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武在汉阳之战后，便到上海去负责购买枪枝、弹药和服装，这期间就与黎元洪闹得即极不愉快，主因是张振武所购的军用品，多数不合用，这可以从他们往来的电报中见其端倪。
民国元年1月27日，张振武自上海电黎：
“现到机关枪七生点五日本速射炮弹均全，商请邵保拨款，渠不承认，请速另汇八万五千两 ，找价免延认罚。哈喇呢雨衣已订万套，价五万两，十日内两交，亦祈汇款。”
29日黎复张电：
“所购到鄂之枪，已经试验，均系废枪，不能适用，尚须速向该厂严重交涉退换。又据来电，所购枪炮子弹均已到沪，须汇款五万元，但不知所购之炮弹、机关枪及该枪子弹为若干？已付银若干？分别电复，即将所购之枪炮子弹全数运鄂，试验后，如能合用，再行交款，庶免受欺。”
2月5日张自上海电黎：
“枪炮验讫，因找价未清，致不能就江裕轮运上。此后沪船又须一律运兵往浦口、烟台各处，未便借用。查快利在鄂，请速饬来沪制造局接运。”
同日黎复张：
“所购之机关枪果能适用，须迳运鄂，照价给款，无须通融借给。前所购之枪业已试验，内有坏枪三分之一，缺刺刀者三分之二，子弹因年久药性失效，不能用者三分之一，似此虚糜公款，咎将谁归？须将经手各事清理完结，迅速返鄂为要。”
2月6日张振武、陈宏诰联合电黎：
“洋商固执不允运鄂找价，并将货物搬至岸上不交，立望电汇五万两，庶可早归。否则迁延枉费，不堪设想。至前购之枪，系丁复亲验无讹，缺失之处，应询丁君。此次枪弹由武验看，确系全新，运鄂如有不符，武负完全责任。”
2月7日黎电张：
“电悉，足下购办军械，经手甚巨，仅据清册，恐难明晰，现正派员来沪接洽，务将所购军械，全数交清后再行北上为盼。”
2月9日张复电：
“电悉。武所购枪械、军衣、银照、杂件造具清册，并交陈宏诰等解回。枪械因所欠余款由谭人凤君交出，已分一半，作为救烟（烟台）扫北（北方）之用。现两方面物件均已下船启行，可勿庸派员来申。”
11日陈宏诰电黎：
“沪上购取衣物器械及清册，振武已交宏诰运回，今日开轮，途中因两次停轮，约七日方能到鄂。青电拟派员来，请免。振武订明日起程。”
12日黎复上海陈宏诰电：
“电悉，现南北联合，烟台已无战事，张振武所购衣物器械，望全数运鄂为要。”
从上面这些零碎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张振武是个桀骜不听命令的人。他经手买的军火是否真如黎电报中所说的那样不合用，还没有证据，不过他敢于随便把所购军火分一半自己要去救烟台扫北方，则太任性了。

张振武应袁世凯之邀进京，8月13日黎元洪自武昌给袁世凯一封密电，要求袁世凯处决张振武：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颖悲痛，不尽欲言。
袁世凯接到电报后，由于事关重大，再去一电询黎，是否确属黎本人意思。15日得武昌复电，据称13日电确属黎本人主意，于是袁世凯才决定逮捕张、方两人，立予正法。其命令云：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处长遵照办理。”

张振武被杀事件，使湖北旅京人士大为激动。张伏刑的当天清早8时，孙武、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张大昕、哈汉章、时功玖等同赴总统府质问。袁世凯亲自出见，他说：这件事我很抱歉，但经过情形诸君当已明了，我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明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救他的命。袁的语气把这事完全推到黎身上，孙武等也知道这是黎的主意，所以只好愤愤退出总统府，前往长椿寺。原来张、方两人伏刑后，陆建章即命人将二人尸首送至长椿寺停灵，且为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木。孙武等抵达长椿寺，抚棺大恸，痛悼逾恒，祭毕复往金台旅馆抚慰张的家属，商量丧事办法，然后至哈汉章家会议，当场决定三项步骤：（一）致电黎元洪质问；（二）以军令中有陆军总长段祺瑞署名，故拟弹劾段；（三）湖北同乡提出质问书，公开质问张案。

袁世凯在16日宣布以大将的军礼葬张振武，并以3000元为赙仪。
同日北京陆军部电复黎元洪：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宽其小眚，乃复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踌躇再四，未便加以宽典，留此元憝，贻害地方，已饬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并同恶共济之方维查拿，即按军法惩办。此外随行诸人，已饬酌给川资，俾归乡里，以免株连。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杜渐防微，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所请处分，应勿庸议。等因，相应奉达。”

8月20日参议院再开会讨论张案，袁的政府发表第一次答辩，很含糊地说：此事关系重大，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其所牵涉的人和所牵涉的事都极重大，非仅关系湖北治乱，而且关系全国的安危，还有军事秘密云云。在这件答辩书上，袁是强调黎所报张的叛变罪行重大，可是又拟就第二次答辩书，大致谓：前咨商令黎副总统择其可发表者发表之，今黎电未到，所以无详细资料发表，纵令国务员列席报告，其所能发表者，亦只如前次答辩书一样。本大总统为尊重立法机关，不敢敷衍搪塞，故仍请贵院俟黎副总统复电到达后再行答复。
8月21日下午4时，袁世凯邀请湖北议员刘成禺等四议员前往密谈，袁仍强调张案的发生是起于湖北，完全依照黎元洪的意思办理的云云。

黎元洪历数张振武十四大罪状：
连日函电纷驰，诘难群起，前电仓猝，尚未详尽。报告政府书，复未赍到，诚恐远道不察，真象愈湮，敢重述梗概，为诸公告。张振武初充军务司副长。汉阳失败，托词购枪，留函径去。当命参议丁复生，追至上海，配定式样，只限购银二十万两，乃擅拨买铜元银四十万，仅购废枪四千枝，子弹四百万，机关枪三十六枝，子弹二百万，枪械腐窳，机件残缺，有物可查，设有战事，贻害何堪设想？且除买械二十六万余外，另滥用浮报三十二万，无账二万，尚借谭君人凤五万，陈督复来电索款，均系不明用途，有帐可稽，罪一；南北统一，战事告终，振武由沪返鄂，私立将校团，遣方维往各营勾串，募集六百余人，每名二十元，鄂军屡次改编，该团始终不受编制，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已预备退伍，伊复私收为护卫队，拥兵自卫，罪二；二月二十七日，串谋煽乱，军务部全行推倒，伊复独任方维，要挟留任，复谋杀新举正长曾广大，经元洪访查得实，始将三司长悉改顾问，罪三；冒充军统，夤夜横行，护卫队常在百人以外，沿途放枪，居民惶恐。每至都督府，枪皆实弹。罪四；护卫队屡遣解散，抗不遵命，复擅抢兵站枪枝粮饷，藐无法纪，罪五；强调铁路立中小火轮，勾串军队，夤夜来往，罪六；暗煽义勇团长梅占鳌，增加营数，诱命石龙岩往联领事团，许事成任为外交司长，该员等不为所动，谋遂无成，罪七；革命后广纳良女为姬妾，内嬖如夫人者，将及十人，叶某及鲁某，皆女学生，复伙串某报鼓吹，颠倒黑白，破坏共和，罪八；民国公校开校，当众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摇动国本，骇人听闻，罪九；亲率佩枪军队，逼迫教育司，勒索学款，挟之以兵，罪十；令逆党方维，勾串已革管带李忠义，及军界祝制六、滕亚纲、姜国光、谢玉山、刘起沛、朱振鹏、江有贵、黄耀生，暨汉口土匪头目王金标，分设机关，密谋起事，并另举标统八人，伊为原动，大众皆知，虽名册已焚，祝、滕正法，刘、朱尚寄监可质，罪十一；机关破露，移恨孙武，复密遣四十人，分途暗杀，罪十二；前次所购机关枪弹，除湖北实收外，近证之蓝都督报告，接济之账，尚匿交机关枪多枝，子弹三万粒，私藏利械，图谋不轨，罪十三；此次电促赴京，实望革心向善，乃叠据侦探报告，伊以委命未下，复图归鄂，密遣党羽，预归布置，复查悉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武汉一隅，关系全局，三摘已稀，岂堪四摘！罪十四；此外索款巨万，密济党援，朘削公家，扰乱秩序，种种不法，不胜枚举。元洪荐充大总统高等军事顾问，并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无非追录前功，冀挽将来，犹复要索巨款，议设专局，又在上海私文屯垦事务所，月索千余圆，凡此诸端，或档案具在，或实地可查，揭其本末罪状，实属无可宽容。诸公老成谋国，保卫治安，素为元洪所钦佩，倘使元洪留此大憝，贻害地方，致翻全局，诸公纵不见责，如苍生何？
　　顾或有谓杀非其地，杀非其时，杀非其道者，责以法理，夫复何辞？然此中委曲，尚有万不获已之衷，为诸公未悉者。武昌当革命之余，丁裁兵之会，地势冲繁，军心浮动，振武暗握重兵，潜伏租界，一经逮捕，立召干戈，既祸生灵，更酿交涉，操切偾事，谁尸其咎？况北京为民国首都，万流仰镜，初非邻省，更异敌邦，明正典刑，昭示天下，揆诸名义，似尚无妨，此不获已者一；振武席军务长之余焰，凭将校团之淫威，取精用宏，根深柢固，投鼠忌器，人莫敢撄，卷土重来，拥兵如故，狼子野心，更无纪极，前此以往，杀既不敢，后此以往，杀更不能，千里毫厘，稍纵即逝，先此不谋，噬脐何及？况谋叛民国之犯，果有确据，随时皆可掩捕，此不获已者二；振武分遣党羽，密布机关，奸谋败露，应命赴京，更怀疑惧，居则佩刀盈室，出则荷枪载途，京鄂之使，不绝于道，心机叵测，消息灵通，一电遥飞，全国窥变，联电请求，举兵要挟，虽有国典，亦无所施，况振武现参军政，遥领兵权，绳以军法，洵为允当，且北京军事裁判，尚未完全，南中军法会议，已非一次，询谋佥同，始敢出此，此不获已者三。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刲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夫汉高、明太，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越践、吴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君集被擒，书不原其战绩，矧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元洪念彼前劳，未忍悉行诛罚，安此反侧，复未稍事牵连，遂致日前两电，词多含蓄，迹似虚诬，又何怪诸公义愤之填胸，而责言之交耳也？伏思元洪素乏丰功，忝窃高位，爱民心切，驭将才疏，武汉蠢动，全楚骚然，商民流离，市廛雕敝，损失财产，几逾巨万，养痈成患，责在藐躬，亡羊补牢，泣将何及？洪罪一也；洪与振武，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弛，背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追念前功，能无陨涕，洪罪二也；国基初定，法权未张，凡属国民，应同维护，乃险象环生，祸机迫切，因养指失肩之惧，为枉寻直尺之谋，安一方黎庶之心，解天下动庸之体，反经行政，贻人口实，洪罪三也。有此三罪，十死难辞，纵诸公揆诸事实，鉴此苦衷，曲事优容，不加谴责，犹当跼天蹐地，愧悔难容；况区区此心，不为诸公所谅乎？溯自起义以来，戎马仓皇，军书旁午，忘餐废寝，忽忽半年，南北争议，亲历危机，蒙藏凶顽，频惊噩耗；重以骄兵四起，伏莽潜滋，内谨防闲，外图排解；戒严之令，至再至三，朽索奔驹，幸逾绝险。积劳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秋荼尚甘，冻雀犹乐，顾瞻前路，如蹈深渊，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倘有矜其微劳，保此迟暮，穷山绝海，尚可栖迟，汉水不波，方城如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百世之下，庶知此心。至张振武罪名虽得，劳勩未彰，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善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躬自奠祭，开会哀悼，以慰幽魂。并拟将该员事略，荟蕞成书，请大总统宣示天下，俾晓然于功罪之不掩，赏罚之有公，斗室之内，稍免疚心。泉台之下，或当瞑目。临风悲结，不暇择言，瞻望公门，尚垂明教！

黎元洪给张振武作的挽联：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
在这一幕戏中，黎元洪在前半段扮演了“挥泪斩马谡”，后半段扮演了“吊周公瑾”。

参议院对黎元洪极不见谅，于是他只好引咎辞职，并举黄兴以自代。黎的辞职电一发出，便有以湖北全体士民名义发出通电“痛责参议院并请坚留黎公”。原电略云：
“湖北自起义以来，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赖副总统镇摄得宜，得以秩序晏安，市廛不扰。……张振武虽于光复之初，薄有战绩，而沪上购枪一役，吞款至廿余万之多，功罪相较，罪实过之。副总统曲予优容，未加谴责，怙恶不悛，乃敢私立机关，自募军队，假借名号，擅制徽章，任意横行，道路侧目，尤复广置姬妾，需索金钱……顾振武虽衅积邱山，而副总统则量逾江海……奈何卷土重来，野心不死，胆敢勾串军队，联合土匪，意图大举，欲取都督、民政长而代之，并扬言如事不成，即将焚掠租界，启衅外人，使民国同归于尽……幸天夺其魄，祝制六等以此破获，始得转危为安。……乃自京电传来，元恶枭首，父老子弟方庆更生，苏峻诛而晋室安，元浩禽而蔡人乐。盖自民国成立以来，伸法权，快人心，度未有逾于此一举者。端在大总统之英断，副总统之沉毅，奠鄂境于苞桑，厝邦基于磐石，功在百世，夫复何疑。不图参议院诸公自逞私臆，首发责言，提出质问之书，将成弹劾之案。侧闻副总统并已电京辞职。连日鄂中大局岌岌，复有机陧不安之象，悲夫！何鄂人之多不幸也。窃谓振武罪状，他省议员容有不知，习故守常，当无足怪，若鄂人则谁不知。在振武前此举动，或关于公家款项，或涉于个人私德，或观衅未发，或分谤有人，虽万恶之已归，犹千夫之未指。至近日三次革命风潮，群知为振武主谋，三尺童子孰不欲得而甘心。吾鄂同乡诸议员，虽旅食京师，优游自得，然岂无家室在鄂，岂无亲友在鄂，岂无耳目共见，岂无函札往来，奈何于荼毒我之张振武则极力袒护之，而保护我之副总统则极力诋毁之。天道犹存，人心未死，诸公清夜扪心，堪自问耶？纵诸公自意非吾鄂人正式选举，不必为全鄂人民幸福计，独不为祖宗丘墓计乎？揣诸公之设辞，不过谓振武有功，宜事宽容，民国用刑，宜从审慎；殊不知推翻专制，非振武一人之功，破坏共和，实振武一人之罪。况乎功小罪大，功少罪多，在副总统已宽不一宽，在民国亦逭无可逭。至于逮捕审讯原有专责，而振武党羽繁多，稍纵即逝，需为事贼，虽悔何追，众证昭彰，即成信谢，南山比岸，安用游移，此又辩之无可辩，疑之无可疑者也……伏乞大总统一面切实慰留，一面广为开导，乃望参议院诸公及湖北同乡诸京官主持公论，勿惑浮言，以福鄂人，以安民国。临风跂望，不尽欲言。”

湖北军界亦像接力赛一样替黎撑场，他们给参议院的文件更厉害。下面便是“鄂军界诘责议员函”：
“梗电谅达，阅参议院十九日记事录，刘议员成禺、张议员伯烈演说，淆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人民意思，亵渎副总统威严，且近闻一击不中，复行弹劾，同人目裂发指，悲愤填胸。张、方之诛，系是吾鄂军界同人再三开军法会议，依鄂军暂行刑令第五十七条，全体议决宣告死刑，电请大总统正法。大总统复开军法会议始予执行，证据昭彰，手续完备。同人为振武煽动，数月以来遣兵调将，昼夜防堵，指臂骈于枪刃，筋骨胝于兜鍪，幸天不亡鄂，机关悉破，余孽就戮。再四筹商，欲砧元恶之胸，不得不图万全之计。询谋佥同，谋定后动，所有责任悉在同人，于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皆无与也。伏法以后，廛市不惊，道路相庆，民心国法始得伸张。溯自起义以来，党徒鸱张、生灵涂炭，从未有快心若是者。乃鄂议员朋造谣言，肆行狂吠，竟敢欲弹劾政府，推倒民邦，试问与振武何昵？与政府何仇？尸属耶？乱党耶？杯酒流连之谊耶？金钱结纳之恩耶？抑丧心病狂，悍然不顾耶？贵议员就职逾数月，未闻为吾国立一法，为吾鄂议一事者，独于罪恶昭彰情真法当之军犯，一再袒护，号咷不已，继以质问，质问不已，继以弹劾，且一则曰起义首领，再则曰卓著元勋。贵议员将谁欺？欺天乎？连日以来，讹言群兴，大局摇动，他省议员当不足责，乃以尔呱呱出产之邦，残害昆弟，玷辱祖宗，犹且以人民代表日号于众，贵议员抚衷自问，果从人民选举来耶？一旦神州陆沉，强邻分割，吾与汝皆不知死所矣。同人隶属军界、严守法律，当不敢干预政治，自起义以来，无论贵议员若何昏聩，若何荒谬，非属军事概不发言。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次振武本以军人判以军法，为民除害，为同人职分应然，同人粗鲁武夫，但知有国不知有其他。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廿四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不然，贵议员无理取闹，借端复仇，是欲因个人密切关系陷我国于危地，同人具有天良，不能容振武余党，靦然为吾鄂代表，无怪同人严重对待也。相见不远，尚其勖哉！”

黎元洪历数张振武十四大罪状在7楼。

张振武与黎元洪矛盾之起因：
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再三推辞都督一职，张振武就曾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这话后来传到了黎元洪耳中，黎元洪由此对张振武深怀戒心，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张振武对黎元洪颇为轻视，他甚至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
南北临时政府成立后，张振武对临时政府权力分配不满意，特别是对于黎元洪受重用心中不服，逐渐与黎元洪产生了矛盾，黎元洪就以让张振武做袁世凯总统府军事顾问为由，解除了他军务部的职务。张振武对黎元洪也是人前背后，谩骂不讳，从而，酿成了以后的祸根。

临刑前，张振武还抱一线希望，要求公开审判，根据罪名定刑，“岂可凭空杀人”。负责监刑的执法处长陆建章晃着袁世凯的命令，“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张振武怒道：“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张振武被杀之后，全国舆论哗然。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如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就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
《亚细亚日报》的评论者还就张振武案，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制相比，借以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萍乡之役，胡瑛、朱子龙、刘家运响应于武昌，事发被系，亦仅予以监禁十年。”也就是说民国法制尚不如前清法制。
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世凯、黎元洪“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在参议院讨论此案时，刘成禺首先登台，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绪，直等于强盗之所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臣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

民国时期，大家虽然都在共和法制的旗帜下行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不按司法程序的，不仅军阀如此，就连部分革命党人也是如此，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就采取了武力讨袁的措施，而不是以司法方式处理。

你用不着如获至宝般到处乱贴，我随便给你说几点你就没这么兴奋了
1，那篇十四大罪状的通电是张振武死后才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属于先杀人，后取证，如果这些证据是真的，黎元洪为何不在张振武死前将这些罪状发给袁世凯，让袁世凯用这些罪状杀张振武？反而在张振武死后，才临时搜罗了这么些罪状？就算这些罪状全是真的，那也是在张振武死后才发出来的，也就是说袁世凯杀张振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掌握这些“证据”，仍然属于非法谋杀。
2，黎元洪在张振武死后发出那条罗织了一系列罪状的通电后，竟然对湖北革命党人封口，禁止出言反驳。黎谕令汉口电报局总办孙发绪:"凡有关系之电,概行扣下,不为代送.凡交鄂报馆来去访函至汉口邮局,均派人检查拆阅."
谴责黎、袁的电函无法从武汉发出！
3，蔡东藩是个满遗（他不是汉族，百度百科是错的），张振武在武昌起义后的头三天对武昌城内的满人大开杀戒，最后是外国公使进行干涉才停止，蔡东藩能待见张振武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