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9年2月4日,我把回忆1967年2月3日到2月8日“塔布赛事件”的文章重写了一下,并把个人给土中现任各位领导的意见一并附下)
1967年初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形势。几乎所有延安时期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都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民族分裂集团”成员而遭受严重迫害;呼市土默川地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也被打成“走资派”“民族民裂份子”而受到迫害;甚至有不少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的汉族干部也受到牵连。许多无辜的普通蒙老乡也受到迫害和打击。我们土中从校长书记到土默特籍的老师无人幸免,全部遭到迫害。
我记的当时有同学甚至听到一则消息说有的单位贴出的大字报揭发到,乌兰夫一旦反党叛国成功,我们土中学生最底都是营连级干部,荒唐致极。
我们的看法。经过半年时间的文革运动,被打倒那么多革命老干部,许许多多蒙古族干部和老乡受到迫害和冲击。身在其中,我们土中的全体师生都在认真分析思考。那时候我们不少同学经常到内蒙党委大院或其它党政部门去看大字报,可以随时随处收集大量传单等各种资料。通过分析,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乌兰夫等老革命家搞反党叛国,搞民族分裂的事实证据,我们用我们单纯的心判断着,认定内蒙搞的这些完全是一起闻所未闻的冤假错案。
我们的目的。当时土中师生不仅参加本校的文革运动,已经冲出土中校院,投身到内蒙古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当中了。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尽我们所能,推翻强加于乌兰夫等老革命家和大批无辜被迫害干部和受牵连群众头上的各种罪名,解救他们于水火,还他们一个清白。我们去土默川宣传只作一件事,就是原原本本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有关文件。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宣传,使那些被迫害的老干部们和普通民众看到希望,知道有一批热血青年在为他们奔走呼号;通过宣传,引导广大不明真象的群众辨明是非,不再上当受骗。一句话,推翻冤假错案还历史一个公道,虽然我们知道靠我们的微弱之力根本做不到。
我们的准备工作。装备宣传车,去土默川搞宣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应该从腊月初就开始紧锣密鼓的酝酿策划了。首先是严把宣传内容质量关,宣传内容全部由云掌印同学敲定。究竟宣传的是党中央的哪一份或哪几份具体文件我忘了,但我记的主要内容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党中央领导表扬内蒙古民族工作的讲话。如果云掌印同学还在世,他肯定准确记的。
当时土中的学生到土默川下乡搞宣传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出现“塔布赛”事件的结果也是在预科之中的。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进行了精心的组织策划,云掌印同学是最主要的组织策划人。我记的最先是老家在塔布赛村的张永善等同学多次找的云掌印同学商量此事,提议我们土中“革命造反纵队”的宣传车下乡土默川平原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2月3号出发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在做各种准备工作。
宣传用的大卡车我记的是呼市水泥厂的解放牌车,几个月前就由水泥厂司机苏明(蒙古族)开出来一段时间了,我们按装了学校的两个大喇叭和一台扩音器。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宣传车每天都上街原原本本宣传党中央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苏明是位好同志我们应该记住他,他在危难时刻来到土中协助我们为民族做好事,凡是为国家为民族做过好事的人我们都应该记住他。
1977年2月3号随宣传车出发的我记的有张云善同学,他是塔布赛村的人。我记的还有云金枝同学。宣传车的广播员是初二的一位讲普通话的小女孩,她叫一个蒙文名字乌云高娃。乌云高娃同学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生,我们必须记住她,不要让她成为无名英雄。其他跟车走的同学的名字我们应该都落实清楚,把他(她)们的名字留给土中,激励后来人以他(她)们为榜样奋发图强。
我只知道第一天宣传车住到了前朱堡村,前朱堡村是“四清”运动时乌兰夫蹲点的村。土中宣传车2月3日到达前朱堡村,前朱堡村蒙古族父老乡亲热情招待的同学们,这个环节完全应该查一查,必要性很大。宣传车是2月4号到达塔布赛村的,塔布赛村是老革命家乌兰夫的出生地。这两天时间我们的宣传车共经过哪些村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我记不清了。
听到土默特中学的学生开着宣传车明目张胆下到土默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引起了土默特左旗反乌兰夫势力的极大震动。土默特左旗反乌兰夫势力认为土中学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是假,真正的目的是想为乌兰夫翻案造舆论。这还了得,必须采取措施镇压之。
于是首先由土左旂武装部的反乌兰夫势力联合土默特左旗医院的反乌兰夫势力,他们把土旗医院的救护车改装成宣传车,按了两个小喇叭跟随我们搞对抗宣传。土旗医院救护车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开始跟我们搞对抗宣传的,这些问题只要找到当年跟宣传车出征的同学就清楚了。用土旂医院的救护车改装成宣传车和我们搞对抗宣传事岀有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我们土中师生就和土左旗医院的反乌兰夫势力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交过手,暴发了震惊內蒙古和呼市地区的“土旗医院事
1967年初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形势。几乎所有延安时期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都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民族分裂集团”成员而遭受严重迫害;呼市土默川地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也被打成“走资派”“民族民裂份子”而受到迫害;甚至有不少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的汉族干部也受到牵连。许多无辜的普通蒙老乡也受到迫害和打击。我们土中从校长书记到土默特籍的老师无人幸免,全部遭到迫害。
我记的当时有同学甚至听到一则消息说有的单位贴出的大字报揭发到,乌兰夫一旦反党叛国成功,我们土中学生最底都是营连级干部,荒唐致极。
我们的看法。经过半年时间的文革运动,被打倒那么多革命老干部,许许多多蒙古族干部和老乡受到迫害和冲击。身在其中,我们土中的全体师生都在认真分析思考。那时候我们不少同学经常到内蒙党委大院或其它党政部门去看大字报,可以随时随处收集大量传单等各种资料。通过分析,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乌兰夫等老革命家搞反党叛国,搞民族分裂的事实证据,我们用我们单纯的心判断着,认定内蒙搞的这些完全是一起闻所未闻的冤假错案。
我们的目的。当时土中师生不仅参加本校的文革运动,已经冲出土中校院,投身到内蒙古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当中了。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尽我们所能,推翻强加于乌兰夫等老革命家和大批无辜被迫害干部和受牵连群众头上的各种罪名,解救他们于水火,还他们一个清白。我们去土默川宣传只作一件事,就是原原本本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有关文件。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宣传,使那些被迫害的老干部们和普通民众看到希望,知道有一批热血青年在为他们奔走呼号;通过宣传,引导广大不明真象的群众辨明是非,不再上当受骗。一句话,推翻冤假错案还历史一个公道,虽然我们知道靠我们的微弱之力根本做不到。
我们的准备工作。装备宣传车,去土默川搞宣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应该从腊月初就开始紧锣密鼓的酝酿策划了。首先是严把宣传内容质量关,宣传内容全部由云掌印同学敲定。究竟宣传的是党中央的哪一份或哪几份具体文件我忘了,但我记的主要内容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党中央领导表扬内蒙古民族工作的讲话。如果云掌印同学还在世,他肯定准确记的。
当时土中的学生到土默川下乡搞宣传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出现“塔布赛”事件的结果也是在预科之中的。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进行了精心的组织策划,云掌印同学是最主要的组织策划人。我记的最先是老家在塔布赛村的张永善等同学多次找的云掌印同学商量此事,提议我们土中“革命造反纵队”的宣传车下乡土默川平原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2月3号出发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在做各种准备工作。
宣传用的大卡车我记的是呼市水泥厂的解放牌车,几个月前就由水泥厂司机苏明(蒙古族)开出来一段时间了,我们按装了学校的两个大喇叭和一台扩音器。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宣传车每天都上街原原本本宣传党中央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苏明是位好同志我们应该记住他,他在危难时刻来到土中协助我们为民族做好事,凡是为国家为民族做过好事的人我们都应该记住他。
1977年2月3号随宣传车出发的我记的有张云善同学,他是塔布赛村的人。我记的还有云金枝同学。宣传车的广播员是初二的一位讲普通话的小女孩,她叫一个蒙文名字乌云高娃。乌云高娃同学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生,我们必须记住她,不要让她成为无名英雄。其他跟车走的同学的名字我们应该都落实清楚,把他(她)们的名字留给土中,激励后来人以他(她)们为榜样奋发图强。
我只知道第一天宣传车住到了前朱堡村,前朱堡村是“四清”运动时乌兰夫蹲点的村。土中宣传车2月3日到达前朱堡村,前朱堡村蒙古族父老乡亲热情招待的同学们,这个环节完全应该查一查,必要性很大。宣传车是2月4号到达塔布赛村的,塔布赛村是老革命家乌兰夫的出生地。这两天时间我们的宣传车共经过哪些村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我记不清了。
听到土默特中学的学生开着宣传车明目张胆下到土默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引起了土默特左旗反乌兰夫势力的极大震动。土默特左旗反乌兰夫势力认为土中学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是假,真正的目的是想为乌兰夫翻案造舆论。这还了得,必须采取措施镇压之。
于是首先由土左旂武装部的反乌兰夫势力联合土默特左旗医院的反乌兰夫势力,他们把土旗医院的救护车改装成宣传车,按了两个小喇叭跟随我们搞对抗宣传。土旗医院救护车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开始跟我们搞对抗宣传的,这些问题只要找到当年跟宣传车出征的同学就清楚了。用土旂医院的救护车改装成宣传车和我们搞对抗宣传事岀有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我们土中师生就和土左旗医院的反乌兰夫势力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交过手,暴发了震惊內蒙古和呼市地区的“土旗医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