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房間的中央發傻。誰能告訴我，兩個半月的行李，中間包括25場舞臺劇，五個城市的宣傳，三個電影宣傳，兩次廣告工作，該怎麼理才能收進一個行李箱？真希望宣傳能有制服，每天都穿制服！555555”
刘若英在微博上诉苦。
莫文蔚则展示了出行的行李阵容，就是题头图片所显示的，一溜八个大箱子，编了号。
谈到理行李，我马上想起一个天才：张爱玲。不过，她的经验对演艺界人士没什么助益。（还是用李英爱的一句话启迪一下她们：拥有太多反而无法成为生命的行李。李同学是汉阳大学德文系的高才生，“宁可多晒一下午太阳”而推掉不合适的剧本。）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写道：
她们母女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永远是在理行李,因为是环球旅行家,当然总是整装待发的时候多。九莉从四岁起站在旁边看，大了帮着递递拿拿，她母亲传授给她的唯一一项本领也就是理箱子，物件一一拼凑得天衣无缝，软的不会团皱，硬的不会砸破砸扁，衣服拿出来不用烫就能穿。有一次九莉在国外一个小城里，当地没有苦力，雇了两个大学生来扛抬箱子。太大太重，二人一失手，箱子在台阶上滚下去，像块大石头一样结实，里面声息毫无。学生之一不禁赞道：“这箱子理得好！”倒是个“知音”。
这一人生体验用在了《半生缘》里。
世钧第一次从南京回来，曼桢急着想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了她好好收过的箱子：
曼桢道：“你母亲好么？家里都好？”
世钧道：“都好。”
曼桢道：“他们看见你的箱子有没有说什么？”
世钧笑道：“没说什么。”
曼桢笑道：“没说你理箱子理得好？”
世钧笑道：“没有。”
——看样子“知音”不多。
理行李，不仅是张爱玲的生活细节，更体现了她的生存境况。
小时候，妈妈和姑姑是“漂亮的女客”，来去匆匆，脚边摆着许多箱包。
而她自己，是“小客人”，一会在老宅子里，一会在新房子里。
1938年，她十八岁，从父亲家逃出后，借居在姑姑家；在港大，住在集体宿舍；回上海后，又寄居在姑姑家 ，从大公寓，搬到小公寓。1952年去香港，再去美国，从此居无定所。搬来搬去，四处漂泊，能带的东西不多。
《浮花浪蕊》里，主人公借用的是她自己从上海去香港的经历：
到广州的火车上她乘硬席，照苏俄制度，卧铺男女不分。上铺仿佛掩蔽些，但在车顶上彻夜灯光雪亮，正照在上铺上。和衣而卧，她只要手一碰到衣钮，狭窄的过道对面铺位上男子的眼光就直射过来。下铺一个年轻的女人穿洋服，打着两根辫子，跷起腿躺着看画报，唱着革命歌曲。这许多的人到香港去干什么?洛贞天真的想着。
到广州换车，在旅馆过夜，是一幢破旧的老洋房，也无所谓单人房，都极大，屋顶有二层楼高。广州大概因为开埠最早，又没大拆建，独多这种老洋房，热带英殖民地的气息很浓。天还没黑，她想出去走走。一上街，阳光亮得耀眼——这哪是夕阳?马路倒宽，旧了有点坑坑洼洼，没什么车辆来往，街心也摆吃食摊子，撑着个简陋的平顶白布篷，倒像照片上看到的印度、、、
罗湖的桥也有屋顶，粗糙的木板墙上，隔一截路挖出一只小窗洞，开在一人高之上，使人看不见外面，因陋就简现搭的。大概屋顶与地板是原有的，漆暗红褐色。细窄横条桥板，几十年来快磨白了，温润的旧木略有弹性，她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中也是踩着一软一软。桥身宽，屋顶又高，屋梁上隔老远才安着个小电灯，又没多少光漏进来，暗昏昏的走着也没数，不可能是这么个长桥---不过是边界上一条小河——还是小湖？罗湖。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璄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认为还不够安全，忽然撒脚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
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广东人有时候有这种清瘦的脸，高颧骨，人瘦手长，眉毛根根直竖披拂，像古画上的人物。不知道怎么忽然童心大发起来，分享顾客脱逃的经验，也不知是否亲眼见过有人过了桥还给逮回去，言语不大通，洛贞也无法问他；天热，跑累了便也坐下来，在树荫下休息，眺望着来路微笑，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同车的旅客提着行李，也都陆续来了，有的也在树下坐一会。
老脚夫注意到她有只旧皮箱绷开了，锁不上，便找出要命麻绳来，给它拦腰捆上两三道。她谢了又谢，要多给点钱，他直摇手不肯要。
到香港后，她去了一趟日本，炎樱在那里。《浮花浪蕊》里，从大陆到香港是插入的回忆，主要写的是这段去日本的旅程：
这只货轮特别小，二等舱倒也有一溜三四间舱房，也没有上下铺，就是薄薄一只墨绿皮沙发，墙上还装着白铜小脸盆，冷热水管，西崽穿白长衫，只有三尺之童高，年纪也不小了，把一只镶铁大板箱竖在地下连抱带推，弄了进来，再去一一拎皮箱，不声不响的，大概是广东人。洛贞很不过意，又有点奇怪，这小老西崽为什么低眉顺眼的，一副必恭必敬的神气。她穿得也并不讲究，半旧鱼肚白织锦缎袄，铁灰法兰绒西装裤，挽着大衣手提袋外，还有自己旧打字机。她迟疑了一下，看来一路都是他伺候，下船的时候一并给小费，多给点就是了，因此只谢了一声。他好会意，点了点头，便溜了出去。
她一个人在舱中理着行李，方始恍然，看见箱子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各国邮船招纸，一望而知曾经周游列国。都是姐姐的旧箱子。
妈妈在这篇小说里化身为姐姐，行李箱是同一只。
1955年张爱玲从香港坐船去美国，行前是邝文美女士帮她理的行李，她在船上含泪给邝女士写信：“你替我的箱子pack(收拾)得那么好,使我 unpack(打开行李)的时候也很难过。”邝女士给她理行李的时候，也许她会想起妈妈，她一直生活在童年阴影中。
司马新先生的《张爱玲在美国》一书，记载了张爱玲与赖雅1957年从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搬到彼得堡某一公寓的情况：“这一年的春天迟迟才来到新罕布什尔，4月初还刮了一次暴风雪。4月13日，他们开始搬家，他们的箱子和纸板盒共有二十件，主要是书和稿子、信件等。”
这些箱子里的书主要是赖雅的，后来卖掉了。“我们十月底离开这里，在纽约住一星期料理点琐事，乘飞机到洛杉矶去，趁这机会卖掉ferd存在堆栈里的几千本书，至少够来回旅费。”（1958-9-22张爱玲致邝文美信）
张爱玲的妈妈长期在国外旅居，虽然曾在衣厂做过工，但主要生活来源是变卖从中国带出去的几只衣箱里的古董。1958年过世后，留下了最后一只箱子给女儿，运到了彼得堡。张爱玲夫妇俩称之为“宝藏”。“这些古董后来逐个变卖以贴补他们收入之不足”。到1965年2月，张给邝文美女士的信还写到：“最近我把存着的箱子拿了一只出来，第一次用她给我的鳄鱼皮包。”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一直独居，租住的公寓很小，也没有什么家具。有几年时间，为了摆脱蚤子，她从这个汽车旅馆搬到那个汽车旅馆。有时间隔很近，的士不愿载，她只能自己慢慢搬。年纪越来越老，身体也越来越弱，行李能扔的尽量扔掉：“前天理行李，匆匆翻看有没有能扔的，减轻负担、、、”（1987-3-28致邝文美、宋淇的信），如此“三搬当一烧”，很多东西丢失了，书信，手稿，甚至证件。
“1995年9月初，张爱玲自知大限已近，但并不想找林式同求救。因她临终仍不想麻烦人。只是将重要证件放进手提袋，留在门边。”
“宋以朗的父母宋淇和邝文美夫妇作为张爱玲生前最亲密的朋友，依照遗嘱保留了这位客死他乡女作家遗留下的14个箱子。《小团圆》的手稿就是从这14箱遗物中发现的。他们将11箱交给了与张爱玲有几十年出版合作关系的台北皇冠出版社保管，而把几百封他们与张爱玲的来往书信、张爱玲使用过的日常用品，合计3箱留在家中”。
“直到2007年邝文美离世，宋以朗才明白家中摆放的3个扁平而破旧的牛皮纸箱里藏着的秘密有着怎样的价值。这些外表毫不起眼的纸箱子里，装的都是张爱玲的遗物。当中除了张爱玲的证件、信件、书稿之外，还有衣服、口红等日常用品，甚至还有张爱玲的假发、眼镜、手表、笔、化妆品以及6双没来得及穿的毛巾绒拖鞋”。
因为生存的境况，张爱玲成了一位极简主义者。
她曾跟邝文美女士谈到，“我这人只有一点和所有女人一样，就是不喜欢买书。在乱世中买书，丢了一批又一批，就像有些人一次又一次投机失败，还是不肯罢手。等到要仓皇逃难，书只能丢掉，或三钱不值两钱地卖掉，有如女人的首饰，急于脱手时只能削价贱卖；否则就为了那些书而生根，舍不得离去，像某某某那样困在国内。”
一方面是客观上不允许，另一方面是主观上不想因此而“生根”。“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与物质上的简省相应，她在精神方面也需求不多。
1974年，她罕有地接待庄信正和太太殷允芃的来访，庄太太后来记下了她说的话：“我很惊奇，台湾描写留美的学生，总觉得在美国生活苦，或许他们是受家庭保护惯了的。我很早就没了家族，孤独惯了，在哪儿都觉得一样。而且在外国，更有一种孤独的借口”。（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愿意孤独的人永远孤独”。
孤独的人也许走得更远。

《小团圆》里，张爱玲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理行李的时候，露很喜欢楚娣有一只湖绿色小梳打饼乾筒。
楚娣便道：“你拿去好了，可以装零碎东西。”
“你留著用吧，我去买这么一盒饼乾就是了。”
“你拿去好了，我用不著。”
九莉想道：“二婶三姑这样的生死之交，会为了一只小洋铁筒这样礼让起来。”心下惘然。
那样的交情还这样的礼让，是因为谁都不想欠谁。
张爱玲小的时候，主动提出不再学钢琴，把这件省钱的事，“当做礼物送给”父亲。
对妈妈，对姑姑，她一直说，用了她们的钱她一定会还的。她也真的还了，用写作的收入。
张爱玲一生只有三个最好的朋友，少年时的张姓同学，大学同学炎樱，还有邝文美。她在信中跟邝女士说，“Fatima（炎樱）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 illusions（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那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
张爱玲一生只有三次恋爱：胡兰成，在正确的时间遇见的错误的人；桑弧，在错误的时间遇见的正确的人；赖雅，在错误的时间遇见的错误的人。
他们只是旅途中某一段偶遇的旅伴，她似乎从没有产生过依恋，因此也没有成为感情上的负担。
胡兰成那一段可能曾经是个包袱。当他落难时，她把两部电影编剧所得的钱送给了他。不是因为爱，而是想解脱，不想欠谁，不想负疚。包袱慢慢、轻轻地放下了。
对于有自省能力的人来说，负疚感是人生最重的行李。
她了解赖雅，“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penniless(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很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她和他生活在一起，从没有傍他的意思，沾光的想法，所以也不觉得欠他什么。倒是赖雅最后两年卧病在床，张爱玲一定会再一次加深无力感，任何感情，都会成为负担，她过去无力承担，以后更是背不动了。
赖雅1967年过世，从此她再次一个人前行，离群索居，直到终老。
那一年，她47岁。
从22岁开始，就是一般女子大学毕业的年龄，她一直用自己的写作收入维持简单的生活。
不像某些瞧不起她的女名人，靠做权贵的遗孀，靠早年的名气和后来的沉默，靠适时的歌德获得舒适的生活，沦为体制上的寄生虫。
今年是我阅读上的“张爱玲年”，越了解她，我就越敬重她。

女文青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