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曾获得极豪华的声名。 
    譬如钟嵘的《诗品》把他列于上品，把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列于中品，把他的父亲魏武帝曹操列于下品，便是最见轩轾的一种见解。这样分明的不公平是遭了后人的非议的。虽然也有人替钟嵘辩护，说他的上中下只在表明渊源，并非流品的等级，但在原书的评骘辞气中确然有天渊之别。 
    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犹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这无论如何应该说是最高级的赞词。而关于魏文帝呢，则只说：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余篇，率皆鄙直如偶语；《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耶？ 
    这样比较起来，还不足以表现出钟嵘心目中的优劣感吗？下品中的魏武帝，更真是每况愈下：“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仅仅这样的十个字而已。 
    钟嵘历仕齐、梁，在当时正是文尚骈丽，诗重声律，南朝的文人极端从事藻饰的时代。钟嵘自己虽然颇重“自然英旨”，能道出“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话，但他毕竟未能脱离时代的影响，而独于推尊曹氏父子中偏重藻饰的曹植，这正表示着他自己的主张的不彻底，而时代的力量终竟是强大。被他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潜也被列于中品，而淡淡地叙述了事，不又是一个明证吗？

但推崇曹植亦不始于钟嵘，和他同时而著述略早的刘彦和在他的《文心雕龙》里已把这种见解认为“旧谈”了。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见《才略篇》 
    彦和的见解比钟嵘要公平得多。抑丕扬植，竟至“相去千里”，在彦和时已属“旧谈”，可知钟嵘的论调也不过是对于“俗情”表示了“雷同一响”而已。后人因为崇拜曹植之极也有连彦和一并加以斥骂的，如丁晏《曹集铨评》集说里面，引了上列《才略》一节，即加以案语道： 
    子建忠君爱国，立德立言，即文才风骨，亦迥非子桓所及，旧说谓“去植千里”，真笃论也。彦和以丕植并称，此文士识见之陋。 
    在“文才风骨”之外，又抬出了“忠君爱国”的长生禄位牌来，这样一来，曹植简直就成了真正的周公孔子了。丁晏的崇拜可以说是比钟嵘更进了一大步。 
    丁晏的《曹集铨评》，在苦心校勘，搜罗子建遗文，使之汇结成集的一点上，的确是有益的良书。但他是生在前清中叶，一直活到同治年间的人，在受了清朝超级奴化教育二百余年的学术界中，他要标榜忠君，是情有可原的，而且，他的见解也有渊源。渊源之所自，当远溯于隋代的王通： 
    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 
                                        ——《文中子·事君篇》 
    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同上 
    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污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 
                                          ——同上，《魏相篇》 
    王通的《文中子》本有伪托的嫌疑，但不管是真是伪，对于曹植的这种看法总得远溯之于唐初，而明代的李梦阳也就尽量的发挥了这种意见。李说见《曹集旧序》，称“纵酒韬晦，以明己无上兄之心”，而比之以秦扶苏、吴季札。张溥题辞，惋惜之极，对于他的风流韵事，也尽力平反，谓“黄初二令省愆悔过，诗文怫郁，音成于心，当此时而犹泣金枕，赋《感甄》，必非人情”。又谓“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若然，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竟又把他比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姬昌了。丁晏要在道德方面尽力为陈思王粉饰洗刷，其实也就承袭了王、李、张诸人的唾遗。然而，这些论调，总不免有点迂腐的。

曹植在幼年的时候大概是一位“神童”，故“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便能做《铜雀台赋》，虽然并不怎样伟观，但年未及冠而能下笔成章，自属难能可贵。所以《世说新语》说是“世目为绣虎”，《文心雕龙》称之“援牍如口诵”。这样自然得到他父亲的欢心，于是便很想立他为太子。但后来终竟失了宠。《魏志·陈思王传》说得很明白：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这一方面固然表示着魏文帝比他的弟弟终竟高明，而陈思王这位“神童”实在有些恃才傲物，并恃宠骄纵。他曾擅开司马门私出，最伤了他父亲的心。杨修为魏武帝主簿（如今之秘书），与植暗通关节，“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行事也未免太欠磊落。故文帝是怎样“御之以术”我们不得而知。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时，曹操遣植往救，“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本传》仅言醉，不言如何醉。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袒护曹植的人便据此对于曹丕大事声讨，“以天下让”的谀辞也就是从这儿产生出来的。 
    其实平心而论，丕之饮饯逼醉，未必出于有心：因为临行之前要被召见，丕于事前未必知道。即使认为有心，但植并不是不晓事的孩童，何至于一逼便醉？即使认为这就是文帝用诈术，但曹植与杨修的暗通关节以争求父宠，又何尝不是用术？不仅兄弟之间未能相待以诚，即父子之间亦实际相欺以诈，这何尝是有心韬晦，“以天下让”的人呢？ 
    曹植在初年恃宠骄纵，我看是毫无问题的。《魏志·裴注》引《典略》，也明明说他“以骄纵见疏”。这正是他的性情。他的为人十分夸大而自视甚高，同时又把别人不十分看进眼里。我们看他《与吴季重（质）书》上的那些话吧： 
    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如上言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 
    这在现代式的某些文人或许会赞为写得淋漓尽致。但这样狂诞饕餮的夸张，不仅是毫无美感，简直是大杀风景。这不是他“任性而……饮酒不节”的自画的供状吗？我们还应该想想，他所处的究竟是什么时代。岂不是兵祸连年，疠疫猛恶，千里萧条，人民涂炭的时代吗？虽然只是想象，而他公然竟能有那样的夸大的想象：这位“三河少年”真正是豪哉华哉了！

他的《与杨德祖（修）书》同样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自尊自大的文字：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 
    你看他这目中无人之概！别人都“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大约只有他才能够吧？接着便是： 
    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好一位标准的“文人相轻”的才子！不以诚意待人而出之以“嘲”，使人认以为真，又在背地里骂人。陈孔璋比起他来，实在老实得多了。“不闲于辞赋”何足为病？司马长卿式的那种歌功颂德、笨拙万分的文体，就在当时其实是已经失掉了权威的。孔璋之自比长卿，或许因为长于写檄文的原故吧？他的檄文不是把曹操的头风都医好了的吗？曹植自己这样背地里批评人（其实是漫骂），而又痛恨别人批评他。你看他接着又说：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
     好一副拒绝批评的口吻呵！只有他自己才有批评人的资格，因为自视为南威，为龙泉，为在鲁仲连以上。象这样自尊自大不可一世的人，而要说他能够“以天下让”，谁个肯信！

而且在这些地方，曹丕恰恰和他成为一个极鲜明的对照。 
    曹丕这个人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可恶，我们看他的《典论·自叙》知道他会骑马，会射箭，而且马术很精，射能左右发矢，又会击剑，善能持双以御单，持单以破双。戏弄之事少所好，惟喜弹碁，颇有自信。喜欢读书，“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可见他并不是一位寻常的材料。 
    《典论》一书本有廿篇，惜已残佚，今仅存《自叙》和另一篇《论文》为完整之作。《论文》同样也提到当时的建安七子，但见解公允，行文亦平正和婉，读来令人愉快得多。我且把它摘录在下边：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不自见之患也。 
    这虽然是泛指，但就好象在斥责他的兄弟一样。接着点出了当时的建安七子；和子建所不同的是没有提到杨修。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弛。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据此，似乎“文人相轻”，也是当时建安七子的通病，倒不限于曹子建一个人，而曹丕自己也颇见自负。不过他所自负的是以为能够公道，能够认出别人的长处，这总比较傲视一切更可以忍耐。即使是虚伪吧，却很需要一番修养的功夫的。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是《论文》的要旨，古今来被人认为名言。曹丕的文字便以“气清”见长，诗尤显著，在这儿自不免有“夫子自道”的地方。他的文不同于他的父亲，也不同于他的兄弟，应该是他这个论断所根据的基本。文是人的表现，所论于文的用以论人自亦无甚大过。 
    曹丕也有一首《与吴季重书》，这书却写得异常娓婉。首先叙到文友们的雕落。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这情感是多么的动人！固然这里的变动也太大，建安七子中孔融年最长而最先逝（一五三——二○八），阮瑀继之而逝（？——二一二），这儿使“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的“疾疫”，即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的大瘟疫。就是王粲也是一个牺牲了的，曹子建的《王仲宣诔》序文的开首一句便是“维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廿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王君卒”。曹丕写这信时，建安七子已经是死完了。这样自然会叫他伤感。

此处漏转一小段，因审核。

东汉末年，在政治腐败，饥馑荐臻，兵火连年，人民涂炭之余，复生此猛烈的疠疫，这实在是一件转移世运的重要契机。在当时科学尚未发达，无常的观念一定很深刻地印进了一般人的心灵，即使你身为帝王，也难免这样精神上的袭击。故自建安以后，诗文均转为消极，渐至于淫佛老，尚清谈，而甘心于“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愚举。这种转机在曹丕与曹植的著作里均表示得很明白，而尤其是曹丕。他这《与吴季重书》所含的深切的哀感，实在是恻恻动人。另有《与王朗书》道及“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可算是更扼要的表示了当时人的心理了。 
    曹丕在《与季重书》中，其次又批评到各位文友们的业绩：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至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对于各人的长处和短处差不多都一一论到，而深致钦敬悼惜之意。这所论的都是死者，但即使死者复生也决不会嫌他有什么凌人的盛气吧。“今之存者”当中应该包含着他自己和他的兄弟。关于他自己，则下文说着“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交，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明明表明着是“不逮”的。这或者是故意的谦虚，但比那极端的夸大，总要来得高明一点。

抑丕扬植的人主要就注重在篡位这一点，以为曹丕篡了位便是不忠，曹植如做了太子，便一定不会篡位。这真是扬之可至青天，抑之可至黄泉的话。但他们这样恭维曹植自然也有相当的根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曹丕篡位的时候，曹植曾经有“发服悲哭”的一件事。 
    《魏志·苏则传》“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行文过于简略，俨如苏则和曹植真是汉代的遗臣。但据《魏略》却更能得其实际：“初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菑侯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据此可知发丧的是苏则，怨哭的是曹植，而且都是各有来由。苏则是闹笑话，他自己后来都明白了，可以不用说。曹植呢是在哭他自己做不成皇帝，不是在哭献帝。这点我们是应该弄明白的。 
 
   曹植的失宠，事在前。他既擅开司马门使他父亲大伤其感情，在手令中不惜屡次的提说（见《裴注》所引《魏武故事》）。他又和杨修勾结，阴伺他父亲的意旨，以便先意承志，被他父亲怀疑而泄漏了，终致弄巧反拙。再经过他父亲一番考验，“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者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就因为这样，“修遂以交构赐死”。（《裴注》引《世语》。）据这看来，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的曹操，在鉴别丕与植的优劣上的确是费了权衡的。曹植的飞扬跋扈，不守纪律，真是足以惊人。曹操要杀杨修，黜曹植，都是经过再三权衡的结果。请问：曹植要那样听杨修的话到底为的什么？不是为的争继承权吗？要说他心“在王室”，能“以天下让”，真是天晓得。 
 
   杨修分明是一位惯弄权术的人，他的被赐死是在建安二十四年。《魏志》说：“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这正是这位老英雄的深谋远虑，怕在自己身死之后，杨修会拥戴起曹植捣乱。足见得曹操生前，丕与植分朋争位的形势已经是很明显的。“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这在曹植要算是咄咄逼人的重重不幸，你教他那样多感的人怎么不“怨激而哭”呢？他哭的实情就是这样。真是天理良心，那里为的是忠于汉室！

要说他忠于汉室吧，在他父亲一代已经是权倾天子，不曾见他反对或讽谏过一次。而如《七启》一文，更堂哉皇哉地把他父亲恭维了一大篇，誉为“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参神，与灵合契”的“圣宰”，是空前绝后的一位伟大超人。这把汉室和汉帝是摆在什么地方的呢？ 
 
   再看《丹霞蔽日行》吧。“汉祚之兴，秦阶之衰，虽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灭无遗”，明明是蔑视汉朝，说他不行王道，不配南面，故而和秦代一样灭绝。而丁晏却评为“此痛炎汉之亡，心事如见”，不知所“见”的是何等“心事”！ 
    《文帝诔》里面也有同样的见解：“汉氏乃因，弗求古训，嬴政是遵。王纲帝典，閴尔无闻。末光幽昧，道究运迁”。这说得更鲜明一些，好为说辞的人，在这儿似乎也不便再为曲解了。 
    还有《汉二祖优劣论》系评论汉高祖与光武帝二人，虽盛称光武，而却痛贬高祖，竟斥之为“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御览》四百十七所引。）这也是大有悖于古时的所谓人臣的口吻。 
    《毁鄄城故殿令》是敕毁汉武帝殿。对于先朝旧物毫不顾惜，大概当时已经有人反对，故在令中竟说出了这样的话：“汉氏绝业，大魏龙兴，只人尺土，非复汉有”。这样跋扈的口吻，就连他的父亲所谓盖世的“奸雄”都是不曾有的，然而在曹植却偏偏得意忘形，这样也还能说是“不忘汉室”吗？ 
    果真“不忘汉室”，便应该耻食魏粟，然而他却是魏的侯王，而且尽力摹仿司马相如、杨雄、班固等，在替“大魏”歌颂其符命。读他的《魏德论》和《大魏篇》吧，便什么真情都暴露无遗了。一些高头讲章式的大人君子何以睁开眼睛连这样的大文章都不曾看见？ 
    其实曹子建的见解倒远超过了高头讲章式的迂腐读书人十万八千里了。真的啦，为什么一定要姓刘的才可以做皇帝呢？一般迂腐先生们先抱定一个忠君的公式，信手地依着自己的好恶而为是非，见曹操鹰扬，曹丕豹变，便斥为“奸雄”，斥为“篡贼”。拉着“悲哭”两个字，便大捧曹植，许以忠贞。等曹丕做了皇帝，而曹植求自试，欲“当一校之队，统偏师之任”，以西伐蜀，东伐吴，“擒权馘亮，歼其丑类”，也竟被评为“危言激烈，如见忠臣之心”（丁晏）。那样也是忠君，这样也是忠君，到底该忠于那一边呢？两者不可得兼，忠于汉便不得忠于魏，终于魏便不得忠于汉。诸葛亮不是被称为三代以下的纯臣，而忠于汉室的吗？然而曹子建要砍他的脑袋子，而曹子建却还是“忠臣”。这矛盾，真是不堪一笑了！ 
    为了要说曹子建是忠臣，提高他的道德地位，所以一方面既替他用力粉饰，另一方面又要替他用力洗刷。洗刷什么呢？便是洗刷他的风流才子的头衔。这个头衔，和道德纯臣的牌位，实在是不能调和的。于是曹子建的一些风流逸事和言情的诗辞便要成问题了。

公平地说来，曹子建毕竟是一位才子。他的思想既不怎么高明，也并不怎么坚定。他时而象儒家，时而又象道家，而两方面都不甚深入。有时他在“辩道”，反对当时的一些术士，以为“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为徐福、栾大之徒”；时而又在“释疑”，以为“天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我们并不必责备他的游移，我们只须指出他是这样的二重性格。“不能绝声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他是一位才子！故尔同一《七哀辞》，我们读王粲的便深感哀切，而读子建的只觉得他真是风流。且把这两首诗都写在下边吧：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遭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舍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摧心肝。 
    上王作三首录一。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怨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妻。 
    君行逾十载，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上曹作。 
    一边是沉痛，一边是清新，而且是同一时代的作品。在这儿正可以看出写实与浪漫的不同。然而我也并不打算说：王作就一定好，曹作就一定不好。但落在道学家丁晏的眼里，曹作却又变了质：“此其望文帝悔悟乎”？“结尤凄婉”！这并不是在赞美他，其实是在摧毁他。简直把诗都糟蹋了。 
 
   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他总也呈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摹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洛神赋》摹仿宋玉的《神女赋》，《七启》摹仿枚乘的《七发》，《酒赋》摹仿扬雄的《酒赋》，是他自己在序文上说明了的。章表摹仿刘向的疏奏，《魏德论》摹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骷髅说》完全是袭取《庄子》而稍稍冗长化了。几于无篇不摹仿，无句不摹仿，可谓集摹仿之大成。摹仿得有时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是只徒夸张，不求统一。《洛神赋》前后不统一之处，前面已经说到，如要再举一篇为例，则可以举出《七启》。 
    《七启》假托了一位“玄微子，隐居大荒之庭，飞遯离俗，澄神定灵，轻禄傲贵，与物无营，耽虚好静，羡此永生，独驰思乎天人之际，无物象而能倾”。写出了这么一个超世脱俗的人，完全和老、庄再生的一样。此外又假托了一位极其现实的“镜机子”来向他说教，指斥他的出世生活，认为是走不通的路，应该重人事，立功名，崇尚仁义道艺。这已经可以说是如冰炭之不相容。所以“玄微子”也就回答道：“太机之初，混沌未分，万物纷错，与道俱隆，盖有形必朽，有迹必穷，茫茫元气，谁知其终？名秽我身，位累我躬，窃慕古人之所志，仰老庄之遗风，假元龟以托喻，宁掉尾于途中”。——把道家的极致吐露了出来，象在这样人的耳里实在是再没有关于尘世的繁华可以钻得进去的，所谓“无物象之能倾”，自己也就说穿了。然而那镜机子——其实就是作者曹植本人，却公然更把那冰炭不相容的话扩大起来，连篇累牍，不畏辞费。首先夸张一批好吃的饮食，其次夸张一批装饰的物品，再说到田猎，说到宫室，说到声色。这些都没有把玄微子说动，论理当然也是说不动的。再次又说到游侠尚义之事，便公然多少说动了些。最后说到了自己的父亲“圣宰”是怎样的伟大，时代是怎样的“隆平”，甘露降，景星现，神龙出，灵凤鸣。简直是陶唐盛世。于是玄微子便“攘袂而兴，……愿反初服”了。

我感觉着真是有点近乎于儿戏。一位极端的遯世家竟能被一位庸俗的机会主义者说服！这矛盾大概在作者自己并不曾感觉得，就是后来的读者也只是一味恭维，然而说穿了总不免滑稽。不要把玄微子作为那样彻悟了什么宇宙人生原理的人物，只作一位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者，便是很容易处理的。在这些地方枚乘的《七发》比较要合理些，他是让吴客来对有疾的楚太子作种种诱导。 
    曹子建最有成绩的应该还是他的乐府和五言诗，但这是建安文学一般的成绩，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特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着划时代的表现的。辞赋脱离了汉赋的板滞形式与其歌功颂德的内容，而产生了抒情的小型赋。诗歌脱离了四言的定型，而尽量的乐府化，即歌谣化。另一方面把五言的新形式奠定了下来。这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共同倾向，也就是他们共同的功绩。因此象曹操的“古直悲凉”，曹丕的“鄙直如偶语”，倒正是抒情化、民俗化过程的本色。而且在这儿我们不能不认定是有政治的力量作背景，假使没有操和丕的尊重文士与奖励文学，绝对不能够集中得那样多的人才，也绝对不能够收获到那样好的成绩。同时代的吴与蜀，差不多等于瘠土，不就是绝对的旁证吗？ 
    在建安才人中子建要算最年青，成绩也最丰富，或许也怕是最幸运，被保存下来的作品特别多。然而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他手里又开始了逆流。他一方面尽力摹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使乐府也渐渐脱离了民俗。由于他的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丽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 
    从这些观点来说，曹丕的功绩不能湮没。政治上的影响即使除外，文艺上的贡献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他是文艺批评的初祖。他的诗辞始终是守着民俗化的路线。又如他的《燕歌行》二首纯用七言，更是一种新形式的创始。特别是他的气质来得清，委实是陶渊明一派田园诗人的前驱者。关于这后一点，钟嵘倒也是已经认识了的。且看他说：“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而“璩诗祖袭魏文”，便可以知道。只是他不重视这一派，故而都把他们列在“中品”去了。这在目前，不用说也是应该平反的。古时也有独具只眼的人，如上举刘彦和所说的“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是比较公允的评隲。王夫之也很贬抑子建而推重文帝，竟称曹丕为“诗圣”又未免过于夸大了一些。 
    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JIAN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但尽管道学先生们要替曹植粉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却认定他是一位才子，而他的诗文对于后人的影响，也已经早成为过去了。有趣的是那首疑信难决的《七步诗》倒依然脍炙人口，且成了一个有名的典实。 
    《七步诗》初见《世说新语》，“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云云，帝深有惭色”。其诗云：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诗不见本集，有人疑是傅会。又一般传世的只有四句，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两句缺。过细考察起来，恐怕傅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小说。其实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杀他的话，诗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讥刺而便“深惭”？所以这诗的真实性实在比较少。然而就因为有了这首诗，曹植却维系了千载的同情，而曹丕也就膺受了千载的厌弃。这真是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了。 
    借煮豆为喻，使人人能够了解，是这首诗所以普遍化了的原因。但站在豆的一方面说，固然可以感觉到萁的煎迫未免过火；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面说，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吗？我因而做了一首《反七步诗》以为本文的煞尾： 
    煮豆燃豆萁，豆熟萁已灰。 
    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 
    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 
                                        1943年7月7日脱稿

呃，谢天谢地，转完了。只漏了介绍建安二十二年瘟疫的一段。
另外，感谢这个文的录入者，辛苦了。
原贴见：http://tieba.baidu.com/f?kz=131617006

呃～“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
初读《与吴质书》，读至此句，即潸然。再读余诗。。遂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