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于《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等，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和《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而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至于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研究《演义》的成书过程，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三国志演义》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纲目》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下称《演义》）主要是依据民间讲史，还是依据史传来建构故事，展开叙事的？对此，研究者一直持有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罗贯中主要是“依史以演义”[1]的。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即称《演义》的最大特点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2](P227)其所谓“据正史”，意即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采小说”，盖指宋元以来的“说三分”及三国戏等；概言之，《演义》乃是作者依据正史，间采小说编演而成的。鲁迅先生也指出《演义》是罗氏“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3](P129)。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演义》是“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的[4](P18)；尤其是《三国志平话》，乃是《演义》创作的蓝本，是《演义》“建构情节的主要依据”[5](P741)，它“无论在情节上，或对人物的评价上，都已为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画出了基本轮廓”[6](P300)。新近出版的《明代小说史》也称《演义》“在艺术结构上，以《三国志平话》为框架，充分利用史料和民间传说，以蜀汉为中心，并以蜀汉与曹魏的斗争为主线，写出了一个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7](P49)
这两种意见，究竟哪一种更接近于《演义》创作的实际情形呢？笔者倾向于认同第一种，即《演义》是“据正史，采小说”写成的。不过，它依据的不仅是《三国志》等纪传体正史，同时还有两部连续记述三国史事的编年体史著——《资治通鉴》（下称《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下称《通鉴纲目》）。何以见得呢？且让我们结合《演义》和有关的文献材料来尝试证之。

无可否认，罗贯中创作《演义》，确曾从《三国志平话》（下称《平话》）之类的民间讲史以及三国戏中采撷过一些素材。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七章就曾将《平话》与《演义》中相关的十九个故事作过简略对照，认为“《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情节，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都已包括进去”。许多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
不过，笔者认为，对此似乎还需要作一点细致的分析，因为当我们仔细地将《平话》、《演义》与《资治通鉴》等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时，结果却发现《平话》中的“关公刺颜良”、“先主跳檀溪”、“赵云抱太子”、“张飞据桥退卒”、“赤壁鏖兵”、“孔明七擒七纵”、“孔明斩马谡”、“秋风五丈原”等故事，《演义》虽也写到了，可却与《平话》差异很大，而与《通鉴》、《三国志》及裴注所记倒相当接近，甚至就连不少话语也直接撷自《通鉴》等史书，也就是说《演义》中所写的这些故事，恐怕主要不是因袭于《平话》，而是《通鉴》等史书。
而即使是两者确实相关的内容，例如“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战吕布”、“王允献董卓貂蝉”、“曹操勘吉平”、“云长千里独行”、“古城聚义”、“三顾孔明”等，《演义》也不是简单地从《平话》中移植过来，而是根据其叙事意图，对原有的故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改动和补充，以使其更谐合于《演义》整体的叙事风格，两者的文字出入是颇为明显的。
周兆新的《从“说三分”到〈三国演义〉》一文，即通过两者的比较，指出：“《平话》只记录了‘说三分’的故事梗概，文笔很粗糙，往往辞不达意，全书共八万余字，其中将近一半情节与《演义》并不一致。像这样一本简陋的小册子，不可能对罗贯中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8]在《元明时代三国故事的多种形态》一文中，他甚至还说：“《演义》也不一定是直接依据《平话》这部书改编而成。……《平话》共包含六十多个三国故事，其中将近一半以上并不见于《演义》。另一些故事虽然与《演义》重复，但基本情节常有较大出入”，因此“《演义》对于《平话》这部书而言，似乎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9]
退一步说，即便两者确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如上述所举的“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战吕布”等，也并非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三国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小插曲（有些还是虚构的），远不足以全面地反映三国兴废成败的整个历史过程，所以正史尽可将它们略而不载或一笔带过。而《演义》中许多能够反映朝代兴废的大事，如孙策略定江东，曹操灭袁绍、定辽东，及姜维用兵，司马氏父子擅权等等，《平话》中反倒不曾叙述。因此，《平话》不大可能成为洋洋七十余万字的《演义》建构情节、叙述故事的主要依据，当然更不能说它是《演义》的雏形了，而顶多只能说它是《演义》的取材对象之一。

“三国戏”更是如此。陆树仑等人的《三国故事在元代》一文在论述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时，即指出它们与《演义》“差异很大，很难看出其间是一种演变关系”[10]。
至于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等（主要指那些为《通鉴》所不取的内容），虽然能够为《演义》提供比较丰富的历史材料，但也同样无助于《演义》整体叙事框架的形成。因为它们是以人为纲，以事系人，故而将事件、史实分散于若干人物的传记之中。
这样，本来完整的历史事件和史实，一下子便被肢解、切割为若干个“碎片”，观者置于这些“碎片”之中，不仅很难把握一个事件的概貌，而且也不易了解各个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因为历史上年不一事，事不一人，而纪传体中凡与某事有牵涉者，必然都要书上一笔，这样，就不仅重复，还容易导致中心不明，主次混杂的弊病。
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就曾指出：“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名篇，动逾百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盖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富，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文已患之。”[11]（P215）
因此之故，罗贯中也就不大可能借助于《三国志》等纪传体正史来获得长篇演义的结构意识。

相形之下，只有司马光的《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才能为罗贯中组织错综繁杂的历史材料，构筑长篇演义的叙事框架等提供极为有益的借鉴，因为它们打破了《三国志》纪、传、书、注各自分离的束缚，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将汉末至西晋统一间的重要历史人事逐年排比，次第铺叙，使得三国历史条理分明，轮廓清晰，极便于人们从时空两个方面来整体地把握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历史人物的相互关系，洞察三国时期兴废争战的整个过程。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通鉴》和《通鉴纲目》长于反映历史上治乱兴衰之迹的这一叙事特点，曾经对《演义》的成书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鲁迅先生所说的，《演义》是罗氏“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加以推演而写成的。可实际上《通鉴》早就做过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工作，罗贯中只须在《通鉴》的基础上，间采平话、戏曲以及其他相关的历史素材，加以推演就可以了，毋烦另起炉灶。
然而，历来探讨《演义》成书过程的学者却很少重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有人偶尔提及《通鉴》、《通鉴纲目》对《演义》成书的影响，那也只是片言只语，未加论析。所以，笔者不避浅陋，以下试从《演义》的外在形式、思想倾向及其内在结构等方面，来初步探讨一下《通鉴》和《通鉴纲目》对《演义》成书所起的重要作用。

今存《演义》的多种明代刊本，都自称是“按鉴”或“按鉴演义”的产物。所谓“按鉴”，即是按《通鉴》特别是《通鉴纲目》。这些刊本主要有：

1、明万历20年（1592）建阳双峰堂余象斗刊本，卷端书名：《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
2、明万历24年（1596）建阳诚德堂熊清波刊本。其卷2、卷5-20题为《新刊京本按鉴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
3、明万历年间建阳双峰堂余象斗刊本，卷13-18题为《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4、明建阳种德堂熊冲宇刊本，卷端书名：《新锲京本校正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5、明万历33年（1605）建阳郑少垣联辉堂刊本，卷端书名：《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6、明万历38年（1610）建阳杨闽斋刊本，卷端书名：《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7、明建阳汤宾尹刊本，卷端书名：《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
8、明建阳黄正甫刊本，卷端书名：《新刻考订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9、明建阳藜光堂刘荣吾刊本，卷端书名：《新锲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
10、明建阳杨美生刊本，卷端书名：《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
11、明建阳魏氏刊本，卷端书名：《二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
12、明建阳佚名氏刊本，卷端书名：《新刻京本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这些刊本的书名也许带有某些广告的意味，但是它们之所以打着“按鉴”的旗号来做广告，这说明它们与《通鉴》、《通鉴纲目》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

这种关联，首先即表现在《演义》分卷、分则、立题目的记事格式上。以往人们多认为《演义》采用分卷、分则、立题目的叙事体式（也即章回体式），主要取鉴于讲史，因为“讲史说的是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讲史不能把一段历史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说以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12](P15)
这种说法虽有一定根据，却失之于片面。据笔者考察，《平话》也好，《演义》也罢，其分卷、分则、立题目，恐怕皆非直接导源于“讲史”的分次讲述，而是根据阅读的需要，主要取法于史传、戏剧特别是《通鉴》、《通鉴纲目》的记事格式而形成的。因为《通鉴》即采用分卷记事的方式，其叙事往往先提其纲，后原其详，并且还有一部《通鉴目录》与之配套，以便于读者能按目录索检《通鉴》每卷所记历年发生的重大史事。
朱熹的《通鉴纲目》则仍病于《通鉴》“凡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13](P26)，而有意将《通鉴》与《通鉴目录》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简易明了的“纲目”体。这种“纲目”体的特点是，叙事时先立其“纲”，以撮括史事之大要，用大字醒目地标出，再以“节目疏之于下”，对史事进行具体记述，用小字低一格书写。这样，全书便显得纲举目张，雁行有序，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而“讲史”一开始说的就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14](P306)，《演义》亦不例外，故其分卷、分则、立题目的外在结构体式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得力于《通鉴纲目》之记事格式的孕育。关于此点，笔者曾在《古代长篇小说章回体制的形成原因及过程新探》一文中作过比较详尽的论述，可以参看[15](P164-169)。这里只就《演义》与《通鉴纲目》在分卷、分则、立题目方面的关联作些补充论述。

两相比较，只不过《演义》之则目比《通鉴纲目》之“纲”要简练、规整一些而已，至于正文的具体内容虽有繁简之别，但其基本事实大体一致。因此，《演义》之章回体式的设立，明显地仿袭或借鉴了《通鉴纲目》分纲、立目的记事格式。

其次，《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关联，还表现在其每卷常要标明叙事的年代起止，以及正文频繁地采用帝王的纪元朝号来编年叙事等方面。《通鉴》、《通鉴纲目》每卷前面即记录该卷所发生的事情起自何年、止于何年，一共经过多少年。
如《通鉴纲目》所记三国时期的史事，其卷十四开头即标明：“起已丑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尽丁丑汉后主建兴五年，凡十九年。”卷十五开头标明：“起戊申汉后主建兴六年，尽壬申汉后主延熙十五年，凡二十五年。”卷十六开头标明：“起癸酉汉后主延熙十六年，尽已亥晋武帝咸宁五年，凡二十七年。”不仅每卷开头皆标明了年代起讫，而且在东汉灭亡后还黜魏年而以蜀汉为正统。
《演义》的不少版本亦沿袭此例。如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即是如此，这里姑且抄录其后几卷的年代记录，以见一斑：

卷六“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岁，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岁，首尾共八年事实。”
卷七“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至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壬寅，首尾事实凡四年。”
卷八“起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吴黄武元年壬寅，至蜀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戊申，首尾共七年事实。”
卷九“起蜀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戊申，至蜀延熙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吴建兴二年癸酉，首尾共二十六年事实。”

其中，《演义》卷九与《纲目》卷十五所记的年代起讫大致相同，而且这几卷也是以蜀汉为正统。虽然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取代汉献帝即位，改元“黄初”，国号“大魏”，但是《演义》并未改用曹魏的纪元朝号，仍坚持用“建安二十六年”来编年叙事，其标题中还明言“废献帝曹丕篡汉”；而到刘备登基时，标题中则说“汉中王成都称帝”，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甚为明显，而正文部分的编年叙事，这才开始换用蜀汉的“汉章武”年号，以承续献帝的“汉建安”年号，几乎完全按照《通鉴纲目》的编年方式和次序来加以演绎。
例如，这几卷的正文开头，就是这样叙事的：
卷六：“建安十七年，岁在壬辰，春正月，刘玄德与益州牧刘璋大会于涪城。”
卷七：“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魏王曹操退兵至斜谷，欲还许都。”
卷八：“章武二年夏六月，东吴陆逊大破蜀兵于猇亭夷陵之地。”
卷九：“时蜀建兴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陆逊大破于石亭。”

不仅如此，《演义》作者在其叙事的过程中，还秉承了《通鉴纲目》以一字定褒贬，微言见大义的“春秋笔法”。朱熹曾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櫽括，别为一书。”[16](P )其所谓“别为一书”，即指《通鉴纲目》。
在该书中，他采用“春秋笔法”，对《通鉴》多有修正，用意即在于“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17]。例如，《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记载：“（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罢三公官，复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以曹操为丞相。”《纲目》卷十三即改为：“夏六月，罢三公官，曹操自为丞相。”《演义》卷八第七则亦叙云：“曹操罢三公之职，自为丞相。”《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诏魏王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纲目》卷十四改为：“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车服，出入警跸。”《演义》卷十四第六则亦云：“曹操既受王爵，冕十二旒，乘金银车，驾六马，用天子车服仪銮，出警入跸于邺郡。”

朱熹还曾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解。”[18](P26) 明确表示对《通鉴》帝魏寇蜀的不满，所以在《纲目》中，他便反其道而为之，凡是《通鉴》中写蜀汉“寇魏”的地方，均改为“伐魏”；而曹魏“伐蜀”则一律改为“寇汉”。例如，《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记载：“（魏太和四年）秋七月，大司马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请由斜谷伐之。”《纲目》卷十五则云：“（汉建兴八年）秋七月，魏寇汉中……”《演义》卷二十第八则的标题亦云：“仲达兴兵寇汉中。”又如，《通鉴》卷七十二《魏纪四》记载：“（魏青龙）二年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纲目》卷十五则改为：“（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演义》卷二十一第二则记为：“是年，乃建兴十二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军士，已经三年，粮草丰足……可以伐魏，以报先帝知遇之恩。今番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誓不见陛下也！”
这些地方，均可见出《演义》对于《纲目》之书法义例的有意承袭。 除此以外，《演义》在叙事时还往往要对重大的事件、著名的战役和主要人物的生卒时间等等，标明比较真实、具体的纪元朝号和日月。据笔者统计，全书中标出纪元朝号和日月的地方约有120余处，它们昭示了全书的主干部分确实是按照《通鉴》编年体的结构形式叙写的，其朝号的变换、岁月的流转与人事的变迁，颇为清晰地标示出了三国兴亡成败的整个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