门阀），buksin（伏兵），dethe（矢或翼的羽根），doksin（粗暴的、暴虐的），dukdure-（突起，突出/动词），faksi（工匠，巧妙的），fatha（蹄），haksan（阴险的，凶暴的），hethe（皮带，折痕，花蒂），huthe（疮盖），maksin （舞蹈），makta-（称赞，扔弃/动词），sakda（上年纪了，老了），saksaha（喜鹊），sekte-（铺/动词），sektefun（布团），sukdun（空气、气），tak（咯噔咯噔，喀哒喀哒），taksi-(存续，活得长久/动词)，tokto-（决定/动词），tuttu（这样的）。
这是其同类蒙古语中没有的现象，因此只能说满人不但没有消灭汉语入声，其语言的语音反而有可能受了从前的中原汉语中才有的入声韵尾的影响。
这里顺便说一下，汉语语音中入声消失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现象。语言大师王力指出，早在《诗经》之前就有入声消失现象，例如“岁”字，在《广韵》中为去声，直到现在仍是去声，但在《诗经》里却是和“发”“烈”“褐”等字叶韵，属韵尾为t的入声。上古声调中的入声有长短之分，而长入声（促而长的声调）到中古时代，大约是五世纪或更早时期，就转为去声而消失，只剩下了短入声。中古汉语以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入声，实际上就是短入声。入声和韵尾p,t,k有密切关系，如果p,t,k消失，入声就会跟着消失。在宋代，入声p,t,k已经普遍相互通用，显然应转化为喉塞音韵尾。成书于十三世纪末（1292年）之前的《古今韵会》中只有k,t入声，而p的入声字已收到t的入声字里。大约是到十四世纪或更早时期，中原汉语中的p,t,k韵尾就已经消失，字音也就成了开音节，例如“哭”kuk->ku，“扑”puk->pu，“独”duk->du，“酷”kuok->ku，“答”dap->da，“八”bat->ba，“辣”lat->la，“劣”liwεt->lie。
入声消失的过程现在仍在持续。一些有入声的现代汉语方言，如闽北方言的入声韵味，现在一律变成了k；江西的客赣方言，虽保留入声，但一般只有一个或两个塞音韵尾；吴方言，已不再是p,t,k收尾，入声也就只有一个喉塞韵。也就是说，它们正处于向入声消失的过渡阶段。
因有人以上古无轻唇音f为由，认为轻唇音f也是受满语的影响，现再用王力等学者的论证结果来说说这个问题。
由唐末的守温三十六字母（这是传统说法，依据敦煌唐写本守温韵学残卷，只有三十字母）以及唐末宋初期间成书的《韵镜》可知，唇音（也称双唇音，声母分别为帮p,滂p’,并b’,明m。p,p’,m相当于汉语拼音的b,p,m）分化为重唇音（仍称双唇音，初期仍是p,p’,b’,m，到十二、三世纪浊音清化时代，b’分别变为p,p’和f）与轻唇音（也称唇齿音，初期分别是f,f’,v,mv，到十二、三世纪浊音清化时代，v变为f；mv由明母m分化而来，其发音方法与m同，发音部位与v同，故在北方话里就演变成了v，後又变为半元音w，最後变成了u。）应该是在守温三十六个字母诞生之前，即应该是在唐末之前。甚至可以认为远在九世纪或更早，就已经产生了轻唇音，因为白居易琵琶行已把“妇”字押入遇韵（虞韵去声）。所以，轻唇音的产生与六七百年後才发展起来的满语没有关系。
由《韵镜》还知，至少在唐末宋初期间，就有了舌上音（知系“知、彻、澄”等字的声母），而舌上音的音值，就是卷舌塞音（近似于现代普通话的zh,ch,sh，也有人认为是舌面塞音，但都是有标音，与前中古音不同了）。所以，汉语卷舌音的产生也肯定与满语无关。
隋代601年编撰的韵书《切韵》中尚无轻唇音，也无舌上音。因此可以断定，轻唇音和舌上音的产生与曾占据过北方的五胡以及鲜卑等异族也无关。
在此想指出一下，把现代汉语中有而古代汉语中没有，或者把现代汉语中没有而古代汉语中有，当作是胡人语音或者满人语音影响的结果，是很不正确的，而一味地认为汉语越古越好的观点也是非常不对的。如上所述，上古时期只有一套唇音，既只有重唇音，如(p,b’)，到了唐末（最迟在北宋）就多了一套轻唇音(f,v)与之对应，这对区别同音字有极大帮助，否则“滂pang”与“帮bang”都是bang，“谱pu”与“补bu”都念b’u，那就难分辨了。
王力还指出，现代的f是从中古的合口三等的p,p’,b’演变而来的，并非只是从双唇音p’（即ph）演变而来，当然就不是其变形。现代方言中，只有闽方言（闽北、闽南）仍无唇齿音，凡是普通话里的f声母的字，在闽方言中都念p,p’或h。其他方言都有唇齿音。客家话只於“非敷奉”的字保留了点双唇的痕迹，而吴方言，只有极个别字、如“访”才保留了古读。
语音发生变化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事情。语言学告诉我们，历史上越是远离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地方，越是偏僻的地方，当地方言就越保守，也就是说这些方言保存的古代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因素就越多。又因为语言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即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