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家室再考
辛更儒
一
对辛弃疾家室和子女的考索，是辛弃疾生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辛弃疾全部600多首词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妻子。例如，在邓广铭先生的修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中，《汉宫春·立春日》居于全部词作之首，邓先生认为这首词首句“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所言的“美人”，应即辛稼轩的夫人范氏。而此书的《增订三版题记》中也说：“辛稼轩在‘锦襜突骑渡江初’的绍兴三十二年，便已有了家室，亦即和先已寓居京口的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妹成婚了。”又说，据此词“‘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句，知其违别故乡济南仅及一年；‘却笑东风……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诸句，为稼轩以‘朱颜’形容自己面貌仅有的一次，知其确作于青年期内”[1]。又如辛弃疾有一首《定风波》词，题为“大醉归自葛园，家人有痛饮之戒，故书于壁”，下片是：“欲觅醉乡今古路，知处：温柔东畔白云西。起向绿窗高处看，题遍；刘伶元自有贤妻。”此词作于退归带湖新居既久之后，沉酣于山水诗酒之时，而所涉及的那位把“绿窗”题遍的“贤妻”，当然也是指范氏而言，而且据此可以考定她竟是一位知书达理、颇具风趣和善解人意的女子。
稼轩词中，涉及其夫人的词作，当然不止上举的两首。又如辛稼轩还有一首《满江红·中秋寄远》词，明显是其宦游思家的“寄内”词；其另一首《浣溪沙·寿内子》更是直接写给他的夫人的作品。稼轩其它诗词涉及这一题材的还有一些，而对于这些诗词作品的理解及写作背景的考释，则因对辛弃疾家室的研判不清，至今尚多歧义，未能有效解决。
由此看来，对辛弃疾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生平和家室作进一步地考察和探索，对于稼轩词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自清人辛启泰作《稼轩先生年谱》以来，虽然有兴趣研究辛弃疾生平的学者阵营亦颇为庞大，却因为资料的匮乏，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的人寥寥无几。辛启泰当清嘉庆之际，尚能见到传世的《铅山辛氏族谱》，本应有条件对此有清晰的记载，但他只是在《稼轩年谱》的《后记》中稍稍提到了辛稼轩九子之名，对稼轩的祖母、母亲、夫人、女儿，竟然没有写下一个字。我们今天可以明确地指出，辛启泰在利用《铅山辛氏族谱》的过程中，舍弃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而不加以充分利用，表明他确实不具备一个史学家的才识。
上世纪初以来，辛弃疾和他的稼轩词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仅编著《辛稼轩年谱》的学者就有陈思、梁启超、郑骞、邓广铭、蔡义江等多人[2]。由于辛启泰所著《稼轩年谱》留给后人有用的资料太少，故此诸人的《年谱》，对辛弃疾生平事迹的研究遂依据其所占有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多寡做出各自的论证，因而使辛弃疾生平事迹异说纷纭，错误丛生，对辛弃疾的家室研究也就少有所获，以迄于今。邓广铭先生所著《年谱》，曾受到多数辛弃疾研究者的好评，成为这一类著作的佼佼者。但是，今日看来，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辛弃疾家室的直接资料掌握的不多。不过，邓先生还是在资据不足的情况下考出了辛弃疾的妻子范氏，并对范氏的家世情况有所考证[3]。1997年，邓先生在增订《辛稼轩年谱》中借助1984年新发现的《铅山辛氏宗谱》[4]中《辛稼轩历仕始末》一文，以及宋刘宰《漫塘集》中《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实》、牟巘《陵阳集》中《书范雷卿家谱》等文，考定辛弃疾“南归之初，寓居京口娶妻范氏，为邢台范邦彦子美之女，如山南伯之女弟。邦彦父子亦绍兴辛巳岁相偕南下归正者”，并作按语说：“据牟氏文，知稼轩于南归后方婚娶，其事当即其南归之初。”这一论断，邓先生在增订《辛稼轩年谱》的《增订题记》中，在《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增订三版题记》中，和在词集的若干有关词作注释中，以及在他晚年所写的论文中都一再重复提及这些观点[5]。然而，随着辛弃疾研究新资料的发现，邓先生的这些结论，就有了被修改和完善的必要。
辛更儒
一
对辛弃疾家室和子女的考索，是辛弃疾生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辛弃疾全部600多首词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妻子。例如，在邓广铭先生的修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中，《汉宫春·立春日》居于全部词作之首，邓先生认为这首词首句“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所言的“美人”，应即辛稼轩的夫人范氏。而此书的《增订三版题记》中也说：“辛稼轩在‘锦襜突骑渡江初’的绍兴三十二年，便已有了家室，亦即和先已寓居京口的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妹成婚了。”又说，据此词“‘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句，知其违别故乡济南仅及一年；‘却笑东风……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诸句，为稼轩以‘朱颜’形容自己面貌仅有的一次，知其确作于青年期内”[1]。又如辛弃疾有一首《定风波》词，题为“大醉归自葛园，家人有痛饮之戒，故书于壁”，下片是：“欲觅醉乡今古路，知处：温柔东畔白云西。起向绿窗高处看，题遍；刘伶元自有贤妻。”此词作于退归带湖新居既久之后，沉酣于山水诗酒之时，而所涉及的那位把“绿窗”题遍的“贤妻”，当然也是指范氏而言，而且据此可以考定她竟是一位知书达理、颇具风趣和善解人意的女子。
稼轩词中，涉及其夫人的词作，当然不止上举的两首。又如辛稼轩还有一首《满江红·中秋寄远》词，明显是其宦游思家的“寄内”词；其另一首《浣溪沙·寿内子》更是直接写给他的夫人的作品。稼轩其它诗词涉及这一题材的还有一些，而对于这些诗词作品的理解及写作背景的考释，则因对辛弃疾家室的研判不清，至今尚多歧义，未能有效解决。
由此看来，对辛弃疾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生平和家室作进一步地考察和探索，对于稼轩词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自清人辛启泰作《稼轩先生年谱》以来，虽然有兴趣研究辛弃疾生平的学者阵营亦颇为庞大，却因为资料的匮乏，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的人寥寥无几。辛启泰当清嘉庆之际，尚能见到传世的《铅山辛氏族谱》，本应有条件对此有清晰的记载，但他只是在《稼轩年谱》的《后记》中稍稍提到了辛稼轩九子之名，对稼轩的祖母、母亲、夫人、女儿，竟然没有写下一个字。我们今天可以明确地指出，辛启泰在利用《铅山辛氏族谱》的过程中，舍弃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而不加以充分利用，表明他确实不具备一个史学家的才识。
上世纪初以来，辛弃疾和他的稼轩词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仅编著《辛稼轩年谱》的学者就有陈思、梁启超、郑骞、邓广铭、蔡义江等多人[2]。由于辛启泰所著《稼轩年谱》留给后人有用的资料太少，故此诸人的《年谱》，对辛弃疾生平事迹的研究遂依据其所占有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多寡做出各自的论证，因而使辛弃疾生平事迹异说纷纭，错误丛生，对辛弃疾的家室研究也就少有所获，以迄于今。邓广铭先生所著《年谱》，曾受到多数辛弃疾研究者的好评，成为这一类著作的佼佼者。但是，今日看来，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辛弃疾家室的直接资料掌握的不多。不过，邓先生还是在资据不足的情况下考出了辛弃疾的妻子范氏，并对范氏的家世情况有所考证[3]。1997年，邓先生在增订《辛稼轩年谱》中借助1984年新发现的《铅山辛氏宗谱》[4]中《辛稼轩历仕始末》一文，以及宋刘宰《漫塘集》中《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实》、牟巘《陵阳集》中《书范雷卿家谱》等文，考定辛弃疾“南归之初，寓居京口娶妻范氏，为邢台范邦彦子美之女，如山南伯之女弟。邦彦父子亦绍兴辛巳岁相偕南下归正者”，并作按语说：“据牟氏文，知稼轩于南归后方婚娶，其事当即其南归之初。”这一论断，邓先生在增订《辛稼轩年谱》的《增订题记》中，在《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增订三版题记》中，和在词集的若干有关词作注释中，以及在他晚年所写的论文中都一再重复提及这些观点[5]。然而，随着辛弃疾研究新资料的发现，邓先生的这些结论，就有了被修改和完善的必要。
左岸
