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尔兰与兰波的小道
在这个少年激昂的意志下，他又产生了他一生脱不去的那种错觉——他好像一生就在等着这一刻，他从岸上走下来，“我的灵魂正在向海滩驶去”。
兰波这个人，我一直是不想碰的。围绕他的传说太多，后来简直就像神话一样，成了一代代诗人的精神支柱。而且一传十十传百，反反复复那几件事。早熟，有诗才，性格乖戾，意志如铁，与魏尔兰的特殊关系，二十岁以后没有再写过一首诗，三十七岁死于癌症。样样是传奇的佐料。
倒是魏尔兰这个人常被拉入兰波的生活，而在这个传奇中他始终是个配角。从某种角度看，兰波这样的人，生活中恐怕难有除他自己之外的别的主角。倒不是他的诗别人都难以企及，而是他独断的个性。有一些人生来就是杀手，像大树一样，枝叶越浓密，在其树阴下的花儿草儿便只有死的份儿。而这样的人，往往是人群欢呼的对象。古往今来，这是个永远记取不了的教训。
话说回来，我后来仔细研究了这两个难兄难弟，发觉两人中，真正具有诗人天命的是魏尔兰，而非兰波。诗歌于兰波只是青春期的躁动加流星般的天才闪现。二十岁后罢笔，并非天才对命运的精心导演，而是体内已没有这样的需要。他由激情很快滑向某种清醒，而清醒是诗意的杀手。兰波恰恰是个过于清醒的人，他控制他人和自己的本领都非比常人。他的神话并不起始于他十五岁开始写诗，而是他二十岁后彻底地离开文坛。所有异常闪亮、又突然中止的东西，都能激起人们无限的想象。与他相比，诗歌于魏尔兰就是其整个生命，不是疯子难成真正的诗人，用在他身上正合适。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随心灵律动的人和随利益漂浮的人，魏尔兰属前者中的极至。这种人扑向幸福或灾难都怀着同样的热诚和天真，坏了别人的事却永远以为自己才是受害者。
但不管怎么说，两人的命运已在传说中被凝固在一起，后世只掌握一点史料的我们，作他想的余地不大。我挑来拣去，在两人交往的这场戏里，有几幕简直鬼斧神工。绝大多数人在人生舞台上只是看客，跳出来做戏子的本领和胆量都不够大。跳出来的人才是传奇，因为他们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我们舒舒服服呆在常规的世界里，他们却从常规的世界进入了非常规的世界。大作家没有不是**的，也就是无毒不丈夫的意思吧。这样说很吓人，虽没有资格连自己也骂进去，但至少骂倒了一大片。有什么办法呢，幸福的人生好像是不值得书写的，我们往往只能在悲惨的人生中嗅到那么点永恒的味儿来。
舒瓦瑟尔过道
从地铁十四号线金字塔站上来，向北走一小段磨坊街，就与小田园街交会，过了街就有一个商业长廊舒瓦瑟尔过道。这类过道在塞纳河右岸歌剧院和王宫花园一带还有好几条，很有旧巴黎的味道。其实就是细长的商业街，只不过上面有玻璃顶棚避风遮雨。20世纪后半叶大型超市和商业中心出现后，没有人再到这里购买生活必需品，这类过道的保留更多的是旅游明信片的性质，而没有多少实用性了。不是旅游季节，这里很安静，满可以依稀拂掠几缕旧时代残留的金边。
我那天走进舒瓦瑟尔过道，这类长廊建筑大同小异，因此极容易张冠李戴。那时候我正在大作家塞林纳的生活旋涡里打转，知道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个过道里他母亲开的花边铺子中度过的。记得他说，母亲一辈子做花边，自己却从没有用过，因为脑袋里从来就有一条界线，那是夫人小姐用的。这段话我印象很深。老实人常在头脑里划出一些界线，痛苦也好，幸福也好，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接受这些界线。这种认命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强大基石，那金字塔尖下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命运的叹息，无以数计。有时候我想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监狱。
塞林纳在花边铺子里写作业的时候，已是20世纪初了。19世纪后半叶，这个过道里也发生过一件事，初看是一件小事，都不值得一提。谁也无法预料起始的那点毫厘会在日后扩展到什么程度。后来超出上述“界线”的那些事，就是从这个过道开始的。那时过道里还没有塞林纳和他的母亲，里面有一位出版商叫勒梅尔。时值1871年7月，镇压巴黎公社的“血腥五月”刚刚过去。勒梅尔收到躲到外省去的诗人保罗•魏尔兰的信，问他诗集《好歌》的销售，并且想让他再出一本《失败者》。那时候所谓出版诗集，印个一百本了不得，名声多在圈子里。诗人靠稿费根本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