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
（约公元前470年—前370年）曾有几个政治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国君都成了专制统一的绝对君主，旧的贵族失去春秋时代仍然残留的一些封建权利。同时在春秋时代已经兴起但仍然幼稚的工商业[插图]到春秋末战国初已进入政治的领域。范蠡与子贡、白圭诸人的传说可代表此时商业的发达与商人地位的提高。传统的贵族政治与贵族社会都被推翻，代兴的是国君的专制政治与贵贱不分、至少在名义上平等的社会。在这种演变中，旧的文物当然不能继续维持，春秋时代全体贵族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无形破裂，所有的人现在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与运气去谋求政治上与社会上的优越地位。文武的分离开始出现。张仪的故事可代表典型的新兴文人。这种人只有三寸之舌为惟一的法宝，凭着读书所学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运气好，可谋得卿相的地位；运气坏，可受辱挨打。他们并无军事的知识，个人恐怕也无自卫的武技，完全是文人。

另外一种人就专习武技，并又私淑古代封建贵族所倡导的侠义精神。聂政与荆轲的故事最足以表现这种精神，旧贵族所代表的文化已成过去。旧贵族用他们文武兼备的才能去维持一种政治社会的制度，他们有他们的特殊主张，并不滥用他们的才能。他们主要的目的，在国内是要维持贵族政治与贵族社会，在天下是要维持国际的均势局面。这些新的侠士并无固定的主张，谁出高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也正如文人求主而事只求自己的私利一样。列国的君王也就利用这些无固定主张的人去实现君王自己的目的，就是统一天下。历史已发展到一个极紧张的阶段，兵制也很自然地扩张到极端的限度。秦国似乎是行全民皆兵的制度，齐、魏两国最少希望为多数的人民都能当兵定出一定的标准，以重利为诱惑，驱使多数人都努力去达到规定的标准。
战国时代的战争非常残酷。春秋时代的战争由贵族包办，多少具有一些游戏的性质。我们看《左传》中每次战争都有各种的繁文缛礼，杀戮并不甚多，战争并不以杀伤为事，也不以灭国为目的，只求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到战国时代，情形大变，战争的目的在乎攻灭对方，所以各国都极力奖励战杀，对俘虏甚至降卒往往大批地坑杀，以便早日达到消灭对方势力的地步。吴越之争是春秋末年的长期大战，也可说是第一次的战国战争。

越灭吴标志着灭国成为了开张，以后大国吞小国，强国吞弱国就成了常态。坑卒与战争时大量的杀伤，据《史记·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前后共十五次：
（一）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二）惠文王七年，与魏战，斩首八万；
（三）惠文王后元七年，秦败五国兵，斩首八万二千；
（四）惠文王后元十一年，败韩岸门，斩首万；
（五）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击楚于丹阳，斩首八万；
（六）武王四年，拔韩宜阳，斩首六万；
七）昭襄王六年，伐楚，斩首二万；
（八）昭襄王十四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九）昭襄王三十三年，破魏，斩首十五万；
（十）昭襄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斩首五万；
（十一）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余万；
（十二）昭襄王五十年，攻三晋，斩首六千，晋军走死河中二万；
（十三）昭襄王五十一年，攻韩，斩首四万；攻赵，首虏九万；
（十四）王政二年，攻卷，斩首三万；
（十五）王政十三年，攻赵，斩首十万。

其中所记都是秦国战胜后的杀伤数目。此外秦国失利甚至战胜时的死伤并未记载，其他六国相互间的战争当然杀伤也很可观。这是各国都全民武装的自然结果。斩首与大规模的坑杀成为常事，无人认为奇怪。
后代的人对于战国时代斩首数目的宏大，尤其对于坑杀至数十万人的惊人事实，往往不肯置信。这可说都是因为后代不善战、不肯战的文人不能想象历史上会有这种残酷的时代。秦国以斩首多少定功行赏，斩首的数目不会有误。别国恐怕也采同样的办法。我们不可忘记这是一个列国拼命的时代，战争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对方的抵抗力。战争都是灭国的战争，为达到灭国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采择。这是一个文化区域将要统一时的必有现象。这种紧张的空气当然是不易忍受的。厌战的心理与军国主义相偕并进。墨子、宋钘一般人的奔走和平，不过是最惹当时与后世注意的厌战表现。一般的人民，虽然受暗示与群众心理以及国家威胁利诱的支配，或者多数乐意入伍，但必有少数是不愿参加这种屠宰场式的战争的。这种平民的呼声当然难以传到后代，但并非全无痕迹可寻。关于吴起，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可见在战国的死拼局势下当权的人想尽方法去鼓励人民善战，战死的特别多，整个家庭绝灭的事例一定也不少；民间自然有厌战的心理发生，故事中士卒的老母不过是我们由古籍中所见的一人而已。
总之，战国时代虽是战争极烈，但由军心民气方面看，两种不健全的现象也萌芽于此时：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与和平主义的宣传提倡，一是一般人民中厌战心理的渐渐发生。

长平之战秦国，甚至连童子也上阵，15岁以上都全部出动了，是不是让我们后人不禁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情景，当时可以说是中国人，最重武的时期，也是战斗精神最强的时期，现在有人会拿西方的压力山大东征，和当时的战国，战斗力做比较，其实当时压力山大没来中国，可以说是他的幸运，不过天下一统之后这种制度就不便不加修改而仍全部地实行。前此征兵制是因各国竞争，需要人人当兵。现在天下一家，内战理当消灭，对外也不一定需要天下人都去从军。并且六国虽被武力统一，最少一部分人仍有旧国的留恋，秦始皇对这般人也不敢轻于信任，所以即皇帝位的当年（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就大规模地缴械：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汉时代平时禁止人民聚饮：
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汉制多承秦旧，这条汉律一定也是秦时的旧法。秦方并天下，于是就表示庆祝，特别许人民随意聚饮。这是很自然的事。人民当然不疑有什么作用。始皇暗中摆布，很容易的就把民间所藏的军械查出没收。虽然全部检出是办不到的事，被没收的一定占很大的部分。因为前此民间都有兵器，并无禁例，所以军械一定都公开的摆列，没有藏匿的需要，检查没收并无困难

秦代当初要将军队限于秦人，但事实上不免有很大的困难。内战虽已停止，边患并未消灭。并且从前各国分担的边防现在归秦独自担当，同时关中所驻以防六国复起的重兵也不见得比战国末期秦国所需的兵少得许多。所以按始皇原来的计划，一定要有感到兵不足用的一天。尤其四边用兵与边疆的防戍，规模太大，只靠秦国人绝难办到。所以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粱地。
这里并未说所发的限于秦国，并且秦国逋亡人等恐怕原有当兵的责任，无需特别征发。所以这次所发的一定是天下各地的人。秦二世二年，天下大乱，李斯等谏二世：
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由此可见边疆戍转是关东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证明边疆上的兵并不是秦人，至少秦人不占多数。由始皇三十三年取陆梁地所发的人，我们可知戍边人的成分：逋亡人是流民，赘婿都是贫困无赖的人，贾人是抑商政策下所认为卑贱的人。[插图]总而言之，所发的都是社会所认为下流的人。这些下流人大概没有留恋旧国的思想，所以将他们发到边疆并无危险。这是后代只有流民当兵，兵匪不分，军民互相仇视的变态局面的滥觞。同时，良家子弟渐渐不愿当兵恐怕也是秦代不得不发流民的一个原因。缴天下械，征发流民，一方面是与秦有利的政策，一方面恐怕也正合乎一般厌战人民的心理。在这种两便的局面下，古代健全活泼的社会就被断送。

所以北方起事的军队都不值章邯所领的秦兵一击，只有楚军可与秦兵一拼。太史公将这种情形描写得极为透彻鲜活：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巨鹿之战虽有善战的项羽为将，但若无比较强悍的兵，也决难与历来有胜无败的秦军相抗。这次战争的结果极为重要。当时秦国最大的一支军队由章邯率领，驻在巨鹿附近的棘原，与项羽有过几次小接触，都不利。但两方大军若背水一战，胜负正不可知。所以项羽虽已击破巨鹿的秦兵，对这支大军能否应付还是问题。章邯若能败项羽，秦朝的寿命或能延长下去也未可知。章邯与项羽的相拒是历史上一个紧要的关头。

因为后方有赵高作祟，章邯于是不经大战就带二十万的劲旅向项羽投降，并为诸军的前导向西攻秦。然而项羽对这支强大的秦军终不敢信任，于是乘夜把它全部坑杀。这是战国以来最末次的大批坑杀降卒。这支军队代表当时秦国实力的主体，从此秦的命运不卜可知。同时这支军队又可说是最后的一支国家军队，代表战国时代所遗留下来征兵制度下有训练、有组织的正式军队。从此以后，这类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就完全绝迹。
各地起事的人虽都打着六国的旗号，实际他们谁都不代表，只代表他们自己。军队并不属于任何国家或任何地方，只属于他们自己。此后的军队都是个人的军队。军队的品格、纪律、战斗力等等都靠主帅一人。主帅若肯忠于国家，他的军队临时就是国家的军队。主帅若要反抗国家，十有八九他的军队是牺牲国家而拥护主帅的。列国并立时所激荡而生的国家主义到统一之后渐渐衰弱。用六国的名义推翻秦朝，可说是旧日国家主义的回光返照。
在这次的大混乱中，旧的爱国思想就寿终正寝。汉代虽常有内乱，但决不是由地方爱国思想所推动的内乱。爱国思想本由列国竞争所产生，天下一统之后爱国思想既然源泉枯竭，当然要趋于消灭。同时将当初狭义的爱国观念崇高化，推广于天下一统的大帝国，在理论上当然是可以办到，但实际只有极少数想象力较大、信仰心较深、知识较广的人或者能了解这种大而无外的理想，大多数人对这种观念根本不发生兴趣，观念中消极的成分较积极的成分浓厚得多。爱国志士与其说是爱本国，不如说是恨别国。恨恶别国，轻视别国，是爱国观念的必需条件；要不然，爱国观念就必渐渐衰弱以至于消灭。秦代与楚汉之际就是中国历史上这种大转变的时期。爱国的观念消灭，爱天下的观念流产，人民渐多不愿入伍，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麻木昏睡的社会。

汉初在理论上虽仍行征兵制，实际所行的已是募兵制，不过尚未有募兵名义而已。秦代发流民的临时政策到汉代就成了国家法定的制度。
汉高帝出身民间，对一般人民不肯当兵的情形恐怕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定制度时已默认征兵是不能实行的：
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插图]
文中的“选”字很可注意，“选”实际就是“募”。不过不被选的人要直接纳一种免役税，名义上算是认为大家都有当兵的义务。
汉初的兵力极其微弱。楚汉竞争的劳民伤财只能解释这种情形的一部分。征兵制破裂，募兵制又没有完全成立，兵制不定，组织一个可用的军队恐怕很不容易。同时又逢边疆上有强大的部落集团出现，以致大汉帝国只能守而不能攻。汉高帝虽然统一天下，却被匈奴困于白登，后来贿赂阏氏才得脱险。高帝算是受了一番教训，从此知道匈奴不像项羽一般人那样容易对付，只得委曲求和，行和亲的政策。高帝死后，单于冒顿甚至向吕后下求婚书：中国虽受了这样大的侮辱，吕后虽然怒不可遏，终不敢向匈奴发兵，只得婉词谢绝冒顿开玩笑的请求：后来文、景二帝时中国虽照旧和亲并送重礼，仍不能防止匈奴屡屡寇边，焚杀劫掠。

汉代最后一次壮丁的全部或大部被征发，只限于一个地方，就是七国之乱时的吴国。吴王濞下令吴国：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插图]
吴不只征发壮丁，连老幼的男子凡能勉强上阵的也都发出。除吴外，七国中楚最强，但史籍中没有楚国兵额的记载。这里所谓吴、楚二国就是战国末期楚国的地方，也是秦末惟一兵强的区域。楚汉之争时项羽就是以此地为根据地，并且由垓下楚歌的故事可知项王的士兵大部都是楚人。七国之乱是旧日楚地武力充实的最后表现，以后就长久的寂寞无闻。天下也不再有征发全体男子当兵的现象。

汉武帝
到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前87年），兵制上各种不健全的办法都发展成熟；所以武功虽盛，却是建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因为一般人不肯当兵（武帝向西南夷发展，要征发巴蜀的人，许多人宁可自杀而死，也不愿应征，这或者是极端的例子，但也可见出当时的空气），武帝就开始正式募兵。旧日戍边的制度在人心涣散的局面下极难维持，于是屯田的制度成立。募兵与屯兵仍有时感到不足用，就大批地发囚徒，甚至雇用外族人当兵。一方面由于汉初六十年的养息，一方面由于武帝能牢笼人才，在种种的畸形发展下中国历史上居然有空前绝后纯汉族的大帝国出现。

南北军的兵额不见得很大，只够维持京师的治安；国家需用大军时，多半要靠郡国临时调发。这种办法或者可以维持苟安的局面，但若想彻底解决边疆的问题，非另辟途径不可。武帝看到这一点，所以即位后就招募精兵维护京师。第一种称期门，次一等的称羽林。至于期门、羽林从此就代替了当初的南北军，或与南北军并立，或与南北军混合，都不可知。
最少由武帝以下南军的名称未再提及，似乎期门、羽林是代替了南军。武帝所选的都是关西六郡（陕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的良家子弟，从此六郡多出名将。[插图]期门、羽林专选强健武勇的子弟。例如元帝时甘延寿是北地人，善骑射，为羽林，后升为期门，屡次有功，至于封侯。这虽是较晚的例子，甘延寿却是一个典型的六郡子弟，是以当兵为职业而起家的。
北军的名称武帝以下仍旧。但性质也与以前不同。武帝设置了八校尉：
（一）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
（二）屯骑校尉，掌骑士；
（三）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
（四）越骑校尉，掌越骑；
（五）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
（六）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
（七）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
（八）虎贲校尉，掌轻车。[插图]
北军的名义虽仍存在，但已被新设的中垒校尉所并。七校统称北军，由中垒校尉总管。中垒校尉同时又掌管西域，所谓北军已不是专卫京师的禁军。至于这七支军队的组成方法，三支外族兵当然是由胡越的降人充当；其他四军的士兵如何召来虽不可考，但由期门、羽林的例子与当时人民不肯当兵的风气来看，一定是由招募而来，或者也多是六郡的子弟。这是汉武帝时第一种新的兵力。

汉初戍边的人以一年为期。但这种办法并不妥当，文帝时晁错已见到此点。胡人游牧为生，往来不定，乘虚入寇，边兵防不胜防。中央或邻地发大兵来援，胡寇早已不知去向。所以边兵费的粮饷虽多，效力却微乎其微。戍兵屯边一年，对边情方才熟习，就又调回，新来的兵仍是生手。况且戍边本是苦事，内地人多不愿去。晁错见到这种种困难，于是想出屯田的方法，专用囚犯与奴婢，不足用时再以厚利高爵招致良民。这些边兵兼营农业，可省去国家一大笔军费；都终身甚至世世代代守边，对边情必定熟习，防御边寇的效率必高。文帝听信了晁错的话，开始在边境屯田。但大规模的屯田到武帝时才实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西北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两郡地，加置张掖、敦煌二郡，徙民六十万为屯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漠南空虚，自朔方以至令居（甘肃永登）屯田五六万人。开发西域以后，由敦煌至盐泽（吐鲁番西南）又随地置屯亭，远至轮台渠犁（迪化以南）之地都有田卒数百人，有使者校尉负责维持，一方面为汉在西北的驻防军，一方面又可接济中国遣往西域的使臣。总理西北屯田事务的并有屯田校尉。屯兵是武帝时第二种军力。
武帝时第三种重要的军士就是外国兵。[插图]胡越骑上面已经提到。此外尚有属国骑，是匈奴兵。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带四万人来降，武帝划降地为武威、酒泉郡，并置五属国使匈奴降人居住。五属国并不设在原地。昆邪王的旧地置为二郡，后又析为四郡，由汉人屯田，渐渐汉化。属国都设在后方，为的是便于控制。五属国就是天水郡的勇士县，安定郡的三水县，上郡的龟兹县，西河郡的美稷县，五原郡的蒲泽县，每属国都有皇帝派的属国都尉治理。[插图]这些地方都在匈奴旧地的河南（河套）与河南以南的地带，都是原来的汉地或已经汉化的地方。
武帝时第四种军力就是囚徒。发囚徒为兵并不始于武帝。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陈胜势力膨胀，二世一时来不及调动大军，于是就赦宥骊山修治始皇陵寝的囚徒，由章邯率领去攻陈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囚徒为兵的例。但这是临时不得已的办法，后来继续发兵。所以章邯部下的主体仍是正式的军队。第二次用囚徒，似乎是在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英布反时。北军三万人与关中巴蜀的材官只足保护关中，不敢出发远方；汉统一天下不过六七年。对国本重地不敢不慎重。高帝不得已，于是“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才把英布打败。这次也是临时救急的措置。此后八十年间，国家似乎没有再采用这种办法。[插图]到武帝大规模向四方发展时，发囚徒才成了固定的政策。

由上述的情形我们可得一个结论，就是兵与民隔离的局面已经非常明显。募兵是少数或因喜好冒险、或因受厚赏的诱惑才入伍的人，是一种职业兵。屯兵有的出于强迫（囚徒），有的出于自愿，但到边疆之后就成了永久固定的边军，也是一种职业兵。胡越骑与属国骑是国家雇用的外族，更是以当兵为职业的。
囚徒不是职业兵，乃是国家无办法时强迫入伍的，但一经入伍之后恐怕也就成了终身的职业。汉武帝虽然也发郡国的民兵，但这四种职业兵的地位比民兵的地位日趋重要。这四种兵，从兵的身份上说，都不是直接由民间产生的，大半都是民间的流浪分子，甚至外族的浪人。他们既不直接出于民间，与一般的人民自然没有多少情感上的联系。对于国家他们也很难说有多大的忠心，不过皇帝养他们，他们替皇帝卖死就是了。一般的民众处在大致安定的大帝国之内，渐渐都不知兵。这些既不肯卫国又不能自卫的顺民难免要遭流浪集团的军人的轻视。由轻视到侮辱，是很短很自然的一步。同时因为军人多是浪人，所以很容易遭一般清白自守的良民的轻视。不过这种轻视没有武力作后盾，不能直接侮辱军人，只能在言语上诋毁。“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成语不知起于何时，但这种鄙视军人的心理一定是由汉时开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