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遍 吴闲云先生的解释
感觉其中有很多内容还是比较靠谱的

比如唐僧身世 还有真假美猴王
还有佛道相争 都比较靠谱
但是关于神仙寿命 还有红孩儿是私生子 这个 纯是个人猜测

吴承恩，一个在官场抑郁不得志的人，如果真的写的是纯粹的神话小说宣扬佛道，那他真的很无聊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居土，先世涟水(今属江苏)人，上代迁居山阳(今江苏淮安)。曾祖、祖父“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其父少时就读社学，终因家贫辍学为小商。吴承恩虽“龄即以文鸣于淮，却“屡困场屋”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幼年“即以文鸣于准”，但屡试不第，四十馀岁时始补岁贡生。因母老家贫，曾出任长兴县丞两年，“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后又补为荆府纪善但可能未曾赴任。晚年放浪诗酒，终老于家。
吴承恩自称:“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探野史稗言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禹鼎记)序)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风，复善谐谑”《天启准安府志》)。才高位卑沉沦下僚，卖文自给的清苦生活，激发了他孤傲不屈的性格和愤世疾俗的感情:“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开未开?”“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选我入门来》)但在现实中，他只能感叹“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但在诗文创作中，他却能发挥他“善谐谑”的艺术特长，宣泄愤世疾俗之情，揭露明代社会“行伍日雕，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抨击官场、科场“笑语相媚，妒异党同”，“蝇营鼠窥，射利如蜮”的丑态《赠卫侯章君履任序《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二)。他所撰《禹鼎志》今佚)“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禹鼎志序》)。他的二郎搜山图歌》借助神话传说，平妖斩魔抒发他疾恶如仇的感情和安民保国的理想“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名鹰搏拿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纵。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二郎搜山图歌》当然，最集中、最充分体现他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才能的，还是《西游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除了上述主观条件和西游故事演变流布的客观基础外，还有时代的因素。明代后期，封建政治统治动摇思想箝制失灵宦官擅权，厂卫特务横行，都是政治腐败、政权不稳的产物。而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李贽、徐渭等一批桀傲狂放、具有叛逆精神人物的出现，以及《水浒传》、《金瓶梅》等一批离经叛道英雄小说、世情小说的相继风行，也正是封建理学思想牢笼被破除冲决的标志。吴承恩本人与文徵明、王宠等人诗酒唱和，深受他们疏狂自傲、不合时流精神的影响凡此均促成了《西游记)这样一部神魔小说的成功创作，使吴承恩塑造出孙悟空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叛逆和反抗精神的艺术形象。

世德堂本《西游记》是现存最早的《西游记》刊本，20卷，100回般认为初刊于万历二十年(1592)”。另据嘉靖、万历间人周弘祖的《古今书刻》著录，曾有“鲁府”与“登州府”刊刻的《西游记》。又，明末盛于斯《休庵影语》称幼时曾阅“出自周邸”的抄本。这些本子可能是世德堂本的祖本，可惜均佚。晚明另流行两种简本(”，一般认为是繁本的删改本。清初汪象旭、黄周星评刻的《西游证道书》正文基本同世德堂本，于第九回自称据大略堂《释厄传》古本插入“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的故事将原本第九、十、十一回的内容改成第十、十一回。以后名目繁多的清刊评点本正文，大多直接或简接地接受了它的影响。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世德堂本时，也更动了回目，插进了第九回的内容。1980年重排时，又恢复了世德堂本的原貌，而将第九回附录于后。

《西游记》成书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明代中后叶。当时，帝王昏庸无道，社会政治黑暗。武宗淫乐宫内，还四出巡游，劫掠财物，渔猎美色，市井为之白昼闭户。朝内宦官弄权，国中特务横行。特设东西二厂，分遣爪牙外出刺事，一人获罪，全家受累，邻里皆坐。世宗不理朝政，迷信道教，严嵩父子权势炙天达二十余年之久，他们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致使贤臣遭害，百姓流离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当然，作为一部神魔小说，它只能用幻想的
形式、象征的手法折射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尽管如此，《西游记》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深的时代烙印《西游记》中的天上、人间和地府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天宫等级森严，玉皇大帝表面上至高无上，权威凛然，实际上色厉内荏，昏庸无能。为维护天宫的统治和自己的尊严，他几次三番派神兵天将捉拿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结果，十万天兵神将多次被打得七零八落。天帝在征剿失败之后，多次采用安抚招降的伎俩，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反抗起义所惯用的手段。最后不得不借助佛祖之力平息之，充分暴露了天庭统治者外强中干的本质，这正是封建社会晚期的时代特征。

西方雷音寺的大雄宝殿表面上庄严圣洁，实则也充满了铜臭和秽行。佛祖的高足阿难、迦叶向取经的唐僧师徒索要“人事”，因无“人事”，竟给了无字经。佛祖不仅知晓此事，而且还振振有词地为之辩护，说什么“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过去曾为人诵经保安全，为亡者超度，“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这哪是传经以普渡众生，完全是人间商贾的钱货交易；貌似神圣的佛祖竟如世间爱财如命的财东商贾。这同样带有资本主义萌
芽时期的时代特征。

小说中的阴曹地府也是徇情枉法，黑暗无比。判官崔珏因是先帝之臣，在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受魏徵之请托，私改生死簿，让太宗延寿二十年，还魂阳世。而地狱枉死城的那些“枉死的冤业，无收无管，不得超生，又无钱钞盘缠，都是孤寒饿鬼”。只能在地狱受折磨，万劫不复。正如判官所说:“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地狱中恐怖的枉死冤业，与人间衙门冤狱遍地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作者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九个人间国度，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纪昀《如是我闻》.可见其针对性。作者揭露了妖魔鬼怪在这些国度横行肆虐的情景，而致乱的原因大都是因为国君荒淫迷信昏庸，朝政纲纪腐败混乱。如比丘国国君迷上女妖，爱其色美，宠幸在宫”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无正眼相觑不分昼夜贪欢不已”他听从妖道妄言，竟要用一千一百十一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来治病，而小儿的父母因“惧怕王法”，“俱不敢啼哭”可见封建帝王统治的荒淫暴虐。书中比丘国、车迟国、乌鸡国的国君都迷惑于妖道。比丘国妖道当上了国丈，“到宝殿前，更不行礼昂昂烈烈”，而卧病的国王反倒“躬身迎接”；乌鸡国妖道谋害了国王，夺取了皇后皇妃；车迟国妖道自称会“抟砂炼汞，打坐存神，指水为油，点石成金”，当了国师，“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主”。他迫害僧俗民众，“且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明正德年间特务统治，“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一家犯，邻里皆坐”(《明史·刘瑾传》。嘉靖年间世宗尊崇道士，邵元节被封为真人，做了礼部尚书，陶仲文被封为真人，任少师少傅少保，“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一)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吴承恩的锋芒所向。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中所描写的奸淫掳杀、无恶不作的妖魔除了少数象征自然界的灾害外(如黄风怪、黑水河妖等)，多数是社会上各种为非作歹的恶势力的神化:他们有的占山为王，划地称霸，颇似兵匪；有的歌舞宴请，铺排奢侈，不下官绅；有的仗势欺人，气焰炙天，俨然勋戚贵胄；有的附庸风雅，自称“门下”、“侍生”，竟同儒生。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且往往与神仙佛祖沾亲带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妖魔鬼怪有的因神佛管束不严私自逃下人间，有的甚至是神佛有意驱遣下凡，受他们荫庇的。如乌鸡国妖道原是文殊菩萨座下的青毛狮，“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国王被他害死了“也无门投告”，只得求助
于孙悟空。当悟空要打杀妖道时，文殊菩萨出现了，说明他与如来为报乌鸡国王在御水河浸他三天三夜之仇，“驱令此怪下凡，推国王下井，浸了三年”；并为妖道开脱罪责:“自他到后，这三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何害人之有!”又如狮驼山三怪中的大鹏魔，吃了狮驼城的国王及文武百官，“满城大小男女也尽被他吃了干净却因他是如来的舅舅，“那妖精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天宫，十一大曜个个相钦；十地阎君以兄弟相称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这正是明代统治阶级庇护下各种社会恶势力、贪赃枉法之徒横行无忌之社会现实在书中的投影。在这样黑暗残暴的统治下，民不聊生，可想而知。书中写道，红孩儿在号山刮地皮，山民山神“披一片、挂一片，襬无档，裤无口”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红孩怪之叔、如意真仙，霸占破儿洞泉水，“但欲求水者须要花红表礼，羊烟果盘，志诚奉献。”凤仙郡民事荒凉，街衢冷落”，“富室聊以全生，穷民难以活命”，物价暴涨，“斗粟百金之价，東薪五两之资”，百姓卖儿鬻女:“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城中惧法，典衣当物以存身；乡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顾命。”这不仅是晚明社会天灾人祸交相肆虐、民生涂炭的形象写照，而且融入了作者长期穷困潦倒的辛酸体味由上可见，《西游记》的不少故事是虚构的、荒诞的，但作者的构思却是抽象于现实的；形式是幻想的、海阔天空的，而内涵却是真实的、深刻的。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并非是直接面向社会，抒写现实人生，但客观意义却是在“游戏中暗传密谛”(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在作者的戏谑、幽默、嘲讽，甚至插科打诨中，对晚明的时弊世俗随笔点染，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无不切中时弊。这便是神魔小说《西游记》的内容，其现实意义不同一般小说的艺术个性之所在。

不理解吴闲云就得等同于把《西游记》当童话小说看？

真假美猴王【这大圣道】【那怪亦如此说一遍】【那猕猴闻得如来说出他的本象，胆战心惊，急纵身】【大众不知，以为走了】【大众一发上前，把钵盂揭起，果然见了本象，是一个六耳猕猴。】【至今绝此一种】【如来不忍】

佛道相争
宣扬三教合一与崇佛抑道也是吴承恩的思想矛盾。他通过刊悟空之口，劝车迟国国王说:“望你把三教合一，也敬僧，也敬道，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书中的唐僧由落难儒生而成为佛高僧，这符合封建社会上层僧侣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儒士的实际情况。孙悟空成于精，隶于道，忤于神，制于佛，猪八戒、沙和尚在皈依佛教前都是道教的神。可以说求法的师徒四人本身就是三教合的体现。至于说书中的佛道神祇互相承认，“观音见玉帝，王母如来”，屡见不鲜。名物的彼此借用，教义的交叉渗透也比比皆是佛教自汉代东渐以来，逐渐本土化，并与封建正统的儒教和土生士长的道教并列为三大教派。它们互相论争，又互相渗透。而统治尽管有个人的尊贬好恶，但为巩固封建统治，总的趋势是利用三教促进其渗透融合的。唐代开始的御前三教论衡即可为证。《西游记》中的三教合一，也正是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西游记》又明显地存在着扬佛抑道的倾向。作者揭露道徒的跋扈，讽刺佞道的愚妄，指斥道术的淫邪，笔挟针刺，锋芒所正是晚明皇权与道教的畸形结合，朝野崇道佞邪的病态现实。由上可见，《西游记》中的思想矛盾，既源于社会现实，又源吴承恩本人的思想矛盾。他既想疗救这病入膏肓的封建社会，便得不求助于宗教，特别是佛教、儒教的教义，在书中予以鼓吹宣扬并把希望寄托在唐太宗那样的明君、魏徵那样的贤臣身上；但他对现实中朝野腐败、君臣佞道的现实愤慨不满，便情不自禁而用戏之笔将目击身历的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移植于妖道邪术中加以揭露嘲讽，借出世的情节，表达入世的思想。

我觉得有些人把孙悟空赞扬为反抗封建社会的英雄的观念有些搞笑，这样说的话，就好比现代社会有退休的党员写出反抗社会主义的小说。他吴承恩自己就生活在封建社会里，你说对一些社会现状不满而写没什么，说写一个反抗社会制度的，你当国父等革命家啊？要改天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