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中，作为俄罗斯文化核心的“弥赛亚意识”发挥了重要、持久而稳定的作用。弥撒亚意识形成了俄罗斯人是神选民族的大国心态和对权威的依赖与容忍，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俄罗斯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颇具特色的大国风格。

东正教是俄罗斯人的主要信仰，东正教的核心教义——弥赛亚意识，则被俄罗斯学者称为俄罗斯的灵魂，在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弥赛亚意识让俄罗斯人意识到自己是第三罗马，是基督教的领袖和世界的中心，是斯拉夫的解放者。

这种救世主意识和世界中心意识，对当时大一统的俄罗斯帝国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由此形成的优越感和帝国意识在俄罗斯的历史演进中发生长期而微妙的联系。俄罗斯历史学家萨哈罗夫曾说过：“从斯拉夫人踏上东欧平原起，在生存压力下的扩张便注定了俄罗斯未来的大国意识形态，这也是俄罗斯人独一无二的历史命运。”

15世纪到16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唯一处在自治下的俄国自然成为了东正教世界的领袖。这个时候，教会在努力发展莫斯科公国的帝国意识方面就越来越体现出来。虽然当时在大主教和教士们在直接影响莫斯科公国领土扩张方面表现的并不成功，但是他们能够把救世主义和东正教使命的生机勃勃带入俄罗斯的对外关系中。

作为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俄国在对巴尔干地区的解放中往往把保护东正教徒作为首要任务，并且可以使用教会来实现稳定那个地区的形势。这个过程从14世纪就已经开始，到了1700年俄罗斯和基督教会终于完全肩并肩的站在一起——当然了，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沙皇已经认为俄罗斯足以强大到可以向奥斯曼土耳其人挑战了。随着俄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俄国以捍卫东正教的正义之名与土耳其进行了近三百年的俄土战争。

1774年，沙皇俄国通过要求土耳其签订《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在该条约中，沙皇俄国通过军事手段让土耳其人低下头，果断的保护了基督教堂，俄国可以正大光明的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东正教堂，这些教堂受到俄国的保护。

1821年在希腊脱离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中，与希腊有着密切联系、以东正教保护者自居的沙皇在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教区总主教格里高利五世因拒绝提供著名的希腊人住址而于复活节之夜被吊死又被抛尸大海之后，立刻对土耳其发出强烈警告。随后，沙皇要求土耳其恢复被破坏的教堂，以便东正教徒能够正常进行活动，保证东正教徒原来享有的权利不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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