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我在58年8月那一天，就是我们一点预感都没有。由钱三强先生把邓稼先叫去了，那时候钱三强是叫做核工业部的副部长兼原子能所的所长。那时候他叫去他就给邓稼先说，他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这个国家要放个大炮仗你说这炮仗得多大，邓稼先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放原子弹，对吧，调他去做原子弹，他当时回答就说，我能行吗？那个钱先生就实际上他们已经决定了，这里调令呀，不是说征求你个人意见。后来他服从调动。

[ 1958年八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研究员的邓稼先突然接到命令，要其参加核试验，邓稼先又是兴奋又是紧张，与许鹿希匆匆一别，在荒凉的大漠上开始了中国的核试验，当时苏联、美国、法国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而中国想要在世界之林立一席之地，不受外强凌辱，建造字的核武器是当务之急，而此时，独守家中的许鹿希除了思念就是每日惴惴不安的担心。]

许鹿希：那天晚上回家以后，他也一夜没睡，我也一夜没睡。
主持人：他怎么跟您说，他也不能跟您说什么是吗？
许鹿希：他不能跟我说做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说问他调哪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他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这不行，反正弄的我当时很，我当时30岁，他当时34岁，我当时我孩子很小对吧，因为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可是他态度很坚决，他说我如果，就是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活的很有价值。他这么说以后，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他突然说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说这话以后，后来我就哭了，我说你干吗去，做什么事情要这么样子，下这个决心。当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后来过了一些时候我知道了，这个工作，当然后来从此以后，就是一干就28年。
主持人：当时您完全没猜到是原子弹，那时候您一点都没猜到。
许鹿希：我为什么一点都没猜到，当时国家太苦了，当时我们连汽车也造不了飞机也造不了，你知道抗美援朝，你看过《聂帅回忆录》吧，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所有的飞机是从苏联买的，对吧，喀秋莎大炮也是买的苏联的对吧，什么武器都是人家的，咱们自己什么也造不了。那个时候再用什么小米加步枪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已经把原子弹运到的冲绳岛，如果板门店谈判再失败的话，咱们当时就要吃，就要扔原子弹了，他不过就欺负咱们没有。那个是谁，英国的撒切尔首相说一句话，但凡你中国有一颗原子弹，人家也不敢惹你。对，就是这样，实力嘛。所以这样的话，这个转折是非常突然的。
主持人：一夜之间。
许鹿希：一夜之间，后来我看邓稼先这么坚决，他说他后来就说了几句，他说家里事情他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我了，我回答他一句，我说我支持你。

主持人：许鹿希老人对我说，很多人都问过她，为什么能够忍受和丈夫分离长达28年的时候。她说是因为她不仅见过洋人，还见过洋鬼子，不仅见过飞机，还见过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轰炸自己的家园，不仅捱过饿，还被敌人的炮火逼着躲进防空洞忍饥捱冻，她说因为有了经历，使她能够理解邓稼先，理解他因为要造原子弹而和自己分离28年之久。
许鹿希：也不是说28年他完全一天都不回来，也有中间回来，就是他到这个工作因为它保密性质太强了，而且他那个所谓的当时规则也是非常的严厉，就是不许接触这个不许接触那个，然后甚至于我北京医科大学我的同事不能到我家里去，免得出事。另外就是嘱咐我说，不要向北医的领导，就是每个人不是要说明你家里丈夫干什么事，这些都不能说，领导要问的话，你就说做保密工作，真正北医领导知道我丈夫是干什么事，是在追悼会的报纸上。
主持人：当时邓先生偶尔回来，您怎么跟他聊天呢，总要问一问最近的工作又不能说，但是很多又不能说，那说什么呢？工作完全碰都不能碰。
许鹿希：一点都不能聊天，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回家带，不能带出来。至于他突然回来和突然走，什么时候回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话，一个电话马上汽车就在地下等着，警卫员一上来就马上就走了。我们中国的核试验一共做了45次，第一次的成功是1964年10月16号，15点就是下午三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最后一次呢，第45次核试验呢是在1996年， 7月29日。
主持人：在签定协议之前的一天吧，等于是。
许鹿希：1996年7月29号做最后一次核试验，为什么挑这个日子呢，因为邓稼先逝世是在1986年的7月29号，在邓稼先逝世的十周年这一天。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这一天，做最后一次核试验，做完以后的话，马上第二天，就是在各个报纸上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命，就从此以后我们中国暂停核试验。这就表明我们中国已经达到了跟其他核大国完全一样的水平，我们已经有了原子弹，有一个氢弹，有了中子弹，有了小型化，有了在实验室模拟这个高度。

主持人：这45次实验邓先生领导了多少次。
许鹿希：他生前，生前一共有32次，32次里头有15次是他亲自在现场指挥，其他的不是每次都是他亲自指挥，可是因为他后来是做核武器研究院的院长，就是他前面虽然做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可是院长是党委书记，他是主要的业务负责任，就我们国家在一个原子弹氢弹做成以后要有一个专家签字，向国家签等于向国家保证，这个弹做行了，你可以放了。这个签字是邓稼先去签，签完这字邓稼先说非常紧张，就恨不得，好比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是万一不行就不得了，可是每次都行了，每次都行了所以人家给邓稼先一个外号嘛，说邓稼先是福将，这福将可真太难了。

主持人：您知道吗？那个时候。
许鹿希：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干什么事，那个像电视上，还有那时候电影上拍的，就是好多人在满街上高兴的不得了跳啊蹦，问许鹿希你是不是也这么干，也是跳的蹦的恨不得都高兴起来。我说不是，我说这话，可能要扫别人兴了，我说我们提到这的心放下去了。

主持人：知道了邓稼先和许鹿希的故事以后，我问过身边很多人，如果有这样一份工作需要你去做，但条件是你必须和爱人分开28年的时间，你会不会接受。大家的反应是没办法想象，而当许鹿希老人回忆起让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28年的生活时，他的语气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她的平静和坦然让人感动。
许鹿希：我曾经吹牛嘛，我说邓稼先你甭干了，你回来以后，你啥事都甭干，我许鹿希养活你全家，对吧，我能够做，我那时候是毕业以后就留在北医做教员的，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什么，这样一趟走上来，另外我还曾经做过北医的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啊，什么教研室主任呀，做这些事情。你可以知道我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靠我自己的工资，我养活你们全家都没问题。所以我曾经非常希望他回来，他说回来干吗，我说你啥事甭干，我养活你。

主持人：当时孩子们呢，孩子们会不会问，爸爸在哪，在干什么，您怎么回答呢？
许鹿希：孩子非常懂事。
主持人：他们也知道爸爸在干一个非常机密的工作。
许鹿希：对，孩子非常懂事。我的孩子们也是采取了跟我们一样的态度，一切靠自己。
主持人：我有一点不太懂，就是在这个整个的研究原子弹这个过程当中，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可能受到核辐射的这个危险。
许鹿希：很多事情是你原先设计了以后，你不知道它会那么大，那时候你说不受到辐射不可能。
主持人：所以邓先生在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不仅要下决心，我要离开家庭很长时间，我的工作，我的成绩再大，功劳再大，别人不可能知道，我要一辈子做无名英雄，同时我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许鹿希：他完全懂，最重要的一次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是我们中国曾经有一次核试验，核弹头是很好的，只是那个什么降落伞没有打开。

[在1985年张爱平将军亲自敦促邓稼先去看病，结果查出是晚期直肠癌，张爱平立即命令邓稼先住院接受治疗，从1985年七月三十一日到1986年七月二十九号，是许鹿希与邓稼先相处的最后的日子，结婚三十三年，在一起生活只有六年，在最后的一年里，许鹿希心里五味杂陈，思念的终结竟是永别，邓稼先离开他已经有十六年了，但家中的陈设一如既往，许鹿希将丈夫的用具都标上了年代，使用日期，连邓稼先坐过的沙发上的毛巾都没换过，看着老人摩挲着那些用具，不尽让人涕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主持人：这16年有这些零碎小事可以去回忆的话，你会觉得邓先生还是还在。
许鹿希：可能，他这个有很多事情让人觉得他，这样也做对了，也如果说是他，如果再有轮回，人生有轮回，他还会这么做。
主持人：你也还会再支持他。
许鹿希：虽然是非常苦，可这么做是很值得。
主持人：谢谢您许老师，谢谢您。
主持人：和许老聊天的时候，她总是习惯性的问我，这个人你是不是听说过，那件事你是不是了解，在老人看来，她说到的很多人，很多事都不是我们这代人所熟悉所了解的，我总觉得许老还生活在1986年以前的时空当中，在她的世界里邓稼先并没有离开。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4 年10月16 日，我国自行开发研制的原子弹在当日下午三时许成功试爆，冲天的蘑菇云，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当时的号外有着醒目的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思念着丈夫的许鹿希才在家中缓缓地舒了口气，放下了悬了已久的心。
邓稼先他们，是一代人完成了别国五代科学家的任务，一口气从原子弹干到中子弹，到氢弹，到电脑模拟的核极限的。中国的国力，尤其经过“文革”，如果再分代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达到现在这样的国防水平了。
邓稼先是知道很快就要“世界性禁核”的。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核极限实验，那么就会“被禁”，而不能成为“大国”。所以，邓稼先一直在抢这时间，他忘了自己生命的时间，忘了其他一切的时间，惟要中国脱离打受欺的时间。
我国是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爆炸了最后一颗原子弹，然后在次日宣布参加禁核的。
在邓家，我看到了张爱萍在一块素布上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我想， “元勋”的意思，是说对中国成为当代大国有功，而不仅仅是“军功”。
有一天，许德珩问严济慈：“是谁为中国造出的原子弹？”严哈哈大笑，说： “你去问你的女婿吧”。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把他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许鹿希说：“说有位年轻的导演，要拍邓稼先，要一幢别墅，两队警卫。我说，邓稼先不是那样的。”她说：“我此生就住在这里了。这才是邓稼先生前住的房子。这两个沙发是杨振宁来看邓稼先的时候坐的。他们两人就这样一人一个，坐在这儿谈话。”
当年为了欢迎杨振宁来，夫妇俩上街挑了一个床单，是单色的“十大建筑”。邓稼先喜欢这一个，就决定买了。
桌子就是邓稼先回来工作的桌子。那封信就是在这写的。
那封信是一封让杨振宁喜极而泣的信。
杨振宁在美国听美国人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到了国内，很想问邓，但是没有启口。直到上飞机时，他问了：“有没有美国人？” 邓迟疑了一下，说：“你先走吧。”邓回家立即请示周总理。周说：“把实情告诉他。”
邓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了一封信，送信的人就等在桌边，立即拿了上飞机。到了上海赶到给杨振宁的送别宴上，亲手交给他。杨振宁当场打开，一看，立即泪流满面。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杨立刻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
我与杨博士亦曾有过对面谈话与一次来信的交往。以杨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气势逼人，令人很难看到内里。
他流泪了。他当年在云南，后来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这是他的祖国。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他的泪水流在中国，中国接受着。
看见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的照片，我感到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另一张照片，是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

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