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由周振鹤先生主编的十三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出齐。其中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12月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是这套通史的最新成果。该卷依据相关传世与金石考古资料，全面而系统地逐年复原了五代十国时期（907—959）中原地区先后更替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王朝政权与在此期间南北方出现的前蜀、后蜀、南平、楚、吴、南唐、吴越、闽、南汉、北汉等十个地域政权的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同时，还讨论了岐王、卢龙、定难、归义等或大或小的各割据政权（势力）辖区范围的变迁。对这一时期诸多纷繁复杂、悬而未决的政区地理相关问题，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完整的揭示与廓清。澎湃新闻就此采访了该卷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李晓杰教授。

李晓杰1988年从复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因个人兴趣偏向于文献，而在工作期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文献与文物结合的研究方法，三年间只写了一篇《清代宫廷的西洋音乐》（载《紫禁城》1991年第4期）。1991年他回到复旦，进入历史地理研究所，跟随周振鹤先生读研究生，并于1996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谈到从事政区地理研究，李老师说这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史地所正编纂《国家历史地图集》，政区图组需要有人负责编绘东汉图幅，周先生就把任务交给他来做。后来周先生又建议他继续研究东汉一代的政区地理。在完成博士论文《东汉政区地理》之后，他又出版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
谈及从先秦、东汉转向五代十国政区地理研究的原因时，李老师笑着说他研究时段原本在先秦两汉，《五代十国卷》的写作也完全属于偶然。本来唐五代政区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是合为一卷的，由暨南大学郭声波教授负责撰写，后来由于唐代政区的研究已十分繁重，郭老师便建议周先生另找人来做五代政区部分。周先生便找到李老师，问他能不能先做点儿实验，指导学生做一些五代十国政区研究。于是，他便按照构想指导研究生作了五代一些区域的政区地理，为后来书稿有关五代政区的撰写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国部分原计划交由他指导的硕士生、后来跟周先生读博的周庆彰来做，但因其博士论文对节度使辖区的问题并未涉及（而这又是考订十国政区地理最为关键的问题），加之写法也跟五代的体例完全不同，所以十国政区地理也由他亲自来做，从谋篇布局到具体考证全部重新来过。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五代十国作为乱世，史料纷繁复杂，且所存不多，那么您在进行《五代十国卷》的撰写之前，是如何进行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的？
李晓杰：原来我对五代十国也不太了解，虽然平时讲课也会讲到，但主要是按照概论的形式来讲，也没有专门的研究，连节度使的辖区问题都很模糊。所以有同学问我，如果我博士刚一毕业就做五代十国政区地理的研究，能做到现在这样吗？我说肯定做不到，因为这需要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先秦虽然是分裂时期，但实际上与后代统一之后的分裂割据还是不一样的，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五代夹在唐宋之间，史料有限，加之我们对于五代很多制度性的东西也不是很清楚，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关五代十国部分也很简单。所以，以什么样的形式将五代十国政区地理反映出来，在撰写书稿之初心里并没有谱。
我当时只是觉得有前面做先秦与东汉政区地理研究的经验，经过努力，应该可以对五代十国时期节度使辖区范围逐个进行考证，所以后来指导的三个学生关于五代政区的硕士论文框架就是我帮他们拟定的。这部分问题的研究可细分为两级，一级是节度使辖区，一级是节度使所辖州的辖区。这与东汉不一样，后者只需要顾及郡国一级辖区就可以了。当时学生们会拿材料来和我讨论，我在这个过程中熟悉了很多史料。另外我还记得会把他们叫过来，现场帮他们修改论文，问他们这一段你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来写。在指导他们的过程中，我逐渐完善了思路与框架，对五代十国史料的收集与处理也就非常熟悉了。等到我正式接手写作的时候，问题已经不是太大了，这也是我敢于从事五代十国卷撰写的原因。否则从先秦、两汉直接跳到五代十国，而且涉及到这么多具体的问题，恐怕很难进行。
五代十国政区地理研究主要涉及鉴别史料、排比资料，通过辨析基本可以理清记载矛盾之处，不像东汉有很多地方需要推理考订才能解决，所以在具体考证问题上，难度系数并不是太高。如果你要让我举政区研究的实例，我更愿意举两汉的，而不是五代十国的。但五代十国的难点在于综合，在于整体上地揭示。就是说具体的问题上虽然不如东汉的难度高，但是你把它放到一起，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展现，这个是难题。因为北方涉及到五个政权，南边又有不同时期的多个政权，而且南北的情况你又要综合考虑，头脑中要有多条线，不像东汉只需一条线。五代十国一个地域就会涉及多个政权，当然先秦的地方也会有归属的变化，但是它比较简单，不像五代。五代时同一个节度使换了一个政权就需要考虑到它的称谓等问题。先秦史料少，进行粗线条的研究就可以了，但是做到五代十国的时候，虽然材料也有限，但毕竟是唐以后的情况，如果再做成粗线条的，别人就会觉得你研究的不够深入。所以怎样尽可能地做到精细，这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澎湃新闻：《五代十国卷》可以说是本套通史已出各卷中体例最为繁多的一卷，您能否介绍一下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李晓杰：对！这一卷体例比较繁。另外，从细致程度来说，可能也比较细。不算概述及图表等部分，最初考证部分就有四五十万字。用周振鹤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五代五十来年，你一年差不多就写了一万字。现在出书版面字数总量已近一百二十万字，那实际上一年就有两万多字了。这种精细程度，在已出的政区通史各卷中还是没有的，所以我试图在体例上给大家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对断代政区地理而言，王朝稳定时期怎么做已经比较成熟了，分裂割据时期还处于探索阶段。正好我主持一项关于分裂割据时期政区地理研究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这卷书稿也是那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我对自己撰写的这一卷的要求是，所做的研究要有可借鉴性，让后来的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参考，虽然也不一定完全是这个模式，但至少它是有别于其他断代政区地理的一个样本。
对于这一卷的体例问题，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政权的影响因素。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状况对之前已有的政区研究体例模式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们怎样把纵向的时间变化和横向的空间变化完整而清晰地揭示，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周老师看了我的考证部分初稿后建议增加概述编，否则很难让一般的读者在考证编中把五代十国政区的情况理清楚。有了概述编，读者愿意看哪个政权就可以去看哪一个政权。之后，如果你还需要具体了解，那再去看考证编的相应部分。书后面所附表格也都是辅助读者查找与理解的，因为我觉得政区地理需要有可读性与可利用性。换句话说，你要为读者考虑，不能说你相关考证问题做完了就可以没事了。
另外，我对这套通史之前所出各卷的具体体例也有一些借鉴。郭声波老师在《唐代卷》中会把标准年所在的政区时段加粗显示，这个是我在体例上借鉴的。然后像李昌宪老师的《宋西夏卷》中将州所辖县的存在时间进行括注，我在节度使辖州以及州辖县上也借鉴了这种做法。至于章节目录中一些特定的用语，像“承”、“暨” 等词，都是我这一卷里面特有的。在概述编与考证编里政权名称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概述编政权名实际涵盖了政区的情况，而考证编的政权名是没有政区含义的，所以政权之间会用“承”或“暨”，也会出现称为“某某（政权）辖境政区沿革”的情况。

澎湃新闻：断代政区地理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标（基）准年的选取，在该书考证编的拟目中您为何选择后梁贞明六年（920）作为考证标准年？
李晓杰：在《五代十国卷》中所出现的基准年和标准年名称，实际区别不大。一般我们进行政区地理考证会选取一个考证的标准年，也就是一个标准的断代，作为叙述的目录，之前之后的变化都反映在这个目录当中。但书中为什么又出现了基准年的称法呢？那是因为在概述编里，叙述每个政权时也需要用到标准年，我怕读者把它与考证编中的标准年混淆，所以就又换了一个词，在概述编里面以基准年作为各个政权政区叙述目录的标准年。全书概述编中每个政权政区一个基准年，共15个，而考证编只有一个标准年，这些主要都是为了叙述上的便利。
至于为什么选择920年作为考证编的标准年，确实有所考虑。这个考虑最主要的前提就是叙述上的便利。当时我们开过一次这套通史编纂人员的编撰会，会上有老师建议我以后唐灭前蜀的925年作为标准年，因为当时政权所含的地域最广，拟目可能比较方便。但是我后来为什么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用了后梁的920年呢？我的考虑是，还是用五代最初的一个政权可能比较好，这样可以在目录上不打乱梁、唐、晋、汉、周的顺序。其次，920年还能够兼顾南北方政权。太早的话南北方还有很多小的割据政权，而到了920年，政权的数量相对就比较少了，北方只剩下后梁、晋王、岐王、定难和归义，南方为前蜀、荆南、楚王、吴、吴越、闽王、南汉，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当时称王或者称帝。这些因素综合考量下来，就觉得920年比较合适，因为再往后面，后梁就快不存在了。
总之，我首先想以后梁作为开始，其次我还想以后梁时期内政权数目最少，然后还要考虑到南方基本上已经称王称帝。这样的话从拟目角度来说，目录就会显得比较规整，政权数目也不是那么多。

澎湃新闻：对于不是专门研究政区地理的人来说，若想参考该书的研究成果，具体应该如何利用这本书？
李晓杰：我觉得对于一般的史地爱好者来说，看概述编和后面的图表就可以了。我也接到过国内一些读者的来信，还没有人反映这本书他们看不明白，只是觉得看得有些吃力。其实这本书我觉得一般人也很难系统地去看，要查阅的话就看概述编，想知道具体考证过程再去翻考证编。后面所附的表，其中节度使沿革表（《五代十国方镇建置沿革表》）只是一个时间表，没办法看辖区的，但每个方镇的序号和概述编中的序号一致，可以方便查找。节度使辖区的沿革表（《五代十国政区沿革表》）不仅有时间的变化，还有地域的变化在里面，通过阅读表格也能很快了解想知道的情况。按理说有地名索引的话可能更方便，不过从印刷成本考虑这套书都没有，所以有人建议在全套通史出齐以后可以考虑编制一个总索引。

澎湃新闻：五代十国时期除了节度使（方镇）、州、县这三种最基本的行政区划单位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军”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李晓杰：五代十国时期的“军”应该是从唐代承继而来，但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化。从政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有一个从军事的“军”到行政的“军”的逐渐转化过程。五代的“军”比较复杂，向行政转化的“军”级别有三种：直属京军、准州级军、县级军。这是五代的特色，到宋的时候“军”的情况就开始简化了。
我们怎样判断五代时期“军”的级别呢？其实主要是通过统辖关系来判断的。由某县（或县级政区）而升置，一般仍领原县并由某政权直接统辖的称为直属京军；由某县一部分地区升置（不领县）或降某州而置（领县）并由某节度使统领称为准州级军；升某县内的镇、监等军事、经济要地或降某州为军，其下皆不领县，由某州统领，我们称之为县级军。

澎湃新闻：通过三个不同时段（先秦、东汉、五代十国）政区地理的研究，您认为这三个时期政区各有什么特点？由此您认为断代政区地理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李晓杰：先秦时期政区尚处于逐渐完善阶段，为雏形期。真正地遍设政区，应该是在秦统一之后，之前的政区在形式上我觉得也比较简单，像郡与县。层级也是慢慢形成的，从春秋到战国，而且不一定在某一政权统辖范围内遍设政区。
总体来讲，先秦政区属于草创阶段，我们对于其内部的一些运行机制了解得也不是很详细，而两汉政区就比较成熟了。东汉虽然仍是郡（国）县两级，但是东汉边境政区的变动比较明显，像西北的金城郡经常内迁，西南的政区也常受到周边少数部族的影响。东汉边郡的变动比较明显，这和当时东汉统治力量的强弱变化有很大关系，因此也就出现了“侨置郡”的问题。
另外，东汉郡国的“国”是虚的，已经和郡的性质没什么两样了，只不过还保持这一名称而已，更不用像西汉那样担心王国叛乱割据了。五代十国时期随着政权的频繁更替，政区的归属变动比较频繁。另外，有一些新置政区的出现也比较明显，像南方一些政权把自己统辖区域内政区的幅员进一步划小。北方的新置政区不如南方频繁，但节度使的军号随着政权变动而更改的较多。还有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基本行政区划单位的种类已经明显增多。
所谓政区地理与沿革地理最大的区别，就是沿革地理着重纵向的行政区划建置的改变，而对行政区划辖区的揭示不明显。政区地理实际上重点关注的是横向的政区辖区的变化情况，同时并没有舍弃对纵向的政区变动的关注，换言之，政区地理是在沿着政区纵向变化展开的同时对横向政区的辖区变动进行关注与揭示,而沿革地理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它只关注政区纵向时间内的变化，即在不同的时间里政区是如何变动的，并不涉及在同一年里不同政区及其辖境的状况。例如沿革地理可以告诉你某一政区唐代如何，宋代如何，但是无法告诉你在唐代或宋代某一年该政区与其他并存政区的状况。而政区地理不仅可以告诉你某一政区（包括辖境）逐年的变化，而且还可以逐年揭示不同政区及其辖境在同一年的变化。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各政区与割据势力兴衰示意图表》（《五代十国卷》卷首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