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特色
楚国语言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说明楚语与郑语有差异，当然郑语和其它国家语言是否相同也有疑问，战国七雄文字都各不相同，语言自然也可能各有特点，拥有一些各自特别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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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文献记载的楚语特别的词汇不多。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于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
在扬雄《方言》中,楚与魏、卫、宋、郑、韩,吴、齐、巴、秦之中的某一地区共有的词汇约70个,其中与吴共有者占了一半以上,反映楚、吴比较接近。
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发蒙启昧的关键,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楚文字承袭商周文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与诸国文字的区别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如王孙浩钟、王孙遗者钟、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图1),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观竹简、荆门包山竹简、长沙楚帛书等等。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与之相关系,楚人的篆刻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图2,“冷贤”印)。楚文字从形体上看与中原古文字有渊源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于中原甲骨文、铭文、篆文一脉相承的“古篆体系”,在“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楚人按照自己的生活和语言特点独立创造了不少新字。如见于铜贝(亦称蚁鼻钱)的“聚”；见于江陵望山楚简的“歇”；见于楚帛和金铭的“蔓”；见于楚简及铭文的“戴’等字,既不见于他国,也不载于先代“古篆”,已突破了中原古代文字的范围。这些新字虽使今人很难释读,但在当初必生动地记录了楚人的语言,表现了楚人的新变精神和创造意识。

1954年在长沙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了兔毛制作的毛笔实物。毛笔(图3)不仅使帛书、竹简的出现成为可能,也推动了字体本身的演进。毛笔写字,较之以往的刀刻,轻松灵便,因而推动了字体的革新。所以隶书最先在楚字中孕育出来。如江陵楚简将“乙”字末尾一笔已明显地有隶书的波势；又“月”字写作不仅有隶书的形架,其右下一笔,也可看出隶书的挑法。

楚国有几个常用的虚字,几乎成了楚辞语言形式上的重要标志。如兮、些等字,读起来常有一种悲楚凄厉之感,形成楚辞特有的韵调,可说成了楚辞外部形式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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