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宋（辽、金）元时期（公元581—1368年）
隋朝统一中国后，大同仍由突厥族占领，其后导致大同地区长达三百多年与中原分离，然大同的封建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矿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一时期，煤炭开发更为普遍，冶铁、陶瓷得到了发展，煤与铁、煤与瓷成为大同地区矿业开发的亮点。
大同煤炭的开发，自隋以来逐渐增多，唐朝时代民间对于煤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到了宋朝采煤业迅速发展，至元代大同煤炭已由官督民办手工业大量开采，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煤炭产地。
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8—1130年），朱弁以通向副史赴云中（今大同）看望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二帝，淹留大同之时作的《炕寝》诗吟道：“西山石为薪，黝色射惊目。方炽绝可迩，将尽还自续。飞飞涌元云，焰焰积红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风薄木。”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大同煤炭燃用的情况。
大同历为“藩篱燕赵”重镇，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此屯兵戌关，营造兵器，在辽、金、元时已有相当冶铁水平。据《辽史、本纪》载：“辽寿昌元年（公元1095年）农历九月，辽道宗命令西京（大同）制造炮、弩的军工匠人，为西北路汉军传授技术”。到金时，大同地区冶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金厉行铁政，……1000年复迁千户”于大同，皆为冶铁之用⑺。冶铁需要大量燃料，没有得天独厚的煤炭开采条件，冶铁业也不会如此发展。
元时，大同地区的采煤业已很发达，冶铁业亦历久不衰。据《元史.食货志》载：“元太宗八年（1236年），元太宗窝阔台下令，在西京（大同）立炉炼铁，州县拨炼铁冶户七百六十煽”。《中国铁矿志》⑻也有这样的记述：“山西铁业亦渐兴，而煤之用途亦渐广，山西铁矿盖已用煤制炼。……元初在1236年及1237年，遣二千户至大同”掘煤冶铁，“1263年又遣万五千户”至大同。可见当时大同一带煤炭采掘冶铁业之兴盛。同时，元朝对煤炭如同铜铁一样实行征税，称之为“煤课”。大同地区采煤业状况，也可从当时的税收情况得以反映。据《元史.食货志》载：“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煤炭课税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钱，内大同路一百二十九锭一两九钱，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锭二十四两五钱”。每锭银50两，大同的“煤课”约占全国的5%，名列之首。
大同在新石器时代就能烧制陶器。到了隋唐时期，制瓷工艺臻于完善，至宋代，瓷业极为兴盛，制瓷窑户遍布大同地区。大同、浑源的青瓷、黑釉瓷、白瓷；黑釉陶、钧釉陶、彩绘陶，装饰手法多种多样，艺术风格粗犷豪放，很富有民族精神气质，至今瓷窑遗址尙存。据《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1955年在山西天镇县夏家沟出土的金代黑釉剔花瓶；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腹下刻元大德八年（公元1300年）铭文的黑釉剔花婴戏纹瓶均属浑源窑精品⑼。在煤与瓷的关系上除表现为燃料供求外，还表现在制陶、瓷原料所需的粘土与瓷土常赋存在煤系地层中，且往往共生，在开采利用时可以统筹兼顾，因此古有“有煤窑就有瓷窑”的俗谚。这些俗谚不仅反映了当时煤业促进了陶瓷业的发展，而且陶瓷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煤业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古代矿产综合利用的进步。
唐代，大同地区的石材开采和加工技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从灵丘县曲回寺唐代（唐玄宗开元21年（公元733年）石像冢群看，石雕佛像取材于当地的花岗石，凿雕工艺之精细，并于曲回寺村南及村东发现的当年雕刻佛像的采石场其规模之大可窥其一斑。
另外，金代“大同产绿矾，雕磨产品玛瑙杯子和玛瑙数珠为贡品”⑽。据《清一统志》载：金地理志，“大同府……产碾玉砂”。
⑺《中国铁矿志》第212页，丁格兰著，谢家荣译。
⑻《中国铁矿志》第214页，丁格兰著，谢家荣译。
⑼载于《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冯先铭。
⑽《山西古代经济开发史略》黎风。
隋朝统一中国后，大同仍由突厥族占领，其后导致大同地区长达三百多年与中原分离，然大同的封建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矿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一时期，煤炭开发更为普遍，冶铁、陶瓷得到了发展，煤与铁、煤与瓷成为大同地区矿业开发的亮点。
大同煤炭的开发，自隋以来逐渐增多，唐朝时代民间对于煤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到了宋朝采煤业迅速发展，至元代大同煤炭已由官督民办手工业大量开采，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煤炭产地。
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8—1130年），朱弁以通向副史赴云中（今大同）看望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二帝，淹留大同之时作的《炕寝》诗吟道：“西山石为薪，黝色射惊目。方炽绝可迩，将尽还自续。飞飞涌元云，焰焰积红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风薄木。”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大同煤炭燃用的情况。
大同历为“藩篱燕赵”重镇，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此屯兵戌关，营造兵器，在辽、金、元时已有相当冶铁水平。据《辽史、本纪》载：“辽寿昌元年（公元1095年）农历九月，辽道宗命令西京（大同）制造炮、弩的军工匠人，为西北路汉军传授技术”。到金时，大同地区冶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金厉行铁政，……1000年复迁千户”于大同，皆为冶铁之用⑺。冶铁需要大量燃料，没有得天独厚的煤炭开采条件，冶铁业也不会如此发展。
元时，大同地区的采煤业已很发达，冶铁业亦历久不衰。据《元史.食货志》载：“元太宗八年（1236年），元太宗窝阔台下令，在西京（大同）立炉炼铁，州县拨炼铁冶户七百六十煽”。《中国铁矿志》⑻也有这样的记述：“山西铁业亦渐兴，而煤之用途亦渐广，山西铁矿盖已用煤制炼。……元初在1236年及1237年，遣二千户至大同”掘煤冶铁，“1263年又遣万五千户”至大同。可见当时大同一带煤炭采掘冶铁业之兴盛。同时，元朝对煤炭如同铜铁一样实行征税，称之为“煤课”。大同地区采煤业状况，也可从当时的税收情况得以反映。据《元史.食货志》载：“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煤炭课税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钱，内大同路一百二十九锭一两九钱，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锭二十四两五钱”。每锭银50两，大同的“煤课”约占全国的5%，名列之首。
大同在新石器时代就能烧制陶器。到了隋唐时期，制瓷工艺臻于完善，至宋代，瓷业极为兴盛，制瓷窑户遍布大同地区。大同、浑源的青瓷、黑釉瓷、白瓷；黑釉陶、钧釉陶、彩绘陶，装饰手法多种多样，艺术风格粗犷豪放，很富有民族精神气质，至今瓷窑遗址尙存。据《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1955年在山西天镇县夏家沟出土的金代黑釉剔花瓶；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腹下刻元大德八年（公元1300年）铭文的黑釉剔花婴戏纹瓶均属浑源窑精品⑼。在煤与瓷的关系上除表现为燃料供求外，还表现在制陶、瓷原料所需的粘土与瓷土常赋存在煤系地层中，且往往共生，在开采利用时可以统筹兼顾，因此古有“有煤窑就有瓷窑”的俗谚。这些俗谚不仅反映了当时煤业促进了陶瓷业的发展，而且陶瓷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煤业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古代矿产综合利用的进步。
唐代，大同地区的石材开采和加工技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从灵丘县曲回寺唐代（唐玄宗开元21年（公元733年）石像冢群看，石雕佛像取材于当地的花岗石，凿雕工艺之精细，并于曲回寺村南及村东发现的当年雕刻佛像的采石场其规模之大可窥其一斑。
另外，金代“大同产绿矾，雕磨产品玛瑙杯子和玛瑙数珠为贡品”⑽。据《清一统志》载：金地理志，“大同府……产碾玉砂”。
⑺《中国铁矿志》第212页，丁格兰著，谢家荣译。
⑻《中国铁矿志》第214页，丁格兰著，谢家荣译。
⑼载于《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冯先铭。
⑽《山西古代经济开发史略》黎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