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数量减少之前，中国的小学曾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而且与“文革”有关。
在“文革”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到巨大冲击，但中小学的数量却在不断飙升。
“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教育经费”这一建议在《人民日报》头版被提出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全民办学的狂潮，出现了“乡办高中、村办初中、小学办到家门口”的景象。
学校数量的增长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当下指标狂热，有学校，却谈不上有教育。
“文革”结束后，各类不合格的学校被撤并，小学数量首次出现连续减少。不过，此时的中国农村已形成了“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的基础教育格局。1981年时，平均一所小学可以覆盖1.08个村庄（文中的村庄指的是行政村）。
等到80年代中期，城镇化和“计划生育”开始影响到小学数量。
随着乡村镇建设的开始，中国村庄的数量开始迅速减少。从1985年到1995 年，中国消失了二十万多个村庄，平均每天有55个村庄从地图上消失。
同时，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开始显示威力，中国的适龄儿童数开始持续减少。村庄凋零、生源萎缩，那些难以为继的村办小学因此消失。

而90年代中期出现的“撤点并校”加速了小学消失的速度。
“撤点并校”是学校撤并政策的俗称，包含把学校关闭和降为教学点两种措施。撤并学校的初衷是为了应对生源减少问题，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提高规模效益。
然而，地方政府推行“撤点并校”的动机不单单是为了合理规划学校布局。随着《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出台，地方政府需要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大头，通过缩减学校和教师编制可以明显减少教育财政支出。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曾在2007年做过一个调研，发现撤销学校能减少一笔不菲的教育经费。通过撤销一些小规模学校，将生源聚集并减少相应教职工，每年可减少的教育财政支出就有1670万元。

所以，当国w院在2001年颁布文件，正式提出要“对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适当合并”后，“撤点并校”就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态势横扫全国小学，仅2001年，中国就减少了6.7万所小学，速度创历史之最。
撤点并校，问题多多
在允许各地进行撤并学校的文件中，还有“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这一限制条件。显然，这个前提被忽视了。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曾在2008年对全国8个县77个乡镇进行调查，发现“撤点并校”后，有58.9%的小学生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更远了，平均距离增加了 9.19公里，只有10.0%的学生家校距离变近了。

为了解决上学远的问题，一些家庭不得不让孩子坐车上下学。
由于许多农村学校无力为学生提供校车，相关监督体制又一度缺失，很多农村学生的校车往往是面包车、农用车，经过简单改造后，这些车就承担起了运送孩子的任务。超载、超速情况时有发生，发生了多起悲剧。
北京师范大学的袁桂林教授曾统计了74宗有关校车安全事故的数据，发现有 74%的死者是农村学生，多与“撤点并校”后上学远有关。
2010年12月，湖南衡阳，载有东塘村几十名小学生的三轮车在前往因果村小学的路上坠河，14名小学生死亡。因果村小学距离东塘村五公里远，因为“撤点并校”，东塘村小学被并到这里。
比起校车，地方政府更加青睐建立寄宿制学校。到2009年时，全国农村小学寄宿生的比例就已达到了10％，而在云南、青海这些地方，农村小学寄宿生占比更是超过30％。

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管理水平，和住宿条件一样差。
国家审计署曾在2012年抽查了12533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发现有36%的宿舍生均面积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每住宿生3平方米，40%的学生宿舍楼内没有厕所。七八个人挤一个大通铺，也不少见。
一些寄宿制学校甚至无法解决孩子吃饭的问题，许多学生只能从附近摊点买吃的，有的甚至要自带一周的干粮。因为吃不好，农村寄宿学生患有营养不良或肠胃病的比例偏高。
由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合作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通过对114所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样本跟踪调查后发现：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寄宿学生的身高，比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9厘米。

更严重的是上学远导致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
华中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小学生不喜欢寄宿制学校，过早离开家庭会引起孩子心理的诸多不适。上学路途远已经超过经济贫困、学习困难，成为农村儿童辍学的第一原因。
从2008年到2011年，中国小学辍学率已从5.99‰上升到了8.8‰，退到了1997年的水平。辍学的主体已从小学五、六年级变成了一、二年级。

如此结果，事与愿违。2012年9月国w院下发了《国w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对持续了十年的“撤点并校”运动紧急叫停。
城乡不均，家长买单
进入“后撤点并校时代”，没有学校再被强制撤并，但农村小学的数量依然在下滑，因为学生都跑去城镇了。
除了随迁子女因跟着父母而在城市读书外，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主动将孩子送进城读书。
由于农村小学难以满足学生父母对优质教育的诉求，不少有条件的农村家庭将孩子送到乡镇或县城读书，还为此买房或租房陪读。这也是为何中国的教育城镇化水平远超户籍城镇化的水平。
（注：教育城镇化是指农村户籍学生成为城镇学校学生，接受与城镇户籍学生一样的教育的过程）

农村学校不如城镇学校，这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是教师的经验水平，还是学校的基础设施，村小都难以赶上城镇小学。一位老师教一门课，在城镇学生看来天经地义的事，但在村小却并不现实。
而且农村教师的待遇较差，毕竟连学校本身都在撤并的生存线上挣扎，教师的待遇可想而知。
2012年，黑龙江多地的农村教师就因工资太低而抗议罢课。面对日益凋敝的农村，新老师不愿长留、好老师易被挖走。
为了让孩子接受和城镇同龄人一样的教育，农村家长拼尽全力让孩子进城读书，或陪读、或住校、或寄居。甚至造就出了一种陪读经济。
县城学区房的畸形价格就是一例，房地产开发商把家长们对优质教育的诉求转为了对学区房的刚需。就如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秦玉友所说：“家长成为了城乡教育不均衡发展的买单者。”

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形成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县镇大规模学校”的局面。拥挤的是城镇学校，一些中部省份的小学甚至出现了一个班上百人的情况，反倒是大部分农村学校的班级变成了“小班化”教学，甚至出现了教室空置的现象。
今年1月，云南鲁甸8岁的小学生王福满因为一张照片走红。为了上学，他步行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因为天冷，衣着单薄的他到教室时已一头冰花，这一幕被老师拍下传到网上。
这样需要跋山涉水才能上学的农村孩子还有千千万万个，他们和城市孩子的距离，比他们上学要走的距离，还要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