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读经读傻了
读书本为疗愚，但也不一定。古今中外，读书读傻了的人可不少。在确立真知正见之前，读任何异端外道的书都有可能产生弊端，孔子早就指出：“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详见东海《论语点睛》的解释）
《老子》、《庄子》都是中华智慧经典，毕竟属于外道，与儒家相比，对宇宙本体（即“第一性”）、生命本性的认证毕竟不够透彻，如果不善读，也会塞智致愚。例如，道家喜欢玩辩证法，可惜常常过头了，绝对化了。
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云云。此言深刻和片面并存。
事实上的信不同于审美上的美，道德上的善不同于逻辑上的辩，道境界的智不同于“学”境界的博，当然。但是，两者不是你死我活绝对矛盾的，信言不一定不美，美言不一定不信；善者不一定不辩，辩者不一定不善；知者不一定不博，博者不一定不知。有些书既是信言也是美言，有些人既是善者也是辩者，既是知者也是博者。
又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云云，有道理，但不是绝对的，深刻，又不够深刻。正奇本是一体两端，善妖常在一线之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是一般情况，说明正和善还不到位，未达极致。会变成盗贼的圣贤不是真圣贤。
负负得正，奇奇得正，但不能说：正正为奇，善善为妖。极左可能转变为极右，极右可能转化为极左，中庸之道则不会在极左极右之间摇摆；佛教有不退转之说，在道德上，佛教的佛、儒家的圣的都是永不退转的，这叫：大正不奇，至善不妖。
又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等等言论，都不够圆融，如果再“不善读”，更会离题万里，或认为任何言语文章都没了意义，沉默是最高明的，或把圣贤当成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或
丧失了基本原则，泯灭了是非观念，一切都“无是无非无可无不可”了。
“无可无不可”是孔子说的话，意思是说，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而考虑怎样做适宜，不一定这样做，也不一定不这样做。《孟子万章下》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用之则行，得时而驾，舍之则藏，随遇而安，或出或处，毫无执著。
《论语》马融注：“亦不必进，亦不必退，唯义所在。”儒家“无可无不可”的前提是一切以道义为准。行权前提是守经，坚持原则不动摇。
其实道家本来也是有原则的，堪称中国特色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可是，某些道家末流却丧失了对大是大非问题的辨别能力或兴趣，认为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都没理也都有理，认为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及其“主义”其实没有什么高低好坏是非对错可言，甚至认为救世与祸世、救人与害人没有区别，孔子与盗柘殊途同归。
树立儒家正知见后，再读道家经典，见道家人物，对“真理多走了一步就成为谬误”这句话的体会会特别深刻。
不过也要注意，儒家经典虽是开发智慧的最佳工具，但并非绝对没有“风险”。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里的书，指的是《尚书》，五经之一。《尚书》尚且不可拘泥不可尽信或迷信，何况其余？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举了一个例子：
“汉人学古而不得其道，矫为奇行而不经，适以丧志。若韦玄成避嗣父爵，诈为狂疾，语笑昏乱，何为者也？所贵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於狂乱，复何以载道哉！箕子之佯狂，何时也？虞仲断发文身，过矣，盖逃於句吴而从其俗以安，非故为之也。然而亏（礼）[体]辱亲，且贻后嗣以僭王猾夏之巨恶矣。且古之诸侯，非汉诸侯之比也。国人戴之，诸大夫扳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则不可得而辞也。若夫玄成者，避兄而不受爵，以义固守，请於天子，再三辞而可不相强，奚用此秽乱辱身之为以惊世哉！丞相史责之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乃能垂荣於后。’摘其垂荣之私意，而勉之以文义，玄成闻此，能勿愧乎？士守不辱之节，不幸而至於死，且岳立海腾以昭天下之大义；从容辞让之事，谁为不得已者？而丧其常度，拂其恒性，亦愚矣哉！韦氏世治经术，而玄成以愚。学以启愚也，不善学者，复以益其愚；则汉人专经保残之学，陷之於寻丈之间也。”
韦玄成字少翁，鲁国邹人，生年不详，卒于汉元帝建昭三年。少好学，谦逊侠士，尤敬贫贱，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又以明经擢谏大夫，迁大河都尉。父贤死，玄成佯狂让爵于兄，朝议高其节。王夫之认为“让爵”虽高，“佯狂”不可，是“丧其常度，拂其恒性，亦愚矣哉！”
话说回来，儒经毕竟是大中至正的“正经”，即使因“学古而不得其道”而“矫为奇行而不经”（不正常也），因“不善学”而“复以益其愚”，也是善良的愚，属于智慧问题。佛道两家外道，比儒家差一点，终究是良性的，即使“不善学”，会化，一般不至于邪恶化。
法家马家等恶性外道则不一样。在确立真知正见之前“攻”之，不仅容易变傻，而且一不小心就会产生品质问题，变恶。从历史上和整体上看，儒门中善人最多，佛道两家善多恶少，法家马家则恶多善少，少数善良人士，善的程度亦有限。法家马家都不承认良知为本性，错认习性为本性，且对手段的恶都缺乏戒备并有依赖性，很容易导出巧智邪智，激发恶习恶念。2011-3-8东海儒者余樟法
读书本为疗愚，但也不一定。古今中外，读书读傻了的人可不少。在确立真知正见之前，读任何异端外道的书都有可能产生弊端，孔子早就指出：“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详见东海《论语点睛》的解释）
《老子》、《庄子》都是中华智慧经典，毕竟属于外道，与儒家相比，对宇宙本体（即“第一性”）、生命本性的认证毕竟不够透彻，如果不善读，也会塞智致愚。例如，道家喜欢玩辩证法，可惜常常过头了，绝对化了。
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云云。此言深刻和片面并存。
事实上的信不同于审美上的美，道德上的善不同于逻辑上的辩，道境界的智不同于“学”境界的博，当然。但是，两者不是你死我活绝对矛盾的，信言不一定不美，美言不一定不信；善者不一定不辩，辩者不一定不善；知者不一定不博，博者不一定不知。有些书既是信言也是美言，有些人既是善者也是辩者，既是知者也是博者。
又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云云，有道理，但不是绝对的，深刻，又不够深刻。正奇本是一体两端，善妖常在一线之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是一般情况，说明正和善还不到位，未达极致。会变成盗贼的圣贤不是真圣贤。
负负得正，奇奇得正，但不能说：正正为奇，善善为妖。极左可能转变为极右，极右可能转化为极左，中庸之道则不会在极左极右之间摇摆；佛教有不退转之说，在道德上，佛教的佛、儒家的圣的都是永不退转的，这叫：大正不奇，至善不妖。
又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等等言论，都不够圆融，如果再“不善读”，更会离题万里，或认为任何言语文章都没了意义，沉默是最高明的，或把圣贤当成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或
丧失了基本原则，泯灭了是非观念，一切都“无是无非无可无不可”了。
“无可无不可”是孔子说的话，意思是说，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而考虑怎样做适宜，不一定这样做，也不一定不这样做。《孟子万章下》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用之则行，得时而驾，舍之则藏，随遇而安，或出或处，毫无执著。
《论语》马融注：“亦不必进，亦不必退，唯义所在。”儒家“无可无不可”的前提是一切以道义为准。行权前提是守经，坚持原则不动摇。
其实道家本来也是有原则的，堪称中国特色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可是，某些道家末流却丧失了对大是大非问题的辨别能力或兴趣，认为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都没理也都有理，认为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及其“主义”其实没有什么高低好坏是非对错可言，甚至认为救世与祸世、救人与害人没有区别，孔子与盗柘殊途同归。
树立儒家正知见后，再读道家经典，见道家人物，对“真理多走了一步就成为谬误”这句话的体会会特别深刻。
不过也要注意，儒家经典虽是开发智慧的最佳工具，但并非绝对没有“风险”。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里的书，指的是《尚书》，五经之一。《尚书》尚且不可拘泥不可尽信或迷信，何况其余？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举了一个例子：
“汉人学古而不得其道，矫为奇行而不经，适以丧志。若韦玄成避嗣父爵，诈为狂疾，语笑昏乱，何为者也？所贵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於狂乱，复何以载道哉！箕子之佯狂，何时也？虞仲断发文身，过矣，盖逃於句吴而从其俗以安，非故为之也。然而亏（礼）[体]辱亲，且贻后嗣以僭王猾夏之巨恶矣。且古之诸侯，非汉诸侯之比也。国人戴之，诸大夫扳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则不可得而辞也。若夫玄成者，避兄而不受爵，以义固守，请於天子，再三辞而可不相强，奚用此秽乱辱身之为以惊世哉！丞相史责之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乃能垂荣於后。’摘其垂荣之私意，而勉之以文义，玄成闻此，能勿愧乎？士守不辱之节，不幸而至於死，且岳立海腾以昭天下之大义；从容辞让之事，谁为不得已者？而丧其常度，拂其恒性，亦愚矣哉！韦氏世治经术，而玄成以愚。学以启愚也，不善学者，复以益其愚；则汉人专经保残之学，陷之於寻丈之间也。”
韦玄成字少翁，鲁国邹人，生年不详，卒于汉元帝建昭三年。少好学，谦逊侠士，尤敬贫贱，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又以明经擢谏大夫，迁大河都尉。父贤死，玄成佯狂让爵于兄，朝议高其节。王夫之认为“让爵”虽高，“佯狂”不可，是“丧其常度，拂其恒性，亦愚矣哉！”
话说回来，儒经毕竟是大中至正的“正经”，即使因“学古而不得其道”而“矫为奇行而不经”（不正常也），因“不善学”而“复以益其愚”，也是善良的愚，属于智慧问题。佛道两家外道，比儒家差一点，终究是良性的，即使“不善学”，会化，一般不至于邪恶化。
法家马家等恶性外道则不一样。在确立真知正见之前“攻”之，不仅容易变傻，而且一不小心就会产生品质问题，变恶。从历史上和整体上看，儒门中善人最多，佛道两家善多恶少，法家马家则恶多善少，少数善良人士，善的程度亦有限。法家马家都不承认良知为本性，错认习性为本性，且对手段的恶都缺乏戒备并有依赖性，很容易导出巧智邪智，激发恶习恶念。2011-3-8东海儒者余樟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