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造成重庆与其他3个直辖市差距的成因，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才能真正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找到迎头赶上的道路，制定行之有效的追赶对策。
　　一是区位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区位先决条件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各地区与主要出海口和经济核心区的相对位置关系显得越发重要。4个直辖市中，京、津、沪地处东部沿海，紧靠海岸线，离最近的出海港口距离分别为177公里、40公里、1公里，而重庆地处西部内陆，远离海岸线，离最近的出海港口距离为1486公里，区位劣势决定了重庆承接世界产业转移、接受海外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辐射的方便程度大大低于京、津、沪，制约了重庆经济发展。
　　二是历史原因导致重庆快速发展的基础薄弱。首先，行政区划调整形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改革开放以后重庆经历了两次大的区划调整，一次是1980年代成为计划单列市，区划扩大到9区12县；另一次是1997年直辖，原属四川省管辖的万、涪、黔三个市（地）整体纳入重庆。这两次区划调整，使重庆市域面积大幅增加，形成目前有别于京、津、沪的特殊省级构架的直辖市。直辖后，相对集聚的主城发达经济区与相对分散的三峡库区、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等大面积贫困落后地区，共同构成重庆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区域发展协调难度大。尤其是三峡库区生态建设与产业空虚问题成为需重点破解的难题，严重制约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其次，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东部地区地势平坦，容易实现集中开发建设，西部地区多山地、丘陵，连片开发难度大且成本高，城市整体规划建设落后，同时，过去在城市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不够重视相关的配套建设，造成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欠账较多，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供应、供水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达程度明显低于京、津、沪。再次，重庆直辖市设立时间短，使其在制度创新、区域发展话语权以及经济基础等软硬件发展条件的建立和完善上明显滞后。京、津、沪在建国初期即成为中央直辖市，国家在各种政策方面支持较多，而重庆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被列为计划单列市、沿江开放城市，直到1997年直辖才加快发展，发展的基础条件较其他直辖市薄弱。
　　三是东、中、西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导向对重庆发展形成制约。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国家东、中、西部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处于东部沿海、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地区的京、津、沪实行内外结合型的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地处西部内陆的重庆缺乏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基本以内向型的单一发展战略为主。这一政策导向的差异，加快了京、津、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速度，使京、津、沪在较短时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实现了工业化由初期向中后期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连片城市群的形成，反过来推动了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京、津、沪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之下，重庆与京、津、沪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四是不同发展阶段产生投入产出效益差别，使重庆对各类要素的吸引和积累能力偏弱。一方面，与京、沪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天津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相比，当前重庆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由于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较大，工业重型结构偏重，以及技术实力弱、经营管理水平低等因素影响，重庆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速度效益型增长特征，即大量的资本投入引起经济快速增长，但增长质量不高。同时，重庆仍属于基础设施加快完善的时期，投入产业发展的资金相对较少，经济整体的投入产出效益明显低于京、津、沪，进而对资金的吸引和积累能力偏弱。2005年，重庆全社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38．8亿元，仅实现ＧＤＰ产出3069．1亿元，投入产出比为1．58，远低于北京（2．41）、上海（2．44）与天津（2．64）。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开发与引进使用机制落后，尤其是体现人才价值的激励、报酬体系差别较大，如2005年，重庆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16630元，远低于北京（34191元）、上海（31940元）、天津（25271元），使重庆在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方面落后于京、津、沪，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较小。
　　五是思想观念差异形成制约。由于重庆地处西部内陆，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观念相对保守落后，在一些重大发展时期，受传统观念束缚，失去了很多发展机遇。相反，京、津、沪与海外在信息流、人流、物流上交往较多，思想观念较开放，抓住了许多重大的发展机遇，不但将不利的资源劣势转化成有利的资源优势，也较好地适应了国际国内环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